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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绣校长当时四十多岁，西装革履，戴一副金丝眼镜，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往西方*，中间偏右，讲一口带无锡口音的普通话，旁征博引，诙谐幽默，风度翩翩。他于1902年12月24日生于无锡，l923年毕业于清华高等科，同年赴美深造，用四年半时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1929年回国，历任浙大、中大、清华、北大、国立音乐学院、上海交大、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及*次长等职，学贯中西，文理兼备。他是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被称为旷世奇才，师表天下，著作等身，同学们都称他为Dr顾。据说，他在年轻时与闻一多等为友，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也很激进，后来有了地位，成为既得利益者，便希望改良而排斥革命，转向保守。1948年开国民大会，他领衔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他愿出长政大，大概是想把政大办成培养改革型政治人才的摇篮吧！
11月初，淮海战役如火如荼。在南京，每天有上百架飞机起飞，夜空中常看到红色斑点在闪耀，还可听到隆隆的轰鸣声。从传媒上很难了解战场的确切信息，时而还有潘塘大捷，甚至黄伯韬与邱清泉会师的报道，但还是隐隐让入觉察出对国民党不利的战事。从《救国日报》上“驳和谣”、“驳迁都”等社论也可看出情况不妙。否则。这一切从何谈起呢？但在孝陵卫的校园里，仍享有暂时的平静，每天敲钟上课，到图书馆阅读，和同学们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高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伙食也办得可以，伙食团的白面馒头随便吃，晚饭后就打篮球，虽远离家乡也不觉寂寞。此间我还给北平的杨树枫女士写过一封短信；表示倾慕和问候，很快收到她的回信，说是在床上卧着写的。在漫天烽火与战乱中还能互通款曲，真是难得的浪漫，这莫非是“遥远的爱”？
1949年元旦，我们一行人到中山陵拜谒被警卫挡住。只见几十辆轿车在陵前停住，走下来的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等国民党要员。蒋介石那年63岁，形象有些苍老，披一件黑色斗蓬，戴着白色手套，向人们频频招手，台阶下准备了一副滑杆，大概是供他代步的。他摆了摆手，腰杆笔挺地走上一级级石阶，这大概是他平生最后一次来到这里，面临战场的败绩和各种斗争，此时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当天下午便广播了他的求和声明，战争显然已经打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势下，上海《新闻报》发表了《政治大学将迁南昌》的报道，迁校风潮由此而起，有主张迁往广州的，有谣传迁往台湾和重庆的。随着蒋介石的引退和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学校当局认为政大此时迁校不合时宜，决定提前放寒假。家在江南的同学可回家度假，其余的组织到杭州旅行，不愿去杭州的则留在南京，由校方保证食宿。
顾校长在孝陵卫学生食堂讲话，他说：“形势发展得很快，共产党已占领长江以北，随时可陈兵浦口，把炮口对准南京。这里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校受各位家长之托，有保护大家人身安全之责，才作出这个决定。如果和谈成功，大家仍回南京就学，如果和谈不成，再决定迁校，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左右逢源。校方尊重你们的选择，既服从多数，也照顾少数，希望你们在几天内作出决定。”接着，转入一个深层次话题：“目前，中国处在十字路口，青年一代正作出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自由，有的准备迎接解放，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政大的校长，看到自己的学生作出不同的判断，我感到很自豪；只要不是盲从，而是根据自己的理智和思考作出的判断，都应当得到尊重。南京市民天天在批评这个政府，说它贪污*，效率低下，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确，这个政府有许多缺点，但也有一个优点，它还给了人民以有限的自由。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发现这有限的可怜的自由也不见了，他们也许会留恋这个政府的……”他又说自己的子女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实行*，不强行要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顾毓绣的倾向还是很清楚的。
于是，多数同学参加杭州旅行团，我随即收拾行装。1月29日动身，31日晚抵达杭州车站。留在南京的百余名同学都进城住到校本部，顾校长亲自去看望了他们，并一一握手。
旅行团组织得相当混乱，在火车上人们争抢座位，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往车厢里拥挤，食物供应不足，每个旅行者都感到十分疲惫而心情沮丧。在杭州，我们寄宿于杭州师范学校，仅有一次有组织的参观活动，参观了杭州纱厂、浙江日报社和浙江大学，其余时间在西湖畔闲逛，拜谒岳王庙和灵隐寺，或到书店站着浏览书籍。包中无钱，电影票也买不起，我们却旁若无人，横冲直撞，活像十足的流亡学生。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
