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落了空。看来，中国的事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40加刑六年
县检察院依次提讯，我是最后一个。按先易后难的原则，我大概是重点吧！
检察员姓杨，态度还平和，大概是土生土长的干部。他事先研究了苗溪送来的材料，核对了我的姓名、籍贯、简历，何时投入改造，如何组织逃跑，等等。我进行辩解，这次行动是田、刘两人事先商量好，临时通知我参加，并非由我策划；掏墙挖洞也不是我动手的，逃出不远就被捕回，并未作案造成严重后果。问我为何逃跑，我说，主要是换了新环境，生活条件差，不适应，看不到改造前途，才铤而走险，如今已认识到错误，再不会跑了。他又问：“是否准备投奔苏联？”我答：“过去有过那种想法，如今赫鲁晓夫下台，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我辩护过程中，他一直仔细倾听，简要记录，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比较实事求是。
第二次提审我的是县法院审判员施佩龙。他是个独眼龙，戴黑边眼镜，听说是在某公社当书记时曾与豹子搏斗。伤了一只眼睛。他神色严峻，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先向我交待政策：“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现行问题看后果，要我慎重抉择。说完就把我打发走了。一个雨天上午，他又找我谈话，我说自己所犯的现行问题主要是逃跑，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他说，你不要只考虑逃跑，要从投入劳改以来的一贯表现作检查。一个右派分子不接受群众监督，妄图投敌叛国，多年来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不拥护党的现行政策，书写几十万字（其实只有十几万字）的材料攻击诬蔑，到苗溪又组织逃跑，企图再一次投敌叛国，问题还不严重吗？你是死心塌地敌视‘社教’，顶风作案，凭你的文化程度和影响力，你当然是组织者，而不只是参与、伙同，你不承认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可以认定。”
施佩龙审案口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却常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按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念，设定框子，不顾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把互不相关的事实往框子里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得出应予严惩的结论。在“左”的年代里，法官审讯*都是按这一思维定式进行的，因而整你没商量。如果换位思考，换把椅子来坐，我作审判官来审讯施佩龙，也是这个判法，整你独眼龙没商量。
第三次正式开庭审讯，在院坝里临时布置的办公桌后面坐着施佩龙。旁边还有一位中年女性，像是家庭妇女，朝我盯了一眼，便低头一直编织什么。施佩龙按照程序重复以前的提问，我一一作答，知道再与他申辩是徒费口舌，耽搁住看守所受罪的时光，不如承认算了。以后我得知许多未决犯为摆脱看守所的煎熬，都宁愿承认莫须有的事实，以争取投入劳改，“两害相权取其轻”乃人之常情。看来，看守所是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宁愿多判几年，也不愿在看守所多住一天。
施佩龙在结束程序前，询问那位中年女性还有什么意见，那入摇了摇头。显然，这位人民陪审员不过是摆设。
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后，我曾与杨检察官和施佩龙重逢，杨检察官回忆往事说，你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单纯，态度也诚实，但按当时的政策必须起诉，并向我致歉。施佩龙因“*”中造反积极，后来对政治厌倦，已脱离公职不再当审判官，成了芦山县名噪一时的养殖专业户，被戏称为陆海空三军司令（种兰草，养鸭子，放鸽子）。我去造访时，受到他热情友好的接待，出于礼貌，均未提及往事。其时，他对我加刑六年的判决已被同一家法院宣布*，不知是否感觉有些难堪？
41笑傲宣判会
1965年4月11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刚用过早饭，王所长就喊我与何利荣把行装背好。他掏出一双手铐，一只铐他的左手，一只铐我的右手，我们成了“同铐”，由两名武装持枪押回苗溪茶场。
芦山到苗溪不足十华里，约一小时就走近l3队晒坝，忽然听到麦克风的嗡嗡声和什么人的讲话声，那里正在召开1964年的总结大会。我们从会场边上匆匆走过，我被临时关在集训队的监房里，解开了手铐。
我喘了喘气，隔着大墙，听不清外面的节目进行到哪里。等了半天，重新给我戴上手铐，押到台前。这时总结大会成了宣判大会，县法院的审判员当众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写得冗长，把我写成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一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而我16岁参加革命，任党报记者的历史则被一笔抹煞。新帐老帐一齐算，加刑六年，合并执行二十年。我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个个面容冷峻，如鲁迅笔下那些愚昧的看客，伸长脖子欣赏夏瑜受刑，不禁从内心深处涌出了讪笑；又想起周文雍与陈铁军在刑场上宣布这是他们的婚礼。我正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我还有笑的自由，也只有笑能宣泄我的真情实感，表示我对宣判的蔑视和抗议，于是笑容更加灿烂。开始，台下的人们被这笑容惊呆了。觉得不可思议。主持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希望看到被惩处者低下头来，面如土色，而我却坦然面对，从容地笑着，一时不知所措。全场哗然，秩序混乱。这时主持人才想起叫人把我带走，招呼大家坐下，会场慢慢平静下来。
