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不会动摇——好像有理。
二、“按劳动力承包”——理由是“责任制”是针对劳动者的管理制度，不应针对没有参加集体劳动的老人和孩子。
按照两个思路，我们开始作动员工作，同时也征求具体土地划分办法。结果多数农民希望：
一、“联系产量计算奖赔”的责任制说到底还是集体管理，你那个奖赔账越算越复杂，最后无法真正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按人口、按户头承包——包产到户——最后大家感到每户承包土地一样，上交标准也应该一样，那么就直接搞成“包干到户”——交够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
二、先划土后划田，到时候“土不如田”，一不做二不休，田土一起划。
最后，通过十个经营管理干部，加上门淮先十一个人给区上作了汇报——内江县史家区“大包干”就这样搞起来了。
龚家公社“大包干”试点结束后，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
我到当时的全安公社上班后首先接受由区上组织的农业经济管理方面的培训。几乎每天都在算“大锅饭”与“包产到户”的对比账。
什么“要用表嫂的钱办表哥的事”，即用较少的劳动耗费创造较多的经济效益。
什么“箍桶理论”，就是今天所谓的“短板理论”，即因一块短板影响一只水桶的容量。
什么“比较经济学”，比如一段时期农村流行说法：种粮不如种菜，种菜不如种树，种树不如养猪，养猪不如打工，打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当官。
还有享用一生的“典型调查加推算”的调查方法，农林牧副渔分类成本核算，记账、算账、报账与用账，用财务分析方法研究农村经济比较效益。
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与承包合同管理，包括农村土地经营承包制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村土地发包与承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法律、农村承包合同条款、农村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和兑现、农村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违反农村承包合同的责任、农村承包合同纠纷的处理等都做过一些初步研究。
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统计口径培训、土地承包后的生产队会计培训以及能够把手磨出茧子的统计报表填报。
当时，我还给广播电台投过一篇稿叫《抽签与搁平》。说的是好土孬土事先分类，编排次序事先约定，然后抽签排列各家各户序位，数到那里，那里就是你家的地，没得扯头。这样尽管不利于家庭承包地成片，多少会影响生产经营；但，只有这样小块小块的分，力求相对集中的分法才搁得平，群众意见才相对较少。我们全安这套办法很多乡都在用，大家都觉得“搁得平”是第一位的。
我们这十个聘用制公社干部通过四年努力，个人成了农经管理行家里手，顺利完成“第二次土改”任务，但自己却被内江县农林部全部解聘，回家种地——滑天下之大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组、到户，包干到组、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6年初，全国超过的农户实行“大包干”，从此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彻底告别饥饿。
学习力就是竞争力
我深知“学习力是最本质的竞争力”。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学习力的竞争。
多年的职业经历告诉我：
（品质＋敬业＋创新）X学习==人才
因此，要想成为优秀人才品质、敬业、创新都很重要，但不学习迟早都会落后，跟不上潮流。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有所思、学有所悟，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曾说：“作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除了掌握专业知识外，还要细读哲学、文学与历史”。为此，我将学习的范围扩大，按尼总统的治学要求：要有艺术家一样的激情，具有想象力，要有法律工作者的条理性，具有理性精神，要有哲学家一样的洞察力，善于分析总结。我现在学的是文学，还应该选学哲学、经济等更适合做行政管理的知识。
在学习方法上确立“学习为本、工学结合、注重能力”的先进治学理念，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和充沛的学习精力。
尽管1980年代十年间几乎每天都在学习，实际读书时间绝不低于当今天下最优秀的博士；但毕竟没有老师，没有师兄师弟，算是工作单位里的“象牙塔”，因此，要学着孔夫子那样走出去，向更宽广的社会学习。
为此，在对自身前途及民生忧患息息相关的政治变革如痴如醉的钻研，在对资本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青年的前途问题彻夜难眠的思索的同时，在内江参加了若干短期培训，还邀约几位同学，请了几位老师，搞了个“新竹”文学社。旨在相互切磋，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当然也少不了年轻人永远也改不了，实际上也无须改的“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给高中语文老师吕方杰写过一封信，下面转载他给我的回信，读来一定有所裨益。
正举：你好！
来信读后，十分欣喜，我已经看到“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了。
上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你被广播局招聘为记者，心里十分高兴，但一直未曾前来看你，请原谅！
