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大哥骂了许多话，只有一句我记得清楚，“老五，你以后当了官，一定要整这些杂种”。（遗憾的是老五一直没有当官，让那些龟儿子侥幸逃脱，此生之憾也。）
天蒙亮，我们兄弟走完50里路到了内江。
“倒弯”菜市场依然是看不懂的红男绿女，依然是爽心悦目的嘈杂。我蹲在地上抱一只鸡等候买主，突然我听到大哥跟一个买主扯起来了，后来我问大哥什么事，他说：“一个驼子跟我扯称，说我的定盘星有问题，老子看她歪拽拽的还戴个手表就生气。”
今天农民也戴手表了，甚至戴手表都过时了；那个时候戴手表可是洋盘得很啰，像大哥这样伸展的小伙子看到城里的驼背儿戴手表是有点不平衡噻。现在想来，驼子也算残疾人，这样说不好。
中午，鸡卖完后，大哥带我去城里幺姨婆家吃饭。
姨婆住在内江半坡井，相邻两排楼房与山垂直排列，因地处陡坡，半山腰有口水井，故名半坡井。站在姨婆家阳台山可俯视今天的街心花园一片城市风景。
“幺姨婆，你这里好漂亮呵！”我兴奋的说。
“漂亮啥子，满眼都是灰色的，连人都是灰的”姨婆不以为然。
那时我哪里知道灰色是陈旧的颜色呢？更不知道老舍先生对旧北京“灰色的城墙、灰色的人力车夫”是如此伤感。我只知道那幢3层楼的灰色房子很雄伟，那些大人穿起灰卡奇制服很洋盘。因而，梦寐以求的就是长大了穿灰卡奇衣服。
姨婆比我妈小八岁，那时还很年轻，她家孩子也很多，个个都长得白白生生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姨婆做的菜用盘子端上桌看起来有些炫目，盛进碗里的干饭一颗杂粮都没有。
我们两兄弟狠狠的吃了一顿饱饭。临走时，姨婆拿出一大堆布茬茬，叫我们拿回去，说：“让你妈拼接起来，可以做棉衣被套，裁缝铺里这种破布头多得很，拼完了又来拿。”
从此，我们家的布券都拿去卖钱，很难得扯新衣服，十几年来，我们几姊妹的衣服、裤子、书包还有被单都是母亲在油灯下用一块一块的破布头拼接起来做成的。从此，我们不再挨冻。
二十年以后，到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还习惯用小布条拼“巴巴”给娃娃做衣服做背裙。节俭早已成为家族，甚至民族传统。
回家的路还是50多里，可能是吃了干饭的原因，也可能是没有背东西，走起来格外轻快。大哥说，姨婆读过大学，他们家顿顿都吃光干饭。
无法想象，顿顿都吃光干饭。
或者是为了吃上光干饭，或者是为了报复“半截鞋”，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读大学！
那年月，读完高中也跟小学差不多，读九年书除掉下午回生产队劳动，除掉几乎从来不考试，再除掉教高中的老师也只有初中文化，再除掉读书被人讥笑，读书父亲要骂的负面影响。我看我的学生时代有效时间最多也就3…5年。
现在的孩子只听过不好好读书要挨打挨骂，一定不知道“好好读书要挨打挨骂”，父亲骂得最多就是“一天到黑给老子鬼画符”，还有“老子读了十几年书，比他中央干部还读得多，还不是一样挖泥巴，有球用呵”。
不过毛主席去逝前后几年，四川农村的确诸事不顺。
水旱不从人，种点水稻、苞谷“干”成“索索”，没有多少收成；喂猪猪死，喂鸡鸡瘟，一年半载总要分几次瘟猪肉，一年半载总要去请外公吃几次瘟鸡。我想瘟猪瘟鸡体内可能不会有“三聚氰胺”吧，要不，我们吃了好像没事，有时馋了还巴望着生产队死猪哩。
天灾也罢。上面那些人还要经常用麻绳绑一串人来斗争，地主斗来差不多了就斗做“鸡生意”的，斗打“川牌”的。我听那些“半截鞋”说：“打啥子吃啥子，给老子把川牌吞下去！”有点像傻儿师长处罚下属“吃麻将”，那些龟儿子干得出来吔。
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抓赌。记得我们生产队几个社员打“包谷籽”，就是“和”了牌赢5厘钱，因为世界上没有5厘的钱，所以用苞谷籽代替，总之纯粹“玩”；但上面的人说这是赌博。要所有的人把钱拿出来；那个时候的农民有多少钱，还不是你几毛我几毛，都给了上面的“半截鞋”。
好在我们在成都换“搭伙票”没有被发觉，要不，我们也要挨斗，也要挨整，说不定也会强迫我们吃点什么怪模怪样的东西，或者把你包包头那几个分分钱给你没收了。
我捡过十年狗粪同时牧放十年小猪，不管是狗粪捡少了，还是猪放跑了都可能挨骂甚至挨打。记得有一年冬天，数九寒冬，因为读《高玉宝》，读到“高玉宝给地主放猪”读入了迷，结果猪跑出去把生产队的庄稼糟蹋了一点，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在卖这笼小猪时，母亲拿出一张10元的票子给我看：“五儿，看看嘛，这就是‘吆’了两个月的钱”，当时没有乳猪饲料，我们连买苞谷喂猪的钱都没有，敞放，小猪就一只鸡那么重，能卖几个钱嘛。
隔壁赵大爷说：“洪五儿就是一根筋，这会儿，哪个还读书嘛”。
从此，我在生产队成了“迂腐仔”的代名词，跟父亲解放初期的名声差不多。
不过，现在我的孩子也有人这样评价，我听起来很高兴。我希望她不要因为“一碗干饭”动摇把学问做穿的志向，更不能像她老爸那样非得“为两斗米折腰”。
中国太需要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我希望父辈已经创造生存条件的优等生多一些“硕士…博士连读”。
原资中县的县委书记杨秀彬给我说：“娃娃读得就是要让她多读书，不要急着叫她挣钱”，这位杨老弟的娃娃就是“本科…硕士连读”，还有原内江市卫生局局长甘华平，最先他的娃娃想早点工作，他也怕娃娃书读多了以后脑袋转不过弯，我给他说：“只有书没有读进去才转不过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转弯，真正读懂了，再大的弯都转得过”，后来他也动员娃娃读了研究生。
