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杜甫晚年由蜀北上，漂泊于洞庭湖中，饥寒交迫，船停泊于一座小城，巧遇当县令的一位老友设牛肉宴款待，杜老先生不慎多吃了～点就胀死了。其实胀死是现象，长期饥饿才是本质，我不便接触这个话题，涉嫌借古讽今。
材料库保管员李伦插言说，罗师兄有口福，接着讲成都有好几位同名同姓的李伦，有军人、作家、教师和医生。一次，几位李伦聚会，吃了一餐沙锅鱼头、红烧海参、清炖鱼翅……大家争着付钞，结果还是他请的客。
老官忽然想起锄坝河农场的见闻：“解放初，捕获一批匪首，七人被判死刑。公审大会正在开，要提七名死刑犯上法场，审判员翻阅档案，只有六张判决书，一位姓张的死刑判决书找不到了，只好把那六人带走，立即执行，人头落地，那个姓张的继续被关押。原来是审判员忙于审理别的案子，把他忘记了。两年后忽想起此事，这时政策有所松动，判死刑要省里批准，经重新审理，只判了二十年，后来他表现好又被减刑，此人我见过，你们说怪不怪？”
大家都说此人运气好，保住一条命纯系偶然。我却觉得它反映了我国法制不健全。照理说，一个人犯了死罪，不论何时都该判死刑，如不该处死。何时都不可姑宽，审批权也不可因时而异，变来变去。当时，大家都当做奇闻轶事，好像很正常。
老官又谈起农场草创时漫天风雪，超负荷的劳动难以承受，一度想一了百了，后来慢慢适应了环境，也就活过来了。农场也有农场的好处，和老乡接触较多，有的老乡在黑咕隆冬的黎明冒充犯人，排在犯人队伍里舀饭吃，有时还能从老乡处买到一只羊腿或一只全羊，在工棚里煮上一锅羊肉，在动力厂难得有如此奇遇了。
我插话说，“l952年我当记者时曾到泸州龙马潭劳改队采访，那是四面环水的一个小岛，被称小台湾，我住了四天，参加过犯人的学习和斗争会，火药味浓得很，也找过犯人个别谈话，他们直挺挺地立着，进门就喊报告，只讲政府对他们怎样宽大，我感觉很隔膜。看来，站在干部的立场是很难了解犯人的。如今自己当了几年犯人，才懂得犯人想些什么。劳改队是个特殊的社会，生活那么丰富，总有那么多弯弯拐拐的事。”
罗次岷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牙祭打不起，打一点精神牙祭还是可以的。”官举俊说：“什么是精神牙祭，理解也不同，有人说是烟，纸烟买不到就吸叶子烟，反正是烟，饱吃槟榔饿吃烟。”我说：“真的，从不吸烟的人也在学吃烟，觉得放弃定量供应的纸烟吃了亏。”李伦笑问：“王记者，你为啥不学吸烟？”我说：“我是胆小鬼，害怕尼古丁，我觉得读书才是精神牙祭，目前好书也难找，上星期我还托职工进城买了几本苏联小说，虽不是名著，却可以和他人交换。”
那一阵，《成都晚报》连载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我都读了，还有《王若飞在狱中》《不屈的人们》，都是写监狱生活的，背景虽不同，也有共同点：监狱里都是食物不足，常感饥饿；调换买卖、以物易物盛行；而思想者都把底层作为磨炼意志的场所，不为恶劣的环境所屈服，也不随波逐流而沉沦。这些书报可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和勇气。
28瑞典母亲和中国儿子
1962年春，管教办决定办一次改造成果展览，通过典型人物事例的连环画展示党的改造政策的成果。我管编采，接触的第一份材料是瑞典女教师杨玛丽（MaryYang）给毛主席的信。杨的儿子杨更生因犯流氓罪判刑20年，在动力厂劳改，杨以母亲的身份请求对她的儿子给予宽恕。信只有500多字，措词委婉得体，信前有中央办公厅给公安部和公安部给四川省公安厅的函，要求查明情况处理。
我立即到杨更生所在的饲养场找干部采访，接着到保管室见到杨更生，写了个初稿：《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信》。
波罗的海的海风轻抚着金色的海岸，洁白的海鸥在空中飞翔。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套街道住宅里，年逾五十的杨玛丽老师打开窗帘，她正用汉字给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写一封信。
三十多年前，杨玛丽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豆蔻少女，从瑞典到巴黎习画，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塞纳河畔结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姓杨，身材修长，一副聪明颖悟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眼睛，待人落落大方，热情而有礼貌。他是攻建筑艺术的，谈起艺术大师达&；#8226；芬奇、凡&；#8226；高和毕加索都兴致勃勃，基于对艺术的共同兴趣，他们互相吸引，由热恋而结婚。l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烽火熊熊燃烧，杨玛丽随丈夫来到中国。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杨工程师在一个大机关任职员，终日无所事事。日寇的野蛮轰炸，国民党政府的*，使他所学无从施展。抗日胜利后连年内战，他的抱负和生命之火在长期压抑中熄灭了，终于在贫病交加中辞世。新中国诞生后，杨玛丽被批准回瑞典，她只带走两个年幼的子女，杨更生正在川医就学，恐怕耽误学业，便留在成都住校。
杨更生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四川医学院读书期间，生活*不羁，常参加没落贵族的地下舞会，1954年在打击流氓团伙犯罪活动中成为打击对象，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这对远隔重洋的母亲如晴天霹雳，忧心如焚，不幸的儿子将怎样度过漫长的铁窗岁月呢？
