说到底还是要耕耘,要创造。天底下没有白吃伙食,人人都是“精三儿”。你不愿意“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我也无须死心塌地。我听一位老板批评人事部的干部:“1000块钱请得到的人为什么要花1100块钱?”,要求对人才的市场行情作准确把握。那么,久而久之,人才们也想:“你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路儿’,谁也不亏谁”。
的确,我们要向卖针的老太太学习。一分一分地找,一分一分地攒。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针。
再论“世界是懒人创造的”
再论“世界是懒人创造的”
1984年,我刚进广播电台不久就写了篇广播评论《世界是懒人创造的》,列举了自己在乡政府工作时,怎么动员农民采用“免耕法”不薅秧、不理苕藤,还有“种地与养土结合”等先进的种植方法,并由此引发对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及繁文缛节的批评。
“世界是懒人创造的”,其观点肯定不是主张懒惰,而是崇尚科学,崇尚简约,崇尚“借助”,崇尚快捷的思想,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场观念革命。
我喜欢“摸到活路儿象牛一样悄悄干的人”,但我们更应该鼓励“摸到活路儿就喊别人协助的人——所谓‘懒人’。”
今天,“世界是懒人创造的”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人们因为不想起身发明了遥控器;
买不起机动车又不想花力气发明了电动自行车;
因为挣钱太难,习惯于“随遇而安,苟且自乐”;
因为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习惯于“明哲保身”;
因为生娃娃太痛苦,还有人干脆不要孩子。
于是,一个发展的,科学的,文明的,竞争的,还有不少落后的,真真实实的世界产生了。
小时候我最厌烦起早,睡眼惺忪地煮猪草,我给我妈争“猪又不是人为什么要吃熟食?”后来听人说“喂生饲料好”,马上要求母亲我们的猪也喂生饲料,母亲不同意,说“气力干了是有的,累不倒!”。
母亲的勤劳与艾芜笔下的“石青嫂子”一样一半是美德,一半是保守。
也许是身体单薄,体力不支的原因,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不断的思索:怎样才能减轻劳动强度,怎样才能少干活儿多收益;怎样才能不用肩膀干活儿?想了很多但很难突破。
后来读中学知道有个牛顿,知道“自由落体”、“作用了与反作用力”、“能量转换与守恒”,这些现象我们劳动中随处可见呐,怎么就没有人去应用去尝试。比如给水井装一个滑轮。
我父亲说:“老子连铁钉都舍不得买,还买滑轮”,的确我们家的许多构筑物都是用竹钉、木钉或者篾条绑扎,11口之家找不出一块像样的木板,甚至偶尔在木匠那里摸摸溜光的木版都像摸玉石一样——凝脂的,浸淫的,洁净的,似乎还是通透的——那是真正的“现代石器社会”心态——石凳、石床、石课桌、石“风拨”、石碗柜等——喜欢木头、喜欢铁器、喜欢牛马、喜欢轮子、喜欢看车、喜欢香味、喜欢烟盒、喜欢牛皮纸、喜欢肥料口袋,喜欢一切带有现代特征的东西。
我问父亲:“牛顿、瓦特四五百年前就在摆弄机械了,为什么我们还在用石头?”
父亲说:“你吃的、穿得、用的,与原始社会有多大差别。原始社会牛多人少,牛帮人犁地驮东西;现在牛少人多,人就是牛”
父亲接着说:“你要想当懒人,多养几头牛啊,但是我们生产队买得起吗?”
我想当懒人,想创造“懒人的活法”——漫说借助机械,借助牲畜的能力都没有——生不逢时啊!
十多年以后,我们一些企业家都还习惯用耍起不领钱的人,而不愿意用停工要折旧的机械——劳动者为此感恩戴德!
“世界是懒人创造的”也许有道理,但很多人都懒不起,歇几天肩上没有担子心头就发慌!
我们批判的自由资本主义“机器排挤工人”是如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现代企业也是如此。
我希望中国的老板们还是多想点耍起的人,少去管耍起的“牛”,“少用机器多用人”。
虽然有点心酸,但却是大实话。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一)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
我读书,不敢奢望功名利禄,仅仅为了吃饭就须皓首穷经,就像城里的专家学者一样——因为我是农民。
因为我是农民,就算穷经皓首也要突破“二元”魔咒。
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
——农村“第二次土地改革”历史根源探索
1973年冬天,一个细雪飘飞的子夜,我扎了个草脚,抓了顶草帽,背起刚喂饱的三只公鸡,随大哥走进去内江的泥泞里。刚出门母亲追到屋外再三叮咛:“不要走大路!”
