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没想，脱掉衣服，毫不犹豫地跳进大海。
风来、雨来、浪来、铺天的潮汐一起来。沐浴吧，冲刷吧，裹挟吧，将这“盆地意识”荡涤成一座思想的南天一柱！
海南岛为中国第二大岛。年平均气温23…25°C，最冷的2月平均16—20°C，年均降水量1500毫米。长夏无冬。当北国千里冰封的时候，这里依然暖风和煦，可以海浴。有汉、黎、回、苗、壮等民族。海南省长期以来经济落后，但矿物、动植物资源丰富，尤其石油与天然气蕴藏量可观，随着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南海石油业、旅游业的发展，海南经济已站在高速前进的起跑线上。
海南岛的海岸线长达公里；适宜的气候和优良的沙滩使这里遍布最理想的海水浴场和避暑胜地；如三亚市的鹿回头、牙笼湾、大东海、天涯海角，海口市的秀英海，文昌县的清澜湾，琼海市长坡，铜鼓岭南北海岸，陵水县猴岛，东方县鱼鳞洲等。沿海还有火山爆发奇观与红树林海岸景观。陵水县南海猴岛常使人津津乐道。五指山为海南岛主峰，气势格外磅礴。琼中的琼崖纵队旧址则为现代革命纪念地。黎族惟独分布在海南岛，人口约70万人，他们善纺织、印染、服饰，饮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海南最主要的民族习俗旅游资源。1987年海南全岛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仅此一点即使之产生了极大的旅游吸引力。
在1980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人们心目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特区是什么？
是人才集聚的地方，有点像参加“华山论剑”。
是收入最高的地方，有为者比碌碌者薪资高出十倍，形成“主仆式”落差。
是中国的“自由区”——择业自由，选择待遇自由；处处体现着充分竞争，公平竞争。
是“特殊”观念的地区——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似乎都可以作。自选动作多余规定动作。
特区人懂得市场、竞争、机会、人才、信息、资源、信誉、信用、法律、平等等内陆人觉得有点“那个”的东西。
有的地方领导还提出了“几个凡是”：凡是文件中没规定不让干的事，就大胆尝试；凡是别人率先创新实践的做法，就大胆借鉴；凡是为发展事业而积极探索、敢冒风险的干部，就坚决支持，大胆使用；凡是有利于当地跨越式发展的新举措，就大胆实施。
特区的确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样板，至少是观念的先导。
2006年2月，一群闯海人自发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大家提出，尽管闯海者当年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今天回望那段历史，令人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个年代闯海人艰苦中奋斗的精神，他们希望闯海纪念墙能体现出闯海人追求自由，拥抱理想，艰苦创业，憧憬未来的精神。
闯海墙，无疑成为见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十万人才下海南”的那段历史的标志性载体，它的建设，对当年的闯海者、今天与未来的建设者而言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当年，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闯海人一样，不顾一切地冲破旧的人才体制的束缚，潮水般奔向海南。在海口市人民公园一侧一段破旧的墙壁前，每天人头攒动，热烈非凡。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自荐信，后被戏称为“人才墙”，也叫“闯海墙”。
和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我希望到海南成就一番事业。但，不同的是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有几张自考结业证，找工作自然难得多。
先在蜀琼经贸公司负责项目策划，主要作项目前期调研论证，先后调研了汽车运营、进口汽车修理和房地产市场，重点是三亚市榆林中学附近一个房地产项目。
在调研途中，我曾间接接触三亚市旅游部门请的专家，他们在一个海滨茶楼座谈，我作为茶客旁听。
我十分钟情“闯海”大学生开的音乐茶楼，还为他们写了几句顺口溜：
海天一色尽收眼底，
热带椰林点缀其间，
一袭傣装笑容可掬，
一曲《回家》分外撩人。
专家告诫三亚政府“搞旅游重在新奇，人家是来看热闹看稀奇享受另类趣味的，所以重在创新”。看大家认同他的观点，他又接着说：“搞旅游还得在观念上有突破。比如，我们国家的许多旅游点都只能看看，没有什么耍的，这样旅游收入就起不来。要在附加值上做文章”。
在他们座谈中，还有位好像是某旅游景点的代表，说：“有位美国佬到他们景点玩，说是来时带多少钱，走时还是多少钱，他希望花钱，最好禁不住把钱花完了，给我们借钱走路，因此建议我们搞一些奢侈消费项目，比如狩猎、垂钓，甚至一些封闭娱乐”。
很显然，这位代表想提出闯禁区的问题。在当时来说，我们国家旅游服务行业禁区很多，主要表现在精神文明方面。大概又过了一两年深广地区提出了“支持有益，反对有害，允许无益无害”的指导思想。于是打“擦边球”的项目应运而生，深广海南娱乐业出现空前繁荣。
三亚榆林中学附近那块地尽管没有做成，但，对我们来说，也颇多收获。
一、变革时代充满机遇。当年，许多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在处理变革的问题时都心中无数，好像改革是“万金油”，想在那里涂一些就涂一下，常常形成“钓鱼”项目，最后，由领导出面召开会议被动拍板。这时，“权力寻租”就有了市场。