国共两党角逐的形势已十分明显，一方是摇摇欲坠，走向崩溃：一方是声势浩大，咄咄逼人。这样的力量对比是怎样形成的？作为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进行清醒的反思。
我在《新中华》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前途》，文章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知识分子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绝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时代发展的动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作了重要调整，不是要他们都参加革命部队，而是要发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才能与智慧。知识分子的动向也产生了变化：从前，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见到共产党就跑，如今不跑了，平津解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留在那里欢迎解放军。当北平形势吃紧时，只有胡适、梅贻琦等极少数名流南下。政大《政风》墙报上曾登过一则花絮，标题是：《顾校长车，梅校长坐》。费孝通、张奚若、陈垣、吴景超等经常在报刊上著文的教授、专家、学者都选择了新社会，这大概就是人心所向吧！
西湖的风景是美丽的，三潭映月，柳浪闻莺，苏堤春晓……我们暂住的杭师范，就坐落在白堤边上。冬末初春的湖水澄洁，狭窄的街道上人流熙熙攘攘，充塞着投机倒把、买卖银元美钞的商贩。我们在这里虚掷时光，无书可读，我买了一套《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说集》和《冰心诗集》。混乱的现实和作家惮憬的真善美形成强烈反差，我到剧院去看根据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沙俄的腐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给人启示。贾举才对我说：“国民党看来是不行了，重新振兴，恐怕要根本改造，花几十年时间才有希望。”
这时已到了春季开学时节，留在南京的同学要学校按期开学。他们还出版了《政大学生报》，号召旅杭同学回京报到注册。顾校长恪守来去自愿的原则，同意愿回来的同学返校，这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南京的同学这时便形成多数。
熟悉的同学中，张权治、李永生、王传大等回到了南京。他们来信说红纸廊校园气象一新，各种社团林立，活动自由，虽未正式复课，却举办了许多讲座，购进大量新书，他们受到留校同学热烈欢迎，学习环境比杭州好多了。贾举才、谢伦冠和我便决定和同学们一起第二批返回南京。
这时，住在上海的顾毓绣先是回南京看望那里的同学，接着又到杭州对旅杭同学进行安抚。他说：“如今和谈尚未开始，南京仍在解放军的威胁之下，随时可能遭到炮火的轰击。当然。你们当中一部分同学如愿回南京，我们仍提供车票和一切方便；如果一部分同学想在杭州再逗留一个时期，等待形势变化，我们也支持，可就地请教授为同学们举办一些讲座。”接着又重申“尊重多数，照顾少数”的原则，他说：“当初，到杭州旅行的占多数，留下的是少数，如今，回到南京的成了多数，留在杭州的成了少数，我们对这两部分同学的选择都充分尊重，一视同仁地爱护。在南京的同学问我，一个学校为何分成两个部分：我回答，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
这时，一些坚持迁校的高年级同学提问：“我们想了解，政府对我们倒底持什么态度？我们今后的出路如何？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顾毓绣严肃地说：“你们在如此艰危条件下仍不忘初衷，想继续走下去，政府是不会丢弃你们不管的。目前我在广州拜会陈立夫、陈果夫先生，他们对政大同学的命运非常关切，*正在为政大寻觅新的校址，只要你们愿意，一定能找到安全的地方就读。”顾氏此时仍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为国民党争取人才。
这是我听顾毓绣的最后一次讲话，遗憾的是，我们拂逆了他的期望，第二天便搭车回到南京。他的讲话并没有产生较大的效果。形势比人强，在1949年初的大气候下，顾毓绣是无能为力的。但顾无疑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并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他审时度势，于l950年移居费城，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入籍美国。他生前多次回大陆访问，心系祖国统一，对振兴中华民族献计献策，2002年9月9日去世，享年一百岁。*、*都发去唁电，对他的一生给予极高评价。顾毓绣被时人称为“学者、教授、诗人，清风、明月、劲松”，这与他的明智是分不开的。
94迎接解放与时代主流
1949年春，政大校园生意盎然，俨然是国统区中的解放区，重组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应变机构。经向李代总统请愿，学校获得了大量应变物资和经费。美国面粉够吃几个月，学生们的伙食大为改观，每餐四菜一汤，荤菜为主。此外学校还开办了新的学生阅览室，里面清一色的进步著作。我在这里阅读了*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社会发展史》、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观察》丛书。在另一座大众阅览室里，还读了钱钟书的《围城》，*1942年的《整风文献》。这段时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