她常去瑞典中国大使馆，翻看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和《人民画报》，了解新中国的发展情况。大使馆的官员告诉她：新中国的监狱也与从前不同，不把犯人关在阴暗的牢房里，而是组织他们生产劳动，享有充分的空气、阳光，还能吃饱穿暖，学到一定的生产技能，重在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他们得到革命人道主义待遇，有着光明前途。杨玛丽和大使馆官员建立了友谊，她还参加了瑞典中国友好协会。
中国连续几年发生大饥荒，杨玛丽为此寝食不安。杨更生却经常来信，说监狱里的生活一如既往，每月供应三十多斤大米，有足够的蔬菜和肉食，通过体力劳动，他的身体比以前好，体重增加，精神也不错。
母亲是最相信儿子的，既然在监狱中的儿子都生活得很好，西方报刊对新中国的诬蔑性报道岂不是不攻自破吗？
她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新中国的一切都是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是我丈夫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为这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焕发青春而感到骄傲，并以母亲的名义感激您。深信在您的思想照耀下，我的儿子一定能改造得好，重新回到人民行列，我们母子重聚的日子会早日到来……”写着，写着，杨玛丽的双眸噙满了晶莹的泪水。
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照耀着波罗的海海滨的这座美丽城市，杨玛丽对中瑞友好活动更加热心，最近她当选为瑞典中国友协理事。
一年后，杨更生仅劳改八年，便被提前释放，刑期尚未服满一半。瑞典母亲寄来体面的西装和许多食品，向他祝贺。而杨更生仍穿着旧衣埋头劳动，夹着尾巴做人，一派顺民风度，真是韬晦有方，终于回到瑞典。改革开放届，他多次回成都寻梦，可惜我再没有见到过他。
29种菜&；#8226；守菜&；#8226；偷菜
从厂部大门到三车间有一片空地，拨给三车间种植蔬菜，增加副食供应。蓝天、白云、绿树，整齐的菜畦，潺潺的水声，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组长秦朝富是一位无帽职工，宽头大脸，一双大眼熠熠生辉，精干而不无狡黠，与劳教犯人打得火热。副组长郑慎面色黧黑，满脸皱纹，像一位憨厚的老农。见我是个知识分子，吃的是每月27斤低定量，二人对我都很关照。第一天郑慎安排我捡黄叶子，送到蔬菜站当饲料喂猪。我脱下胶鞋，挽起裤脚，飞快地忙活着。l958年我在川大就种过菜，挑粪、挖土、除草都不外行，郑慎认为我干活还行。厂里还规定，每天到厕所掏一挑干粪到蔬菜组，奖菜票两张。我响应号召，目的当然是为了多吃两份“无缝钢管”（蕹菜）。
蔬菜组活儿重，阳光下甩开膀子赤膊上阵，只穿一条短裤，终日热汗淋漓。我无草帽，便在头上包一张白毛巾。秦朝富总是在联系种子呀，采购农具呀，去领农药呀，寻找种种借口出差。副组长郑慎勤劳宽厚，处处带头，干累了就招呼大家多歇息。他慢吞吞地裹着叶子烟，点上火，说：“我们是拼体力，大家晓得的，只要把菜种好，多耍一会儿没来头。”
土地不哄人，按时中耕、施肥、除虫，把活路做到家，笋瓜、南瓜、茄子、四季豆、冬瓜、西红柿、莴笋、天星苋都长得很好。每星期六为收获期，下午到蔬菜站交菜开票，便回到工棚里神聊。郑慎可做主处理少量副产品，如分几个半青半红的西红柿，煮几个癞子脑壳玉米包，让全组人皆大欢喜。
中午休息，命我守菜，不敢怠慢，整天在烈日下曝晒，或坐或立或绕菜园巡行，吸收了丰富的紫外线，成了非洲人种。当瓜类长成、西红柿和茄子结实，看守就成了大问题。防盗的重点不在大墙之内，劳教、犯人慑于纪律，一般不敢来犯。问题出在大墙之外的社员老乡，先是两三个青勾子娃娃过河来偷，还可好言相劝或轰走，后来成群结队如入无入之境，我们就防不胜防了。对此，警卫人员并不干预。这样，我与老乡对峙时，只能单纯防御，万不可主动出击，如我越过河沟（即警戒线），则成为非法，警卫甚至可以开枪，将我作逃犯对待。老乡对警卫却有恃无恐，常围过来嘻哈打笑，嘲弄他一天站在那里拿根烧火棍，像个木桩桩……，于是，偷菜者、守菜者、警卫者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守菜由一人增至四五人，与社员打游击，或舌战，或驱逐，仍难守住防线，形成拉锯战的奇特景观。
星期天，守菜人多，偷菜的更多，在舌战中，我们远非社员的对手。
“菜是我们种的，你们这是不劳而获！”
“有饭大家吃，有菜大家收嘛！”
有人挖苦说：“光天化日之下拿别人的东西，不要脸！”
对方反唇相讥：“我们又没有劳改，怎么不要脸？”
“中午吃饭了，你们回去吧！”
“劳改大哥还没有休息，我们也不怕辛苦啦！”
“你们是公民，怎么和我们一般见识？”
“什么公民不公民，都有一张嘴，都要吃饭呵！”
我们把管教办的干事请来，他们也束手无策，决定每人送一个南瓜议和，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殊不知这批人刚走，第二批又来了，也要各取走一个南瓜，管教办的干事再也不露面了。那是全民饥饿、饥不择食的年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种菜的人要吃，守菜的人也要屹。西红柿还是青疙瘩就摘来吃了，明知屙肚子而无法自制。饥肠辘辘莫可名状时，喉咙管里像伸出两只手。世上一切东西皆可食，生茄子清香可口，生笋瓜有异味不削皮也能吃，生玉米清甜而经饿，作牛马骡驴的饲料都可以，人同为动物，为何不可食？在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