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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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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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谈话以后,水田组的犯人对我似乎也另眼相看,陶宗敏、余大周等也很少故意找我的麻烦了。

  49长诗未惹祸

  住在工棚里的饲养员董成安快满刑了,这个小伙子是宝兴灵关人,出身贫农,喜欢说唱,几次找到我,希望我抽空为他写个演唱材料,供他回乡后为乡亲们演出。一个星期日,他专门买了一个笔记本,一再嘱我帮忙。恰好那天上午没有什么事,我便在阳光下为他写了一首三四百行的长诗,共十章,叙述他全家悲欢离合、苦尽甜来的情景。多年不曾动笔,写起来有一种*,一气呵成,无一改动,大概只用了两小时。

  董成安对这篇诗稿很满意,每天把猪喂完,便端个小板凳,对着山野高声背诵。有次被巡视工棚的霍修成中队长听见,听说是我执笔写的,立即收缴。大概他发现了什么问题,几天后一个晚上学习时,他径

  直走到水田组,扬了扬手中的练习本,高声说:“这是王某为饲养员董成安写的一首长诗,我初读了一下,觉得不切实际,与事实不符。董成安是个未婚青年,诗中却描绘他家中有妻子,这不是任意编造吗?董成安每天拿去反复背诵,耽误了生产,效果不好,大家经过‘社教’,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今天就请你们来鉴别一下,这番个,看看它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霍中队长随即把练习本交给四川农学院讲师张兴林:“这番个,你文化高,你来读一下。”

  张兴林不敢怠慢,拿到后就在灯光下读起来:题目,走向新生;目录……

  霍中队长立即插话,“什么,没落?这两个字大有深意,值得仔细分析,这番个,什么阶级会感到没落?”

  张兴林平时表现积极,对我有所戒备,关系较冷淡,这晚上不知怎样来了激情和兴致,以四川台方言广播的速度,一字一句认真朗诵,语调缓慢,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我感到他的确读得好,比平时读报更传神,其中比较生动有趣的细节,还引起阵阵笑声。

  “报告霍中队长,读完了。”张兴林把诗稿规规矩矩地还给他。

  “好,这番个,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这番个,谁先说?”

  霍修成环顾四周,特别注视陶宗敏、余大周、王祖锡等人的脸。

  会上一片沉寂,针落地上都能听到回音。与会者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响应中队长的号召,包括平时极爱发言表现自己的值星员和积极分子。

  “张兴林,你说说。”霍修成终于点名,张却支支吾吾地说:“大家说,大家说,我还没有想好。”

  霍中队长有些尴尬,这种场面是他不曾估计到的。他坐在那里,慢吞吞地吸着烟,沉默了许久,还是无人发言,他终于说:“那大家下去思考一下,明天再讨论。”拍拍屁股悻悻而去。

  第二天在工地上,大家围绕这事七嘴八舌地谈得很热闹。

  李金友说:“我觉得王记者的长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是一首歌颂劳改政策的好诗。”

  余大周随声附和:“诗歌不同于新闻报道,生活的真实不同于艺术的真实,用新闻报道要求文艺作品,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

  熊少武说:“霍中队长连目录都懂不起,说目录是没落,是无的放矢,瞎批一气。”

  李尚鹄还说:“霍中队长文化太低了,故意打岔子,香花毒草都分不清,这样整人,如何能服人呢?”

  还有人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也幽了一默:“像霍中队长这样批法,他的名字也值得批判,什么修成,是不是说修正主义必然成功呢?”

  李尚鹄接着说:“那么,陈永贵的名字也不妥,穷则革命,想永远富贵,还不变修吗?”

  我担心此事不知会招来什么样的诗祸,不料,第二天晚上赵干事到会主持读报,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也许是霍中队长把诗稿呈送给管教股,尚未得到进一步批示;也许是其他干部并不认为此诗有何不妥之处;也许是董书记刚找我谈过话,并对我表示鼓励,中队怎么好和场党委对着干呢?

  50监门打开了

  1965年冬到1966年春,“*”风暴前夕,思想战线上风浪迭起。劳改队为教育犯人放映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一个个被当作反动影片在报刊公开批判,弄得人们无所适从。但在劳改队内,却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社教”工作组撤走了,暂时没有新的政治运动,活路也不太紧张,农村经济进一步好转,场部供销社能买到不要票的鲜肉,偶而来队探亲的犯人家属都准予接见。这时,场部和队部还组织了一些活动,使犯人进一步了解社会动向。

  第一次是苗下全体犯人与就业人员集合,听一位公社书记讲农村形势与对四类分子“给出路”的政策。这位书记头上包着黑帕子,好像是彝族,汉话却说得很流畅。他说贫下中农对四类分子采取“包夹”的办法(我一直未弄清“包夹”是哪两个字,辞典上自然查不到,自然不是旧社会的“保甲”),“十红包一黑”,四类分子与贫下中农同工同酬,并不歧视,对四类分子的亲属及子女实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方针。他说得很平淡,但人们都知道,这种“十红包一黑”的办法是很厉害的,那十双警惕的目光,鄙夷的神情,一定会让身临其境的“黑四类”或“黑五类”魂不附体。我在1951年写的《这就是人民*专政》,就描述过这种情况。回队后,李尚鹄、夏联松和我谈感想,都频频摇头,这样的“十红夹一黑”太可怕了,即使满了刑,也不能回乡受那种精神折磨。