可是,没走出几条田埂我就跌到了,要知道我当时只有12岁“芦柴棒”一样的身体,加之映着雪光走路又极其晃眼。我没有哭,我们家九姊妹都不常哭,这是遗传。
那个时代,孩子生得越多越光荣,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英雄妈妈”。在老家一带生育总数排前,存活数量第一,全部存活,几十年未伤亡一人,无大病一人,包括直接姻亲。在积贫积弱,每天几两粗粮不见油荤的“食草时代”极为罕见。
父亲是位落难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落难,他常给我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家国天下,除了国就是家;国的核心是‘忠’,家的核心是‘孝’,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这样做了,世界大同就有希望”。
父亲的“家国”思想影响了我们一生,使得我们九姊妹几十年相濡以沫,相伴相携,创造了世间罕见的家庭和谐,从而延伸出每一个子女尽其所能创造的单位和谐、圈内和谐以至社会和谐。
猪饲料——厚皮菜煮稀饭,锅中间放一个铁碗,有点米饭就会跳进碗里,这是给若干弟弟妹妹幼儿阶段吃的,五岁以上的哥哥姐姐不会争吃。
生日鸡蛋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能享受的一年一个的特殊待遇,但稍微懂事的大小寿星都会把鸡蛋分成几片。
“我生期母落难,妈妈您吃一片”。
“爸爸,驶牛累倒了,您也吃一片”。
总有不懂事的小弟小妹看着流口水,“弟弟、妹妹,给你们吃一点点”。
剩下两小片,一片自己吃,一片放进锅里搅两转。
类似“孔融让梨”不知道有多少宗多少件,由此兄弟姐妹没有红过脸,“有
困难,我!我!我!”,“有好处,你!你!你!”,几十年如一日。
川南的田坝下雨就烂路,脸上刺骨寒风,脚下总也甩不掉的泥巴绑满草脚,两手紫红,步履蹒跚。大哥出于心疼带我走上了大路。
糟糕!马路边房子里亮起了煤油灯。大哥叫我别怕,他读过《红旗谱》,喜欢朱老忠“出水才看两脚泥”。
大哥当年21岁,高大帅气,是“复课闹革命”的初中生,就是文革停课闹革命一段时间后,学校又通知学生复课,说是复课闹革命。如果不是因为家庭成分稍差,大哥早该当兵了,说不定已经提干了呢?有啥法,谁叫自己出生既不是无产阶级,又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呢?
据父亲说,爷爷腰系谷草绳,带着几个儿子租地耕种,精心管理,十几二十年攒的钱到解放前夕买了几十担谷子田。一边租地种一边收租谷,故为“上中农”,即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之间的阶层,属于无产阶级争取的“对象”。当地富反坏及资本家全部消灭以后,“上中农”就属于最落后的阶层了,因此,在机会、困难出现时,“上中农”就是当然的“克服困难”的对象,就像长大后打工一样,机会正式工先得,困难临时工担起。
在早,我也不知道成分是什么东西,只有大哥当兵受阻,我才知道人是分层级的。
由此,我便有意识的把自己划到“农民阶级”的阵营,并且划到连当村干部、当解放军都没有资格或者只能往后靠的那群“低级农民阶级”,为农民做事,为农民代言,甚至想过:如果别人欺负咱太甚,学作楚霸王“取而代之”!
所以那个时候看《水泊梁山》,读到宋江嘶声喝令:“拉出去砍了!”就像阿Q“妈妈的,假洋鬼子,咔嚓嚓!”那般痛快!至于想砍谁,也是模糊的,下意识的。反正不是贫下中农,因为他们也吃不饱饭,他们也每天被蚊子咬,他们家喂的猪还是两三年都喂不肥,他们家喂的孩子也要20岁才长得成瘦筋筋的“大人”,他们的心情也像我父亲一样总是“阴天”。
据母亲说,生我之前能吃的草都扒光了,像我们那一带人均耕地几分的地区,老年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水肿病到处都是,好多农村育龄妇女都“停经”了,我是怎么孕育的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难怪我身边的同学朋友要么五八五九年,要么六二六三年,就难得遇到六〇六一年——“三年人类灾难”人口出生率骤然大幅度下降,自然增长率为负数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兄弟来到灯前,几个“半截鞋”拦住检查,说我们做鸡生意,要抓我们送公社关“鸡圈”。我心里只是跳。
大哥把一个像领头的“嚗炎老头”拍到一边,据说这老头抓过“壮丁”,还像“卢队长”那样学过官话下过操场。大哥给他说了几句什么,随后从我背篼里抓起一只鸡送过去。
还是鸡有用,“半截鞋”摆摆手,我们过关了。
“半截鞋”就是穿鞋不穿脚后跟,拖起,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政治“寄生虫”,好吃懒做,不干人事。权势者有难事就让他们出面,就像日本侵华时那些“汉奸”差不多,也跟黑帮那些打手一样,类似抓壮丁的“潘驼背儿”,用王保长的话:“我就是你们家的狗,你喊我咬哪个我就咬那个?”,俗称“狗腿子”,谁掌权他们就帮谁欺负咱老百姓。
后来,我们从内江用架车拉土豆到自贡菜市场去卖,在自贡城里也遇到类似的“半截鞋”。听大哥说,真正的“官”是不会直接给我们打交道的,一般都安排“半截鞋”来理抹,因为这些人能吵能打,如果出了问题“下”了就是。
文革后才知道,这些“半截鞋”以及全国性的法制践踏给我们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深重灾难。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万多件,被判刑的达万多人。
仅刘少奇问题就株连判刑几大万,我们被讹一只鸡算啥子呕。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没有当家人的军阀混战时期你顶多说它是“恶之花”;发生在国民党被撵走,恶霸被枪毙,地富反坏斗得头都抬不起,连我父亲这种“上中农”也已经赶到田坝驶牛去了的时候,那怎么也得给它安个“恶贯满盈”——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一路上,大哥骂了许多话,只有一句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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