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皮大学时代最大的爱好就是半夜惊醒，便在床头点燃一根蜡烛奋笔著诗，好几次我被尿憋醒，看见他呆在严严实实的床帘里俟有的一点烛光下，正深刻感悟一个诗人内心的挣扎和痛苦，等上完厕所回来，我更轻快地感受到当初毅然诀别文学后给我制造出的轻松和自在。
不过诗人经常是以他自己的痛苦吐纳出一些美丽的文字的组合，青皮虽然屡屡让我呼吸着蜡烛的污浊入睡，但第二天醒来后读他写就的一些文字还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毕业那年，青皮和我一样进入了华新社系统，只不过我留在了北京总社，他去了新疆分社。也就是这样，我和青皮在传统友谊之下，更增添了一份业务往来，毕业１０年间也就猩猩相惜、联络不断。在华新社期间，和远道飞到北京进行所谓业务策划的青皮一起喝酒撒欢，是最值得期待和畅快的事。
下班以后，我开车到华新社接上青皮直接到了后海边上的“蓝莲花”酒吧。
初次来到后海的青皮对这里的奢靡和繁华颇感惊诧，在他的印象中北京只有三里屯的喧嚣。
“看来你经常到这来腐败？”青皮笑道。
“还就只跟现在我的老板，对了，也就是当年做策划的一个哥们来过。”我说的是实话。这个地方是郑天时引荐的，我本身是对热闹有些拒绝的人，对于北京城哪里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哪里好玩儿确实知道不多。
“这里消费贵吧？”青皮悄声问道。
“反正如果拿华新社的薪水，到这里来请客，一个月来不了几回。”我一笑。
“唉，代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走啊。”这时酒水已经上来，青皮还是老样子仰脖举瓶咕咚咕咚罐下了大半瓶“科罗娜”。
我沉默，其实我看着青皮由于经常熬夜而一脸的菜色心里还是酸酸的，这是记者典型的脸色，而我也一度如此。那种一篇好稿子出来后的激越至今还有些让我怀念。
。 想看书来
《对手》七（3）
“不过走了也好，现在的新闻界鱼龙混杂得很，免得你生鸟气。”青皮叹道。
“又有什么消息？”我问道。
“你不知道吧，湖南一个地方最近一个混蛋记者被抓了，这小子无恶不作，臭名远扬，害得我们这帮好人都受连累。”青皮愤愤然道。
在青皮说过这些话后的不长时间，也就是2003年12月15日，湖南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庄严的法庭上，一个身着囚服、戴着手铐的中年男子正在接受审判。这位时年41岁中等身材、满面沮丧的中年人就是原《娄底日报》政法记者、新闻败类伍新勇。当天，法院对他做出了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9年。经法院审理查明，伍8次共诈骗财物总价值106万余元，伙同他人挪用公款238万元，非法持有钢珠枪两支、###式手枪子弹5发。同时伍还是一个道德极为败坏的流氓，他用不义之财，先后找了十几个情人。伍新勇也许是近年来中国新闻界名声最恶劣的新闻记者，虽然他的身份是《娄底日报》政法记者，但他却聚黄、赌、嫖、毒等于一身，是个无恶不作的黑道人物。伍虽然不可一世，但一旦走上法庭，他最终还是在法律面前低下了那颗罪恶的头颅。本应是为民执言仗义的新闻记者，却沦落成为了黑道人物。人们在痛定思痛的同时，也不由的对他长期横行霸道的所作所为陷入沉思。
“现在诸多社会领域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新闻界也不能免俗，出现一些问题也很正常。”我跟青皮碰了一下杯，安慰道。
青皮咕咚一口喝完一瓶，又举起新一瓶：“不是一些问题，是问题很严重！”
在青皮的描述中，如今的新闻界里个别传媒和记者的良知早已被世俗和权钱所湮没，虚假、媚俗、“吹喇叭、抬轿子”、溜须拍马，见“赵公元帅”就拜，甚至颠倒黑白、诽谤、诬蔑……这些可怕的邪气像幽灵一样腐蚀着一小撮无良记者。忽视平民和弱势群体成为当前中国传媒界的可怕现实。
青皮大声道：“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曾对此严厉指出：‘记者的高尚在哪里？就是站在最广大的公众利益、弱势阶层一边！’揭露北京出租车黑幕的记者王克勤为此也曾痛心疾首：‘钱虫和官虫是当今传媒界的两大弊端。传媒应该维护社会良知！’代朗你走了就对了，太英明了！”
临近１２月的后海，水已经半干，在黑暗中毫无生气，两岸的树木也配合着它的灰心甩光了树叶光秃秃地和它一起沉思。
也许是这种萧瑟又触动了青皮敏感的神经，他在一个人又喝下了大半瓶杜松子酒后晃晃悠悠在半夜１点被我拖着走出酒吧的时候，扶着湖边冰冷的栏杆站立了一会儿，字语清晰地说了一句话——
“我们都在城市上空努力地飞，而我们却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断翅。”
。。
《对手》八（1）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下午６点，我坐在上海新世界的一间茶室里，桌上的绿茶冒着飘渺的蒸汽，如同外面笼罩着整个城市的丝丝雨雾，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上海滩的老歌也飘渺地在茶室里回旋，穿着旗袍的服务员袅袅地来回，脸上是略带慵懒倦意的微笑，整个情境让几个小时前还在北京漫长的车流中穿梭的我恍若隔世。
