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
魏长青被问急了，只好实话实说：生意不好做，刚刚应付完黑道老大，税务局又来查帐，前几天被他老婆万冬梅炒掉的那个会计心理不平衡，跑到区税务局稽查科去检举揭发了，如果查出问题，魏长青将被罚款，而罚款中的一部分将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个会计。
秦石峰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鼓励告密者吗？这符合*吗？”
聂大跃没说话，掏出手机给税务局长打电话。聂大跃是区纳税大户，连续三年通报表扬，跟区税务局长很熟。
聂大跃请局长吃饭、洗桑拿。局长说：你是纳税模范，我应该请你才对。聂大跃把魏长青的情况说了。局长当场打电话给稽查科长，说眼下那么多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情你们不查，跑去查一个咖啡官干什么？局长的话很有原则性，完全符合当时中央“抓大放小”的精神，科长也不是傻瓜，立刻就听出局长的口气了，马上顺秆子溜，回答说：接到举报肯定是要查一下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咖啡馆交定税，能有什么大事呀。
万冬梅一定要请聂大跃吃饭答谢，聂大跃推不过，只好和秦石峰一同前往。席间，秦石峰对魏长青夫妇说：你把咖啡馆兑出去，套回资金买股票吧。魏长青夫妇没敢接话，而是看着聂大跃，仿佛聂大跃真的变成他们的大哥了，这种大事须由大哥说了算。
聂大跃说：“好，好主意。”
魏长青认为既然聂大跃都说“好主意”了，那就肯定是好主意了，决定照办。
其实聂大跃是随口说的，并没有认真思考。聂大跃当时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想着胡娅沁要跟他闹离婚的事。
高位出局 透资8（1）
聂大跃与胡娅沁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岳洲当时是县，上山下乡也不如大城市正规。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固定的知青点，这些知青点叫“集体户”。一个“集体户”里面多则几十个知识青年，少的也有七八个十几个。这么多知识青年男男女女在一起，尽管有吵嘴打架的，有勾心斗角的，有争风吃醋的，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们至少不孤独不寂寞。而聂大跃他们不一样，聂大跃他们是小地方人，小地方人下乡都没有北京上海的知青那么正规。事实上，聂大跃当时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聂大跃，另一个是胡娅沁。聂大跃是高中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级的“连长”，长的人高马大，而胡娅沁是初中毕业，本来年龄就小，加上瘦，看上去跟上海人发的死面馒头，根本没有长开的样子。按照聂大跃当时的条件可能看不上胡娅沁，但是胡娅沁是矿上的，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与她身上的一些劣势相抵消，最终使她达到了与聂大跃相同或相近的高度，于是，他们平衡了，并且最终结为夫妻。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面对日益增多的离婚现象进行评述时，一个占了上风的观点是：婚姻其实是一桩交易，这桩交易的基础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双方综合条件相当就是公平。当双方中的一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来的平衡被打破，离婚就成为不可避免。
反对的一方说：不对，婚姻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交易最忌讳感情。
占上风的一方说：感情也不是凭空建立的。感情也可以折算成平衡要素。条件变了感情也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双方的观点都没有错。婚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双方结婚前，精神的东西多，物质的成分少，结婚之后，成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浪漫少了，现实多了，自然就是精神的东西少了，物质的东西多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婚与物质有关。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胡娅沁要与聂大跃离婚，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与大城市知识青年另一个差别是上山下乡地点的远近。像北京的上山下乡到革命生地延安，上海的上山下乡到云南或黑龙江边境。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地方远其实也是一种待遇，这种待遇是岳洲这样小地方的知青享受不到的，他们只能就地下放，下在本县境内。由于比较近，所以就不需要乘火车而只要乘汽车就行，因此，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下乡时就少了火车站台上热闹的欢送场面。但打锣敲鼓是免不了的。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就是与几十个知识青年一起坐着汽车从城关镇被打锣敲鼓送到“东头”的。
“东头”位于京广铁路的东面，离城关镇虽然没有上河口和老雁窝那么远，但由于隔着一条京广铁路，并且当时没有横跨铁路的立交，两边往来不方便，因此，给城关镇人的感觉反而比上河口或老鹰窝更加遥远、更加闭塞、更加偏僻。
当时“东头”的官方名称叫“东方红人民公社”。聂大跃胡娅沁等几十个知识青年直接被拉到公社。
公社其实就像一个小集镇，标志性的建筑不是公社大院，而是大院旁边那个大礼堂。聂大跃他们首先就是被安排在大礼堂里面的。
