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们邪没有邪？”
他们说：“我们连正反都没有搞清楚，那里知道邪没有邪呢？”
看到这种现象，我就想起《王保长》
李老栓回答王大爷说：“管他蒸熟（征属）还是炕熟（抗属），反正都是拿来吃的”。
王保长纠正李老栓：“啥子讲种菜呵，那是蒋总裁！就是总发财，反正都是有钱的”。
对普通下层老百姓而言，你“剿共”也好，抗日也好；你种菜也好，你总裁也好；一点区别都没有。
就像我那几位练“###功”的亲戚，上面喊不准练，他就觉得自己好像犯罪了。
中国人多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鸟叫”都有人欣赏。
时下，比较流行的民间活动就是传销了。
我1998年花了700多元钱成为某产品“消费”经营者，就像我推销“佳禾月饼”策划的“提前购买，消费增值”一样。
无论你走进传销的那个会场，无论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人人都把你当亲人般接待，在会场上几乎人人都异口同声的说“好！”就像赵本山在小品中当选奥运火炬手即席发言，言不由衷的自我欢呼“好！好！好！鼓掌！”
有位级别很高，号称年薪百万的传销“老师”，是我以前的同事，他对我说：“你娃就不敢当众说‘吔！吔！吔！’嘛，不疯狂怎么能把你这只孤雁裹进群里，群众运动都不晓得嗦”。
有一次见一位邻居对她的上线，她们称“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她开玩笑。她一下就生气了，其他“传销”也跟着说：“你不了解传销，不怪你”
别的传销更是“吓死背时”。
由此，我联想到“养生益智功”、“###功”，传销又是个什么“功”呢？也有如此魔力，让人疯狂！
后来，我在想：中国这个林子真的太大太大了吗？随便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并且达到膜拜的程度。
如果说毛老人家一挥手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那是人家打了那么多大胜仗，那硬是“诸葛亮在世”啊，人家这尊神那是真神呐！就是今天哪个怀疑，也会被“骂脱”呵。
那么，张天师，还有###怎么给毛老人家比，魂都不在了嘛？
特别是“传销”说起来好像比对毛主席都好，怪哉！
“传销”的理论依据是减少中间环节，将用于渠道建设和广告推广的钱让利给消费者，从而理解为“靠消费损钱或者叫赚钱”，由于中间环节取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就只能靠“人”来进行，因此就需要“传”，即“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下去”，要不商品交换的链条就会断裂，生产经营就无从开展。
为了提高“传播”的有效性，所以他们总结出八字真言“打货，卖货，带人，听课”，还有许多类似“开口即开业，闭口就关门”等许多经典口号和经典活动。
最近几年“传销”活动频繁，传销者不失时机、无孔不入的市场渗透，包括观念渗透，已经成为新时代难得一见的奇特经济现象。
有人说，中国数以亿计的闲散或半闲散人员，如果“观念、利益”双双到位，足可掀起一场“经济邪教”，因其与个人利益充分联系，其影响将远远超过“政治邪教”。
但愿不是危言耸听。
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
我经常给老板们讲：“企业是什么？企业是社会资源和企业利益总的协调者和分配者”，有些老板就是听不进去。当老板就应该“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
“天下之财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大家创造，天下之利公平分配，合理分配，和谐分配。”一句话“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钱，大家分！”
1994年，金阳县分管经济的副县长马海瓦尔委托我代表他参加凉山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四大”体制改革》培训班。我有幸聆听了当时国内一线专家讲课。从那时起我就醉心于研究思考企业治理问题，特别是分配问题。
这个马海后来作了凉山州布拖县县长，与我同岁，我的工作时间稍微比他长一点，因为他是正式工，该入党就入党，该提干就提干，所以得志得早。不过，他可从来没有把我当秘书。他说：“现代企业制度和四大体制改革是培训县长的，你就代表我去接受培训，回来后，该怎么整，还要你拿主意呵！”
人家马海县长在用人上还是有一套呕。
1996年，成都商报约我写篇民营企业改革的文章。我当时想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成功，还需要改革吗？
我当时刚好离开“上海希望”，准备去“迪康”。正好，上海希望饲料公司总经理王长清离开“希望”后，准备搞一个“王牌”饲料。他让我帮他参详。在闲谈中，我们一边总结私营企业的得与失，一边解剖自己的沉与浮。
我们感到私营企业开始出问题了。
一是高层劳方与资方没有建立利益机制，也就是管理者与企业没有利益关系，像1995年，你几爷子“司刀令牌”都甩完了，弄了个2000多万，结果拿了1000多元的奖金。第二年大家就没有什么心思干了。
为了说服大家，我和当时的总经理还给大家来了段佛理：“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远处看，往高处走，靠平处坐”。道理是很有道理，特别是和平时期要多宣传这些东西，把大家的性子搞柔和一点，这也许就叫“和谐社会”吧？
但我老实觉得像是我妈经常教育我们“气力干了是有的”一样；有点宿命，有点忍让，有点“老好人”的味道。
其实，对普通人员来说，要走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按人才市场的规则就是同样的钱请得到人就行了。但掌握技术、掌握关系、有领袖形象的人走几个问题就大了。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呵。
二是责任没有落到人头上，人人都在负责，人人都不负责，主人翁意识极端淡薄。
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很快找到症结。于是一种叫“共享经济”的东西就在王长清办的长青饲料厂里实行了。
