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和1800—1807年）清楚地反映了英法敌对时期却是美国的商人、航海家、造船家的繁荣年份，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很高。1807—1810年间增长率的突然下降可能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
从1834年开始的一系列数据可信度则更高。数据清楚地揭示了美国内战前20～30年间突飞猛进的增长。突然的增长通常和工业化的发端、西进运动及19世纪首次欧洲大量移民涌入有关。内战导致了1859—1869年间的低增长率：年均（仅就战争年份而言增长率更低）。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在1884/1993—1889/1998年间留下了一个更低的增长率：年均。所谓的1873—1879年间的大萧条在总量统计中没有显示出来，这部分是因为表中该10年的平均数没有很好地修订以体现这一结果，另外也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数据记录未能显示出那一时期产出的明显上升。强劲、持久的产出增长与严重失业并存的矛盾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至今未能加以解释。
以上所描述的产出波动一部分是政治或军事事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另一部分则是由经济体系的内在规律性引起的。任何市场经济都会经历波动，有一些是季节波动，不会影响年度数据；另外的一些如经济周期则很难在年度数据中得以体现。而要把握表中所包含的10年的平均数据则是难上加难，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经济周期非常短暂，从谷峰到谷峰或者从谷底到谷底，一般 3～ 5年。某些重要的经济衰退，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会明显地影响一系列年度数据，甚至影响该10年的平均值，但是影响较小的灾难性事件则是难以追溯和衡量的。
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第三种形式，即长期波动或库兹涅茨周期，具有15～20年的振幅——从谷底到谷底或者从谷峰到谷峰，这在表中的年度数据和类别数据中的10年均值中可以观测到。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等人曾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五个人都认为这些波动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神话至关重要。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3）
诺思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内战前的一段时期。诺思认为，从1815年开始至美国内战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英国对美国棉花的需求，这一需求正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美国内战前的20年间，棉花大约占美国出口总值的1/2。南部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正是棉花种植户对英国需求变化反应的结果。英国经济的扩张逐渐抬高了原棉的价格，并最终刺激棉花种植户向西部新的肥沃的土地转移——开垦土地种植棉花。伴随着西部扩张的还有社会一般资本的投入，例如一直伴随着西部扩张的铁路建设。当这些投入完成后，棉花的市场投放量大大提高，价格下降，种植户的投入停止，直到英国的需求扩张赶上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棉花价格才会重新上升。
根据诺思的研究，这一周期性波动通过南部对棉花收入的支出而影响美国其他经济区域。棉花种植户从东北部购买工业品，从西北部得到食品供给。在南部周期性波动的扩张期，需求显著，并刺激了北部经济的增长。在紧缩期，由于棉花种植户的收入下降，农民将劳动力从低价的棉花生产上转移到粮食种植上来养活他们的奴隶，不再需要从西北部购买很多食物，因此需求下降。诺思的传导机理——尤其是西部和南部之间假定的某种联系，已经遭到了各种各样的猛烈抨击，尽管他的模型很符合数据，但他关于棉花需求对美国南部经济的影响的解释非常牵强。
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伊斯特林和托马斯主要关注欧洲劳动力和资本向美国的转移，因而他们的理论主要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阶段相关。托马斯的观点是：长期的波动是英国行为的结果。在英国严重、持久的萧条时期，其劳动力和资本被诱导向国外转移，进而，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投资导致了接受国的繁荣，其中以美国为首。这样的繁荣经过长期酝酿后带来了对社会所有资本品的投资，这样，繁荣期延长了，持续了大约8～12年，而不是标准经济周期的～年。
库兹涅茨认为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美国而非英国。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伊斯特林建立并验证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用于描述国际移民的长期和周期性影响。简单地说，他的观点是：起作用的长期力量是欧洲人口方面的压力，而这一压力正反映了欧洲现代化的扩散程度。现代化刺激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加上现代化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导致了一个过剩的欧洲劳动力市场，而这些则加剧了内部之间和向海外的移民潮。然而长期波动的特定时机则依赖于美国的发展。伊斯特林的论文为库兹涅茨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验证。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尚未停止，新论文将会继续出现，并将提出各种各样的关于长期波动的解释，有些观点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有规律的长期波动这一现象。