这是当日宣判大会上的一个插曲，也是历年从未发生过的始料不及的一幕。当大会结束集训队的伙伴纷纷与我握手时，出现了更为热烈的场面：“老王，你好！……我们的记者，你受苦了，饿瘦了，骨气犹在！你还是你。”饭后，我走出囚室，高唱《航标兵之歌》：
前面的道路崎岖又漫长，
谁能把英雄的步伐阻挡？
我们虽然互不相识，
友谊像明珠闪耀光芒。
万盏明灯照亮海洋。
条条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的红心像灿烂的星斗，
永远照亮祖国的海疆……
我真像一名乘风破浪的航标兵在大海中纵情歌唱。许多人应和着，一股恢宏的浩然正气驱逐着压抑与愤懑，宣泄着对暴力一往无前的抗争，音符沉郁激越，盘旋在牢房内外。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9）第五章 苗溪风雨。 最好的txt下载网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0）第六章 重判复取重（上）
第六章 重判复取重（上）
42在水田里浸泡
宣判后的第二天晚上，水田组值星员陶宗敏通知我去一工区（即水田组）。水田组宿舍在一幢破旧老屋楼上，坐南朝北，屋内是两排长长的地铺，铺了一层薄薄的谷草。在值星员赵文堂和王松岭铺位中间，给我留了一个很窄的位置，那就是我的栖息之地了。
13队拥有200亩水田，从下河湾、高家山、灯草窝、廖家洼、芦溪窝、沙坝、磨房沟、酱园房到胡家坪，从平坦的地面到高高的山岗，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宛如一面面镜子，由水田组三四十名囚徒负责管理。整年在水田里浸泡，无疑是队上最苦最累的生产组，其成员多属身体结实和熟悉种水稻的犯人，也有些是桀傲不驯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加倍整治的人，我自然属于后者。队上派出几个耳目，监督我的一举一动，入厕都有人跟踪。陶宗敏、赵文堂等值星员把我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几乎寸步不离，态度粗暴，经常吆喝我：“快点，快点！”人们视我如同瘟疫，尽量避而远之。在工具房，人们争相抢夺木柄坚实、锋口锐利的锄头，剩下不好用的锄头才属于我；有人还在锄把上刻下记号或名字，我经常被人喝斥：“那是我的，谁叫你用我的东西？”在工地小憩时，多数人点火吸烟或聊天，无人敢跟我打招呼。
还在寒风呼啸的早春，就把囚徒们赶到砭人肌骨的滥泥田中犁田、撒粪、铲田壁、糊田坎。我第一天出工是到牛舍出圈肥。冒着春雨，我爬上高高的山顶，把沤过的草肥倒在一块块水田里，大口喘气，不久单衣就被雨水和汗水浸透。我尽力坚持着，觉得还挺得住。第二天铲田坎，每人占一弯田壁，用锄头铲田壁的杂草，一天要完成一百丈以上。
刚下水田觉得发冷难以忍受，挥锄半小时后逐渐暖和起来，觉得疲劳时便唱歌。在糊田坎时，开始不得法，有人悄声告诉我要从田中间挖大坨坨厚泥巴，由底下往上糊。我按这个方法去做，果然糊得厚实而又光滑，在阳光下如褐色长龙闪闪发光。
幸遇水田组带班的赵干事和罗指导员还比较善良。赵干事面目清癯，性格内向，了解犯人心理，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并不过问，他只掌握休息时间，大概劳动到上午10时，就喊休息了，时间约20至30分钟，到ll时半就喊收工，极少训人。罗指导员面目黧黑，粗门大嗓，有农民的直率爽朗，脾气温和，休息时和犯人聊家常：天气的变化呀，农时的更替呀，庄稼的长势呀，什么都讲，似乎带班也很寂寞。他俩都认为，只要犯人能积极劳动、不逃跑、不给自己惹祸事就相安无事。
这时l3队的“社教”运动已近尾声，工作组还没走。一天上午，我正在工地劳动，工作组派入喊我回队，徐光佛、周金仁嘱我写社教总结。我说：“我很久不动笔了，也没有笔。”周金仁把自己的笔借给我，我注意到笔杆上刻有一行小字：“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因此韶华不可虚度。”这倒是句格言。我想，这样晴朗的天气，美丽的春光，自己在这里折腾来折腾去，写一些言不由衷的检讨，不正是虚度时光吗？
院里很静，材料写完了，百无聊赖，给蒙西礼写了一首七言诗《江湖行》，翌日乘入厕时拥挤，把诗作交给小蒙。没想到被人举报了，于是徐干事等把我又训斥了一顿。我沉默不语，在这种场合，沉默是最有力的抗议。
姜场长在总结社教运动时也提到此事，说：“社教工作收获很大，13队的变化也很大，但仍有个别人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如王某写的《江湖行》就表现了抵触情绪。”他读了其中几段，便说到别的事情去了。我想，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刚加过刑，我也未上诉，还能把我怎么样？
晚上，赵干事把材料还给我，要我读给大家听。我读过总结后，陶宗敏、赵文堂、余大周等立即发难，说我的检查“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对重新犯罪和加刑毫无认识，更无悔改之心”。有人说我在宣判会上的表现极其恶劣，到水田组后心怀鬼胎，和反省组的人勾扯。还有人说我伪装积极干活，以麻醉大家，“他的表现简直不像个犯人……”等等。
大家说完了，陶宗敏问我还有什么要说，我便痛加批驳：“对犯了错误失足落水的人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一看二帮，把他拉上来加以挽救的态度。另一种是落井下石一棍子批死的态度。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有判处死刑，这就说明党和政府对我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留有余地的。赵干事对我的态度也是耐心等待，立足于挽救，在座的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蓄意攻击我，孤立我，否定人的转变需要有个过程，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有人说我根本不像个犯人，试问犯人的形象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