二、海南改革开放初期吵得凶，行动的少，空手套白狼者不乏其人。先找个项目，办个合资合作项目公司，自己的钱没打过来，甚至就没钱打过来，又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在当地贷款或进行别的融资活动。用你的政策用你的钱。当然这个钱也是公共资源，并非某地专有，只是某地获得更多的指标而已。
在蜀琼公司没干多久就因地块问题没有解决各自四散。
后来，我又到一家家用电器公司应聘，是一位老板姿态的中年人面试，他说：“大学生起串串，结业证算什么文凭”。
对，结业证的确不算文凭。后来我提到我在四川当过记者，于是来了兴趣。
“记者呀，可以呀，有记者证吗？”
那有什么记者证，我本来就是广播电台的临时工，实为“替身记者”，工作有干，荣誉没有，身份没有。即便如此人家还叫我走人哩。
“没有记者证，做市场情报还是不方便嘛，算了。”
和所有闯海人一样，一边经历找工作的无赖与焦虑，一边忍受极端炎热的酷暑，左手一包资料，右手一把汗水，晚上临时将就的小旅店没有空调，甚至电扇风力也懒洋洋的，一天要进厕所冲几次冷水自己都记不住了。
好在写一手好字，毕竟当过记者，很快在海口“人才墙”找到了工作，给一位房地产老板做地产策划，工资也差不多“两斗米”，住的条件就只有临时仓库一角，水泥瓦屋顶简易房。在起码40摄氏度的房间里，光着身，赤着膊，如饥似渴的啃着书本。不过，想得最多的还是家国天下。
一边研读欧洲名著，一边想为什么我们的教材选的经典名著都在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与没落，都在揭露“资本主义”的血腥与罪恶。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至今仍然是现代世界文学的高峰，其人格魅力世界公认。
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读着“也要批评资产阶级”的扉页课本完成小学、初中学习的，我的老师和参加工作遇到的第一批领导更是解放初期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好学生”、“好战士”，他们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缺点：
一、没有自己的思想，“惟上、惟书，不惟实”非常普遍，也许是明哲保身，也许是深入骨髓。
二、认为“封建社会”是国民党领导下推翻的，叫旧民主主义革命，因而对封建的东西尚可容忍，甚至自己身上还残留不少，如家长制、一言堂，有的还迷信。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恨之入骨。当老婆骂老公是“刘少奇”，那么，老公一定会骂老婆“王光美”。当后来王光美老前辈关心迪康妇科用药，我有机会见到老前辈时，我还风趣地告诉她：“你可是我们学生时期的资产阶级哦”。
那些年辰，厕所里、墙壁上，小娃娃的《图画》本上，到处都是我们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的漫画。我学了几年图画课，只会画少奇同志，因为他当时是全国批判的“叛徒、内奸、工贼”，乱画都有理。
我们这些沐浴在也许是先进文化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今天为完成自考学业，还得继续接受“批判资产阶级”的洗礼。
我怕天天念叨“批评资产阶级”，影响到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就像我们家总是在生产队喂猪的烂红苕堆堆头找一些勉强可以吃的红苕皮皮充饥一样，我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社会用得着“红苕皮皮”，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总结提炼出来的那些经营理念、管理套路和追求更高更强更好的企业精神。因此，每读完一卷总会扪心自问一番。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曾经落后的欧洲率先成为事实。而且，商品经济一经确立，就毫不犹豫地以它那扩张、开拓和不知疲倦的奋进活力追逐财富，积累资本。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我在这里无意宣传什么主义，因为我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就连后来在私营老板家打工也只能算苟且偷生而已。我只是希望通过马克思有关论述，系统的而不是单一的，全面的而不是割裂的认识一些问题。
无疑，在海南的生活是艰苦的，在海南的前途是漂浮的，但为什么不回四川农村。因为按照我的人生理想及农村现状，回农村的前途又是已知的——那就是“没有前途”。
在简易房的“好景”不长，老板在海南炒地皮没有成功，据说亏了几百万，把人家邮电储蓄的钱欠起，弄得邮电储蓄所支不出民工血汗存款。
老板垮了，原想继续找工作，正好三姐夫黄知荣出差来到我的水泥瓦房，见我满身大汗，正在狂草“大风起兮云飞扬”，甚为感动，马上叫我跟他回四川。
他说：“不必回农村父母身边了，直接到我家，我和你三姐负责你自考期间的生活，‘先读书后找工作’。”
姐夫深知“没有文凭、没有待业户口，在计划经济的夹缝里找工作的艰难”，也深知“私营企业用人的随意性”，因此力劝我不要幼稚的追你那个“资本主义”了，当时我习惯把市场经济说成“资本主义”。回去考文凭，找“官”做。
黄知荣既是我的姐夫，又是我的偶像。1975年跟我姐建立恋爱关系，那时他是生产队的记分员，我看他“报工单”上墙是用毛笔写的，那字漂亮。从1976年当兵起，我们俩整整保持了十年，几乎每月一次书信往来。他的进步很快，从战士到军干，一直做到铁道兵师部机关。
1979年他第一次回家探亲，见我从山上割了一背篼比我的体重重得多的牛草回来，当时我18岁，在读“乡村高中”，大约身高15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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