  第二次是l3中队来了几位家属,队部为扩大影响,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各工区派有代表性的犯人参加,提问题。本来,这是一次很好的思想沟通与交流。可能是这些亲属缺乏准备,也许是这些犯人代表太厉害,有些问题把他们问得张口结舌,不知所对。我未去参加这个会,李尚鹄去了。当犯人家属说生产队获得丰收,每人分得黄谷三百斤时,李尚鹄算细帐说,碾成大米,不过两百斤,其定量标准还不及劳改队,口粮肯定很紧张的。接着他又问,犯人亲属及子女在升学、参军及其他政治待遇方面是否和其他社员一样,家属无法正面回答,弄得主持座谈的陈代富干事有些尴尬,匆忙宣布散会。

  第三次是许诚的妻子背着小女儿,由其母陪同来到豆豆溪。许诚原是天全县委干部,解放前在重庆某报任记者,刚解放就参加工作,思想激进,敢于进言,1957年被划为右派。三年困难时期他全力照顾岳母一家,使岳母一家人勉强熬过难关。许君第二次因言获罪后,岳母感激他有情有义,也悉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小女儿。这次三代女性一起探监,队部想利用这个契机扩大影响,专门召开全体犯人大会,请许诚妻畅谈农村的大好形势及对其夫君加速改造的期许。许妻是位未见过世面的贫农女子,生性胆怯,哪里面对过如此的场景,但见会场坐着一排排黑压压的人群,所有的目光直视着她和背后的小女孩,窘得双颊绯红,紧勾着害羞的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许诚的老岳母多些经历,忙走上台为女儿解围,说:“许诚在这里改造,一家人都过得很好,现在乡坝头比那几年好多了,希望许诚好生学习,不要惦念家里,也希望你们好好改造,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

  第四次在苗下集合,请一位从茶场满刑回家后的一个小伙子讲新生后的生活。小伙子眉清目秀,瘦长的身躯,一双灵活的眼睛,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像是个城里人。他说刚回城时找不到工作,后来托人介绍,在一家供销社当“假巴意思”的采购员,工资三四十元,供销社主任比较信任他,经常派他出差。“假巴意思”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即还不是真正在册的正式职工,而是作采购工作的临时工。

  2月22日,我突然收到远在沈阳的外甥女刘莉苹的来信和寄来的包裹,内有ll00度的近视眼镜,一件绿色绒衣和一本巴金著《大寨行》。她还是一位高中生,在信中勉励我“将来仍能为社会主义而讴歌”。这是我到苗溪后首次收到亲人来信。在劳改队,凡是家属担任公职的,一般都与犯人划清界限,杜绝往来,而没有公职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则一般尚存纯朴的亲情,敢于不顾政治牵连,仍与犯人通信或从遥远的山乡不辞辛苦地前来探视。

  51一朝出高墙

  组织犯人参观社会、了解社会据说是毛泽东倡议的。从l956年起,先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这项工作,被关押多年的战犯首次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建设项目,看到新社会欣欣向荣,社会秩序井然,都深受感动。此后,各地劳动部门群起效仿,使犯人们大体了解大墙外的社会动态,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3月26日,一个晴朗的日子,刚吃过早饭,队部陈代富干事突然通知许诚、王祖锡、王清霜和我共7人开小会,说经研究,派我们去成都参观。这次参观的时间较长,要我们做好准备,每人借一套新的劳动衣裤,提前发一个月的零花钱,自己如有存款可取出,也可以给其他犯人带买物品。这事立即在全队传开了,侯明光拿3块钱给我,请我为他代买一副300度的老花镜,夏联松悄悄交给我一封给妻子的私信,嘱我得便时寄出。

  我看那封信,写得情深意切,盼妻子好好抚育子女,等待将来团聚。有一段写得特别有趣:“平时我给你写的信都是经过审查的,多半不是真话,你必须从反面理解,如我说这里生活过得很好,就是过得不好;说干部待我们耐心,就是很苛刻;说不要寄食品,就是我们这里经常忍饥挨饿,最好能多带点吃的东西。”“这封信是托某兄从成都私自寄出的,才敢说真话。”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七人离开豆豆溪,到场部集合。原来这次参观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统一组织的,苗溪茶场共有15个名额。除13队7名外,还有苗上5队的罗次岷、杨卓吾,3队的周裕文,4队的李孝源、易守廉,l4队的唐朝坤,大坪的唐仲文等。其中多系知识分子,易守谦是大学教师,李孝源、周裕文、唐仲文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我被加刑不满一年,显然与他们不同类,但大家毕竟都是犯人,有机会回成都观光,彼此陌生却似乎很熟,目光中交流着欣喜和互相理解。投入改造不久的都脱下囚衣,换上中山装,理了发。罗次岷与我近两年未见面,如他乡遇故知,他的麻脸上溢满笑容,与我热情握手。唐朝坤个子矮,显然已改造多年,像一位老大姐,话特多,有中年妇人的成熟与活力,她无法爬上卡车,是由其他男犯抱上去的,便自嘲说:“天生的矮人,没办法,有劳各位了!”王清霜据说是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妹妹(一说为如夫人)被关在13队的集训队,属反改造分子一类,一路上沉默是金,落落寡合。

  这次带队的是管教股长赵瑞观、朱庆丰、陈代富和其他队一位干事,一位佩戴手铐的武装管理员,他们似乎都放下了平时的威严和杀气,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赵股长坐司机台,其他干事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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