王老板搞的那套就是核心层依其在公司的价值给予股权，让公司主要操心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工作。理由是我帮他找的，即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创造的”。因此，代表可变资本的劳动者，起码现阶段公司操心层应该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拥有分配权，即股权。
这样一来，一向公认的股权认定办法，即资金、设备、场地等折算成资本参与股权分配办法就被打破了。
1988年9月5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企业界解决了技术入股问题。管理入股仍然没有解决。怎么办？能突破吗？
人家王长清当时已经差不多60岁的人了，刚从新津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却把这个“砍”迈过去了。
有些国内同僚看不惯美国等国家大型企业给职业经理人动辄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年薪，认为没有必要。现在都还有人对善经营会管理，兢兢业业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多得一点年薪“红眼”。可知，企业系统是谁在控制局面，是谁在启动航程，是谁在鼓满风帆。
一句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靠人。
关于怎么对待企业人的因素我的心得是：
一、一般员工不应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而主要依据劳动力市场行情。也就说，你企业亏本也要保证工资；企业赚钱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
二、经营者要与企业效益挂钩，同时与风险挂钩。通常20％…50％以现金支付，50％…80％靠年底效益提成。具体依据劳资关系而定。
王长清弄的那套共享经济第一年效果很好，后来情况不太清楚。但我相信，企业出了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新世纪以来，与“共享经济”相类似的企业治理方略很多。迪康集团对待员工的办法大概也可称之为“共享经济”。
迪康集团的做法是：针对不同层次人员，利用相关手段，解决“三大共同体”的分配及价值取向问题。即：
“利益共同体”；范围为公司普通员工，为其支付与自身价值相符合的工资报酬。
“命运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研发、经营、管理中层骨干，为其安排期权股份。
“理想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导入合伙制，使其在利益上有更大的保障。
据了解，希望集团现在的激励机制效果也很好，早已摆脱当初个别子公司人浮于事，离心离德的局面。
总之，“共享经济”无非就是希望建立利益共享，事业共创的劳资和谐局面。实现：企业利润，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利益分配，效益优先，贡献优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灰色营销”与“社会公平”
“灰色营销”与“社会公平”
党的十七大对“公平”、“正义”提得很重，“灰色营销”这种典型的普遍的“权力寻租”活动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众矢之的。
上世纪###十年代改革开放从思想到实践时间紧任务重，可以叫拨乱反正，因此，权力寻租比较突出，很多人因此发了财，获得了“第一桶金”，以至后来离开机关到企业后继续当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老板。
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召开后，我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比较从容了，有精力、有时间务虚了，研究科学发展了，就不应该总是匆匆忙忙的定事、做事。搞得“公平”、“正义”这些争取了100年的民主权利还得重新思考和解决。
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被我的许多同仁视为“杀手锏”的“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可谓“有权利的地方就有灰色营销活动踪影”。
国外对“灰色营销”这类带有商业贿赂的行为也想了很多办法治理，但常见报端的还是谁、谁、谁被绳之以法。因此，他们的所谓“代表”不主张权力集中，主张法制化，主张小政府。总之想方设法降低“人为”的操作因素。
好在我们的政府也在社会化上有相当的进步，政府直接操控指挥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减少。只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权力寻租”习惯仍然使得一些行业“灰色营销”盛行，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医药行业和正在显现化的教育战线。总之，公共权力越集中，权力寻租为己牟利的现象就越严重。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权力寻租作一番探讨。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一是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兼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等。
有一句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据报道：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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