下了飞机，在金贸大厦一住下，我就根据郑天时提供的号码拨许姝京的手机，他郑天时在哪儿搞到的号码，这人可真是有些鬼。
“喂，你好。”话筒里传来许姝京久违的声音。
我心“呼”地一扇，微笑着的许姝京一下子从我眼前出现，我以为她会带着我近半年封闭在记忆里的尘埃，但实际上她是那么新鲜，仿佛一秒种以前我还见到了她，婀娜如飘飞的春柳。我几乎捏不住话筒，平静了几秒钟我笑意荡漾地问候：“许姝京，你还好吗？”
话筒那边也停顿了几秒钟（我想其中应该包括再仔细看一遍手机上的号码），然后是略带歉意地一笑：“对不起，是哪位朋友？”
“唉！”我仰天长叹，“由来只有新人笑，无人听见旧人哭！人生最悲哀的就是以为自己还在朋友的心里，而朋友早把原来的空间腾出来又装进了新欢！”
“咯咯咯咯……”那边是一串穿透我心房的欢笑，“代朗你个臭东西，酸词一出就闻见你味了！你怎么跑上海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跟着我的腿啊、我的心，到这里来寻找我青春的影子、我的梦中牵挂。”我很惊讶我为什么能如此自然而不感到肉麻地说出这些话，也竟然话语间还涌上一种似乎很沧桑的无奈。
“呵呵呵，跟别的女人说顺嘴了吧，代朗？”许姝京总是这样无情地泯灭我本想纯情破土的种子。
“唉，许姝京你还是保持优良传统一针见血。但无论怎么样，也算是有朋自远方来吧，是不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一下？”
“这个合理要求还是可以满足的。这样吧，六点钟你在新世界等我。”
临近傍晚，淡淡的雾气中雨丝儿更显得如梦如烟。我看了一眼表，时间已经指向了６点２０，许姝京还没有出现。
有一队可能是刚散的结婚车队缓缓地划过水墨画一样的街道，闪烁的一点点红色忽然间衬托得我有点孤独。那辆宽大的奔驰S３２０里曾载过怎样的两个男女？他们相爱吗？他们会白头偕老吗？他们会在今后的岁月里为一些鸡毛蒜皮争吵而淡忘今天的浪漫和幸福吗？结婚哦结婚，我会结婚吗？我会跟谁结婚？妞儿吗？还是现在在某个地方和我同样寂寞的另外一个人儿？
我满脑子胡思乱想地恣意而行。在我生病的时候，妞儿有天陪我聊天的时候说，代朗哎有一个姑娘在一本网上很流行的小说上记载了许多女人理想化却又很有些程序化的结婚场景呢。
她说：我曾经想象我的婚礼，一定是在秋天举行，太阳明亮又耀眼，充满温情，一定是穿着白色的露出肩膀的婚纱，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我和我的爱人，我要捧着一大束火红火红的玫瑰花，含笑的眼睛看着许多的亲友围绕身旁，给我们数不清的祝福和红包……
她又说：想像和现实真的是有距离。你看，现在，我结婚了，太安静，什么都没有，可是，这就是我现在的期许，从前想像当中的场景更多的是为了虚荣，而这些浮华的东西，我现在已经看不上眼了，我要的是平静、实在的幸福。
最后她说：我想，这些转变就是痛苦的经历和时光流逝恩赐给我的。
讲完了妞儿叹口气，代朗我不会将来也像她那样让现实将我的梦击碎吧？
茶室换了个唱片，有一个很熟悉的男人的声音开始唱歌。
他唱：总是平白无故地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时光不在……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对手》八（2）
这是李宗盛唱的。我一度很喜欢这位其貌不扬的台湾地区的作曲家的歌，甚至后来听说他娶了林忆莲也爱屋及乌地开始听那位长了两只迷人的“缝眼”的香港歌后的幸福与哀怨。
其实很多像我这样的男人喜欢李宗盛，因为无论是他唱的还是他写的歌，总是把很多缠绕在我们心中的一些无法向人诉说的压力和软弱抖落出来，而这些压力和软弱你是不能向任何人尤其是你身边的女人说的。因为你一旦那样真实地说出来，你就等于告诉人家说你还是在青涩的时代徘徊，不成熟、不可靠、没前途，而因为被你装修出的伟岸所吸引的女人都会觉得你像个小男人一样可笑、可恶，最后一转身像扔掉一袋垃圾一样离你而去。
许姝京还没有来，服务员又过来给我续了一杯水，然后很关切地问：“先生，你要不要点餐？”
我惭愧地笑笑：“对不起，人还没来，再等等。”
服务员微微一笑，腰枝一扭袅袅走开，只留给我一个在旗袍里显得生动、圆润的背影，白底粉绣牡丹蓝边滚边的丝质旗袍将我的眼睛足足留驻了半分钟。不过千万别误会，我并不是像色狼一样盯着人家，其实我的眼睛里是一片想起什么旧事的茫然。
我只是想起了许姝京，想起了有一次许姝京也穿着这样一件旗袍迷失了我的眼睛。
那还是在华新社的时候，在某段难得的幸福时光里，某部委总是喜欢举行大型的晚会，无一例外，主持人都是被誉为“部花”的许姝京。我第一次参加这类晚会的时候，许姝京就是穿着一袭白底红花的旗袍主持晚会。就在许姝京娉婷出现的时候，我实在无法拒绝那种惊艳的一刻，我瞬间被一种极大的审美满足充实起来：真是一个美人儿。
一辆出租车在街角停下来，随着车门的打开，撑开了一把白色的小伞，伞遮住了撑伞人的脸，我只能看见她窈窕的身姿和从乳白色风衣下摆露出的一双修长、饱满的小腿，细高跟的白色羊皮短靴“窠窠”地清脆敲打着水晶晶的石板，她走到了茶室的门口，收起伞，走进门，扫视了一眼满堂的宾客，然后径直地走到我的桌边，在我面前坐下。
我一直用蒙太奇的语言欣赏着这段长达两分钟的镜头，嘴角浮现悠然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