你上高中时个子不高，像个孩子，但你的钢笔字却写得十分出色，文章也写得很好，我在后来的学生中，还夸过你这个当年带有浓厚乡土味的学生呢！当然，几年不见，想来一定是长高了，长壮了，成了漂亮的小伙子了；可能现在认不出了，但当年你的模样，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作为教师，除了教好现在的学生外，也常常叨念着过去的学生，为他们祝福。作为我一心只为学生是念，别无他求。
谈及写作，荒废多年，手笔生疏。但为了培养学生，组织几个业余的通讯员，我还是十分乐意效力的，更何况上半年我还组织了一个《浪花文学社》呢，只可惜工作繁忙领导又不十分支持，现在是搁浅了。如果我能借你这支东风，不知能否重新扶起这株幼苗，怎能说得上添麻烦之类的话呢？若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连感谢都感谢不尽呢！
关于你物色通讯员一事，如有闲暇盼早日光临！
致礼！
吕方杰 忙草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夜
我们办“新竹文学社”的宗旨就是吕方杰老师确定的，即如郑板桥的诗：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龙孙绕凤池。
老师的愿望很明确，他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但又提醒我们：新生力量的成长还须老一代积极扶持。
作为“新竹”联络召集人，我向老师同学们学了很多东西，甚至包括一些政治理论。我体会比较深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特别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排外心理的重炮。它是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因此，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来，西方列强总是以其实力作依托，以武力的，枪炮的，商品的，资本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即和平和战争的种种手段使中国屈从于他们，成为他们的附庸和奴隶。
人家韩国就学到西方经济竞争那一套。韩国负责统计、预测、计划、经济协调的经济企划院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资与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其很多产品以高质低价优势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甚至成为亚洲国家的偶像。
我感到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意识一般人都有了，1980年代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第一生产力的问题是解决了的，但对资本仍然讳莫如深。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工作的经验：科学和资本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两只翅膀，我想，它既然能够让资本主义的经济腾飞，为什么就不能在我们国家展翅呢？
当时，我们那批文学爱好者都很年轻，有些想法也近乎幼稚，其中有位仁兄的想法很大胆也很令人深思。
他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有多少好的东西我们的老师，包括老师的老师；我们的家长，包括家长的家长，一代传给一代，已经深入骨髓。你宣传它，它是存在的，不宣传它它也是存在的。我们不会连祖宗都忘了，就算大脑忘了，留存在血液里的中国情结也是抹不掉的呀！”
因此，他认为要摆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过分依赖，甚至迷信，从而影响到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学习吸收，建议“做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天常操作的公关活动——炸长城！
他还说：“不要一提到炸长城就好像挖祖坟一样，伤了你的尊严。我们只搞仪式，不破坏文化景点，不伤及文物，旨在警醒国民不能意味蜗居长城，囿于长城，要突破长城，敞开心扉，去吸收更适合人性，更适合发展的思想，去寻求更适合生存的出路”。
话虽有一些道理，但毕竟不合国情，不能矫枉过正。
不能像“左们”那样不喜欢传统文化就“炸孔家店”；不喜欢寄希望于来生就“破四旧”；毛主席说“以粮为纲”，也许“全面发展”还没有说完，我们十二队的人就把桃子树都砍了；还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领袖一出口，连我们小学娃娃都在寻找“路线”，为上街捡粪还是上坡割草争论不休。因此，我们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后来，内江市公安局派人向我了解情况，问起我们文学社那些事，我谈起来很轻松很诙谐。
我给内江市委书记傅运鸿写信抱怨我这个“百里挑一”的人才不如卖豆瓣的“小职员”，人家吃国家粮，我吃农村粮。难道你希望我也要像周克芹非得获得“矛盾文学奖”才能农转非吗，你不觉得周克芹到成都开会自带大米是“守夜人”的耻辱吗？
还有新竹文学社的事，一群年轻人以天下为己任，思考一些关乎国家命运的事情，又不影响你们家鸡生蛋、猪生仔，你们怎么这么上心？难道你让我们也像当年那些“好孩子”一样，叫你打人就打人，叫你批斗就批斗吗？你是不是应该把“脑子”还给我们了！
谈了半天没什么结果。最后还是我主动解扣，我说：“你们放心，我们好不容易才盼到邓小平这样有起码良知，敢说真话，办人事的干部当家，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至少不饿肚子嘛，至少你没有直接把我抓起来关‘鸡圈’嘛；所以我会好自为之的”。
的确，好在小平同志出山了，好在已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好在农村改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