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方面。她非常喜欢为外国交换生提供食宿，也会帮助奥马哈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会让她义愤填膺。以前，她的车上贴着一张写着“好人来自各色人种”的保险杠贴纸。后来，居然有人把上面的“各色人种”几个字刮掉并写上了“白种人”，这着实吓了她一跳。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和姐弟们开始第一次做慈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母亲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我们的鼓舞有关。那天，父母把我们仨叫到了一起，父亲说他准备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会，我们姐弟三人每人每年可以决定10万美元的用途。当时，我们主要是资助当地的一些慈善机构，比如内布拉斯加州娱乐和公园局（NebraskaGameandParksBoard）、老大姐/老大哥项目（BigSister/BigBrotherprograms）和奇卡诺人意识提前教育项目（ChicanoAwarenessHeadstartProgram）。私下里，我还给这个基金会取了个小名，叫“舍武德基金会”（SherwoodFoundation），因为它就像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兄弟一样伟大。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低调的基金会，因为它的善款数额既足以资助那些慈善机构，又不会超出我们分析和投资的能力范围。但很快，我们就不满足于现状了。在1999年，父母决定是时候给我们一大笔钱，让我们在自己选择的慈善领域中大展手脚。苏茜、彼得和我每人获得了约2650万美元作为我们个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正是在那段时期，我初步涉足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不久之后，我们便买下了南非林波波地区有猎豹出没的一块地产，并出资建造了一个猎豹园和研究中心，名叫“朱巴特斯”（Jubatus）。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人生不过仅有“40次机遇”，也顿悟到，如果我不先去帮助那些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保护野生动物就无从谈起。记得我和母亲在2002年一起去了加纳，这些年，她也时常和我谈起我们的慈善事业。其间我四处游历，沿途拍下了许多照片，从中也体会到了自己身上担负着奉献世界的重大责任。对此，母亲感到无比欣慰。
2003年，母亲被确诊出癌症，这对我们全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自那之后，我们常陪伴她左右，跟她一起共渡难关。正如她在查理·罗斯的访谈中提到的，她鼓励父亲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2004年1月，她拿出了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5140万美元的股份捐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这是继我父亲之后的第二份大礼，我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富有爱心的善举。母亲逐渐从这场大病中恢复了过来。出人意料的是，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她还是病逝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世人的损失。但是她仍然在以别的方式鼓励我们做善事，她在遗嘱中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了安排。2005年，苏茜、彼得和我的基金会分别从她的遗产中获得5160万美元的捐赠。
父亲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悲恸不已。当时的一些媒体也注意？，他因为太过沉痛而根本无法出席母亲的葬礼。母亲的离世使我们都觉得少了一位至亲的陪伴，尤其是父亲。以前，父亲喜欢拿大笔的钱让母亲去做慈善，造福世人。他一直以为母亲会比他活得久。可现在，母亲走了，他要怎么办呢？
父亲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看了看这些数字。捐款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对此我的感触也越来越深。我们曾遇到过很多手头宽裕、慷慨热心的人，他们想向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慈善机构来实现他们的愿景，只好作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最需要资助的慈善事业，不具备有效的组织机构、管理人才和战略方案来统筹大笔资金。这就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简单可行的项目。当然，这本身无可非议，但那种项目往往是一次性的，获得的效果不能持续，所起的作用也只局限在当地。同时，有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它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难再革新的地步，其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工作方法似乎也收效甚微。
父亲在了解了慈善领域内的各种组织之后，意识到没有我母亲带路，他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处理这么一大笔钱的慈善组织。这样一来，可供参考的范围就极大地缩小了。他发现，在目前所有运行的基金会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最大也最具活力，是接受这笔捐助的不二之选。该基金会在2006年就拥有290亿美元的基金和200多名员工，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并希望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我父亲正是被基金会的这一宗旨吸引了。
与此同时，父亲也非常欣赏彼得、苏茜和我正在做的慈善事业，并决定为我们的基金会做一次非常慷慨的捐款。当时，他委托给盖茨基金会的金额是310亿美元。正如他资助了盖茨基金会一样，他也想资助我们姐弟三人的基金会，但前提是，我们仨必须积极投入到基金会的运作中，并按照法律要求，保证他的捐款都被用于慈善事业。他承诺在接下来的多年里会累积给我们每个人的基金会分别提供10多亿美元的资金。这一决定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事业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给我们的这场激动人心的旅程加足了马力。他还在自己2012年8月82岁的生日时宣布，要将委托给我们基金会的捐助翻一番，作为给我们仨的一份礼物。
于我而言，也许这段经历中最鼓励我的地方，就是父亲曾表示希望我们去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像许多非政府组织，它们需要在募捐中向捐助者展示自己的“丰功伟绩”，我们则可高效迅速地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并且，我们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然后从头再来。
我父亲在序里提到过，他有一套“出身决定命运”的理论，也就是说，你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你将来的发展前景。而在不同时期，他对这一观念的阐述也有所不同。比如，他有时会说，如果让你选择出生在不用缴税的国家或是在要缴税的美国，那么你会因为要缴税而放弃出生在美国吗？你愿意缴纳百分之几的税呢？他认为，同样才华横溢、志存高远的两个人，一个出生在乍得难民营或者萨瓦尔多的偏远山村，另一个则出生在美国，那么他们所拥有的机会和际遇是完全不同的。
父亲之前一直把做慈善造福世人这个事业交给母亲打理。我们姐弟还小的时候，母亲就在很多社区组织中工作过，但后来的这几年，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少数几个相对较大的领域。她支持民权运动，倡导计划生育和妇女生育权。她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那些处于困难甚至极端条件下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获得基本的自由和平等。
如果你了解我母亲，或者只是看了查理·罗斯的那期访谈节目，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我父亲从不担心他的万贯家产将何去何从。正如我母亲所说，在我父亲一生成就的“记分卡”上，赚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至于赚来的钱怎么花，他从不上心。他对奢侈品不感兴趣，也无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喜欢的是投资中充满竞争的那一面，当他和其他人都读着相同的材料时，他会去思考市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发展问题，并想出一个获得丰厚回报的投资策略；而其他人却可能缺乏像他一样的耐心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无法像他一样脱颖而出。父亲知道母亲是个品性纯正、乐于奉献、聪明无私的人，于是他将自己的财富完全托付给她，让她去做一些对世界有益的事。
母亲一直激励着我，即便她去世了，我仍然想让她以我为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充分利用我剩下的30次机遇的一个原因。现在，我每天都会想起她，是她带领我们踏上了这段意义非凡又有满足感的旅程。对此，我深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