我不敢奢望所有的朋友都听我的，至少希望我的孩子创造“对金钱泰然处之，对学问一往情深”的奇迹，争取出几个“牛顿”，出几个“亚当斯密”，再出几个“比尔盖茨”。
我们时代需要能够叩开世界科技、经济和财富大门的顶尖人才，而不是拾人牙慧的模仿的跟随的“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甚至甘于落后的”的下三流人才。
一句话，我们要“沉得下来”，就像我们那代“饭都吃不饱，字都认不全”仍然苦学的“伤痕者”、“反思者”和“改革者”一样。
当年，好在我有大学梦，好在有位堂兄当民师，好在我是“五分加绵羊”。
一般的农村娃娃，只读了学校那薄菲菲的两本书——语文、算术，而我却在牧猪、牧牛，甚至捡狗粪的间隙，大量阅读父亲挂在屋梁上已经发霉的古印本《千字文》、《增广贤文》、《水泊梁山》、《说岳全传》及部分《古文观止》，还有大哥的《林海雪原》、《红旗谱》及八大样板戏剧本。特别是样板戏，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台词依然倒背如流。因而，写起东西来，自然具有“东风劲吹”的清爽和“红旗飘飘”的火热。
在那个“交白卷”的时代，在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太重视或不敢重视教学的时代，我的堂兄也是我的老师是个例外，他常常因为我们这些娃娃不好好读书又不敢放手教学而痛心疾首，甚至嚎啕大哭。小学五年，我每天上下学都跟他一起，形影不离。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这位堂兄老师没有说一句脏活，没有说一句落后的话，没有写一个不规则的字，没有一分钟不在尽职尽责，全身散发出“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气。在生产队我们一起劳动，我听人家说他是“一根筋”。如今，我堂兄快70岁了，据说政府给了民师晚年保障，好在还有一个讲道理的政府。
因为堂兄教学的严谨执着，我小学五年从未得过“5分”以下，尤其是写毛笔字从不马虎，近乎苛刻；初中两年绝大多数100分，偶有99分，老师也会按100分宣布；高中两年班主任宣布好成绩名单是以我的平均成绩作标准的，考多考少，洪正举都是“第一位”。一句话，老师们十分珍爱班上的“尖子”。多年以后，老师们仍然以之激励学生发奋读书，“生子当如洪正举”已在家乡传为佳话。
小学毕业有幸由村小保送到乡中心小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幸遇恢复考试制度，又以全公社第一考上高中。
内江县全安公社初七七级1000多名学生只有两名学生两科总分120分以上（数理化一科，语文政治一科）达到及格标准。如今，一位当农民（意指农村户口），一位是年薪百万的高技术人才，特大型企业总工程师。当然我也曾经作过特大型企业“临时总经济师”，只是年薪不到10万，比我们邱茂同学少了十几倍。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它的发展让人惊愕、恐慌、不可思议、不可抗拒。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打砸抢抄抓，横扫“牛鬼蛇神”。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军、学农、学工，也要批评资产阶级”等“左”的思想影响下，废止考试和升留级制度，学校成了重灾区。
前后十年###，整整贻误了一代人。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3000万人。
难怪，我的班主任唐松涛老师不无自豪地说：我教了10年书，第一次教出一名真正的初中毕业生。
升入乡办民办高中（我们叫“农中”）后，开始接受同样准备考大学的老师的教导。老师们和我一样，上午教书，下午回生产队劳动。到了晚上，老师们还得找出他们或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已经泛黄的初中、高中课本重新学习，因为他们原来是村小民师，曾经“挨门乞讨渡春秋”，靠学生家长交粮食度日。他们连教初中都有点勉为其难，何况高中，加之，是教参加高考的高中。
现在的学生只知道有“农大”，却不曾听说还有“农中”。就连乡下的孩子说起“农中”也直摇头。“农中”与民小一样属乡村民办性质，是由1950年代的私塾发展而来的，师资不是国家公派，而是由农民中推荐出来的老秀才和回乡“知青”担任。
“农中”一般为初级中学，像我们这种“贫困乡村‘高级’中学”外国绝无，中国罕见。
邱茂同学不一样，因为他父母是老师，有法让他读正规高中，后来考上正规大学，分到正规企业，担任正式职工，跟其他参加正式工作的同学、同事一样，该学习就学习，该升职就升职，无须为人做“嫁”。因此他达到了我等难以企及的人生高峰。
记得有位小学毕业读过初级师范的老师老是把化学方程式正不平，上有机化学像讲天书一样。
这些年近半百教书几十年的老师，身份还是农民，还得回家种地。既便如此，老师们仍然坚持和同学们一起苦学。是考试制度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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