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和伊斯特林提出了一种理论，将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解释美国经济的长期波动，这种理论极具说服力。尽管在一些细节的理解上有所分歧，但该理论说明了美国经济历次从严重萧条中的复苏（如1839—1843年的大萧条）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紧缺，都必须从国外引进劳动力来缓解这种压力，从而刺激相关的投资，尤其是对新工人的住房投资。经济的繁荣同样需要对社会所有资本品的投资，例如铁路。铁路对英国投资者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这样，外资的进入至少暂时解决了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否则由于繁荣导致的进口的显著增长会使国际收支恶化。经济扩张周期性的减慢会导致总量的调整，但这些调整相对较小，最终必须通过一次大的崩溃，经济出现严重持久的衰退，移民入美的人数减少。
国内国际因素造成的长期波动仅限于一战前的时期。一战结束了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的历史。然而根据伊斯特林的研究，依然存在影响国内经济长期波动的因素，它表现为生育高峰、生育低谷以及进一步的回波效应（见本套书第三卷第9章，伊斯特林）。
要素投入和生产力
在漫长的19世纪，生产要素供给膨胀常常表现为普遍的产出高增长。根据和大英帝国战争和约的一部分，独立战争后美国获得西部广阔的土地，下加拿大人原本认为这些土地属于他们，并已经开发用于进行皮毛生意［见麦金尼斯（McInnis），本书第2章］。这一土地割让意味着美国这个新兴国家财富的大量增加和其北部邻国财富的大量损失。1803年美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领土，这个州的面积几乎使整个美国的面积翻了一倍。1819年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 72 003平方英里的土地——主要是佛罗里达州。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得到了 1 204 740平方英里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州、俄勒冈州和墨西哥的割让土地，该领土面积几乎是美国在买进路易斯安那州之后的总面积的一半。加兹登的买入（1853）、阿拉斯加州（1867）和夏威夷（1898）的并入结束了美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领土扩张进程。到1900年，美国已经拥有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 3 002 387平方英里的领土，几乎相当于与英国签订战后和约时的倍。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4）
人口增长则更快，1774年美国人口大约为万人，到1799年就增长到约万人，尽管独立战争损失了很多人口，大量保王党也移民出国（大约10万人），到南北战争前，人口还是达到了1799年的6倍，到1909年，人口又增长了3倍。1774年到1909年之间，美国人口增长了近40倍。作为同一时期的48个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的增长更加引人注目。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重增加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19世纪建成的工厂大量雇佣妇女和儿童； ［2］ 另一方面是外来移民带来的人口结构的改变，出生率下降也起着微弱作用。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人口的平均年龄提高，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劳动力的增长率大于人口的增长率［见本卷第4章和第5章，海恩斯（Haines）与马戈（Margo）］。
最后，资本存量的增长幅度也很大。1774年到1799年间，资本增加了3倍多，从1799年到南北战争期间翻了16倍，而从1860年到1909年，又翻了8倍多。全部算起来，1774年到1909年，资本存量迅猛增加了388倍。
随之而来的是相关投入要素迅速增加。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产出增长中哪部分是由要素投入的增长带来的，哪部分是由要素投入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的呢？对这个问题的传统解决办法是根据总收入中各要素所占百分比赋予各要素增长率一个权重。总收入是这样计算的，把三种要素的结果加总，减去因总产值增长速度影响的部分。生产率变动作为残差。
以上方法可以在有关生产函数的学术文献中得到证实，这些学术文献包含了很多的假设和证明。有关这种方法的常规解释如下：如果三种要素的增长率取平均值，为了决定其在总产值增长中的贡献，那么它们的平均值必须分配权重，并且权重应该反映三种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既然要素报酬代表了每种要素对生产的贡献，那么，在生产过程中，每种要素的重要性应该构成对每一要素进行支付的产出的一部分。（至少在竞争性均衡中如此。）
因为不是每一个劳动者对产出都同等重要——单位资本和土地也是这样，所以在产出贡献的分析中其实不止三个要素，其他要素也应该衡量权重。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但是现在，我们只考虑这三个要素。而且，由于1774年的产出和投入值的选择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的分析将只限定于1774年以后。最后，要素投入值代表的是可能获得的投入，而不是实际所用的投入。另外，至少从1834年以后（见上文），生产力变化的衡量尺度发生了变化——包括就业水平的变化和劳动强度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强度的上升或者下降趋势不是十分明显。从短期来看，奴隶制的废除、工业中周工作时间的适度缩短会减轻劳动强度，但是经济结构的变动，提高了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必然会增加劳动强度（就像资本利用率的变化一样）。因此，在考虑生产力的改变时必须考虑周全。然而，如果我们把19世纪生产力变化的大部分原因完全归于就业水平和要素利用率的变化，却似有不妥。
19世纪，美国产出的增长明显受制于要素投入供给的增长，这些要素投入的增长带来了大约82％～85％的产出率的增长（见表），当然，生产率的增长带来了剩余的15％～18％。1840年以后生产率的变化对经济扩张的贡献似乎大于1840年之前，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一战后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扩张的影响则要显著得多（见本套书第三卷第1章，阿布拉莫维茨和戴维），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对重要性的提高不仅取决于生产率的增长；这也是一战后要素投入率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