公社大礼堂远远地看上去与城关的电影院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聂大跃当时还想：农村跟城里差不多嘛。
聂大跃这样想也是有根据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搞忆苦思甜，搞到最后压轴戏是吃忆苦饭。在吃忆苦饭之前，聂大跃想象着一定非常难吃。那时候有一种说法，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既然是“猪狗食”，能不难吃吗？聂大跃没有吃过“猪狗食”，但是他相信肯定是十分难吃。聂大跃当时是连长。所谓“连长”，就是他们那个学校那个年级的学生头头。既然如此，那么就要吃苦在前。所以，当吃忆苦饭开始的时候，聂大跃拿出一种准备牺牲的精神，第一个冲上前，咬着牙，当众开吃。刚开始没有感觉，他下意识里故意让自己的味觉失灵，就像潜泳的时候故意使自己的呼吸系统暂时停止工作一样。然而味觉系统与呼吸系统并不一样，味觉是挡不住的，吃着吃着，短暂失灵的味觉又恢复了，但是，让聂大跃感到吃惊的是：这些“猪狗食”一点也不难吃。不但不难吃，这些用野菜和黑面做的窝窝头其实还蛮好吃的。至少偶然吃一次的时候是好吃的。
根据这个经验，聂大跃想：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进了公社礼堂之后，聂大跃才发现所谓的礼堂与城关电影院区别很大。原来这个公社礼堂也是图有外表，外表像城关的电影院，里面差远了。事实上，礼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空空的，不仅主席台上没有云灯和幕布，而且整个礼堂里面没有凳子，一张凳子都没有，完全是一快空地，一块斜斜的土坡。聂大跃当场失望。好在他们全部都带了行李，这些行李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背包。那时候上学是开门办学，在上山下乡之前，他们多次学工学农学军，还搞过野营拉练，所以，一个个背包打得像模像样，放在地上正好可以当凳子坐，和老照片上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差不多。
高位出局 透资8（2）
聂大跃他们就那样坐在背包上听公社书记做关于欢迎他们的讲话。书记讲完了之后，是送他们下来的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讲话，最后，是聂大跃代表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话。这样七讲八讲也就到了中午。到了中午他们就开始吃中饭。中饭是公社准备的，不错，有红烧肉，聂大跃在家里也是难得吃一次红烧肉，所以那天他吃了三大碗饭。
吃过饭就开始下生产队。那时候毛主席有指示：“各地农村的同志都要欢迎他们去。”毛主席都说要欢迎他们去，贫下中农敢不欢迎吗？但是聂大跃他们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欢迎的次数多了，农民也出现了欢迎疲劳，因此，对他们的欢迎也是有选择的。聂大跃首先就被一个生产队长紧紧握住手，既代表友好，又等于是先把好货抢到手。等大家都被抢得差不多的时候，聂大跃发现了胡娅沁，因为刚才他们站着的那个地方就只剩下胡娅沁了。孤苦伶仃的样子。聂大跃那时候并不认识胡娅沁，但是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连长的责任，于是跟拉住他手的那个队长说：把她带上吧。队长没有说话，在犹豫，或者说是在想着怎样拒绝。这时候，公社书记走过来，板着脸，看着队长，队长一个激灵，说：“好，欢迎，欢迎。”
队长是用牛车把聂大跃和胡娅沁拉到生产队的。聂大跃第一次看见牛车。在聂大跃的印象中，只有马和驴子或者他们的后代骡子才能拉车，而牛是用来耕田的。但那一天生产队长确确实实就是用牛车来接他们的。
牛显然已经意识到差它拉车不公平，像义务劳动，做样子，走得很慢。事实上，他们是在天黑之后才到达目的地的。当他们进村的时候，整个村子黑灯瞎火，一片寂静，突然，狗汪汪汪地叫起来，刚开始是一声两声，但很快全村的狗齐声叫起来，好不热闹，像是在欢迎他们，而且是热烈欢迎。可见，狗比人热情。
队长说：“收拾公房怕是来不及了，今天晚上你先住五保户陈麻子那里，她可以住菊香家，菊香家没有男人，方便。”
“你”当然是指聂大跃，“她”是指胡娅沁。
二人遵命。但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入睡。倒不是陈麻子和王寡妇他们不欢迎聂大跃和胡娅沁，而是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自己不适应贫下中农的卫生习惯。对聂大跃来说，主要是身体不习惯，因为五保户陈麻子家的跳蚤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欺生，不咬陈麻子，专咬聂大跃，上来就浑身上下一阵乱咬，咬得聂大跃像抽风，从床上跳起来，噼里啪啦对自己身体一阵乱打，还是无济于事。而对于胡娅沁来说，则主要是鼻子不习惯，因为寡妇王菊香家没有厕所，也没有马桶，而只有一个粪桶，并且该粪桶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直接就是盛大粪的，寡妇王菊香同志小便大便全部落在其中，多日没有处理，这样，她家就不仅充满小便的味道，而且在满满当当的小便味道当中还大量夹杂着大便的气味，从而使整个屋子弥漫在正宗的大粪氛围当中，并且该气味和陈麻子家的跳蚤一样，也欺生，不往王寡妇的鼻子里钻，专门往胡娅沁鼻子里面拱，拱得胡娅沁要呕吐，最后，不得不宁可不睡，从床上爬起来，重新穿好衣服，站到王寡妇家的院子里等待东方的太阳。
天亮，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找到队长，坚决要求住公房。队长说好、好、好，立刻为他们安排。
“公房”其实是生产队的一个仓库，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大房间用于储藏稻谷之类，小房间则专门给看仓库的人住的。聂大跃他们来之前，看仓库的任务由整个生产队男劳力轮流执行，现在既然他们来了，正好可以为生产队看管仓库发挥一点作用。
聂大跃是男人，又是“连长”出身，自然只能在仓库里面临时搭了一个床铺，与稻谷和老鼠为伴。虽然条件不好，但跳蚤少多了，只要白天控制不要轻易让贫下中农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