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伟大胸怀和抱负，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做到。在改造过程中，政府对犯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保证吃饱穿暖，有病给予治疗，每月发零花钱，坚持说服教育，不予体罚，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一技之长，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两位局长的语调平和，态度慈祥而亲切。到会的家属多为中年女性，频频点头，深受感动，干部们不停地递烟沏茶，气氛十分融洽。
接着由家属自由发言，有的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服从管教，自觉改造，以厂为家，把干部当做自己的父母；有的谴责自己的子弟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膨胀，不听党的教育，如今要真诚认罪服罪
悔罪，改造人生观，才对得起党和人民。余尚毅的母亲还勉励儿子学好技术，将来成为又红又专、文武双全的职工，做毛主席的好儿童。在母亲心中，哪怕儿子是二三十岁的汉子，永远是自己的儿童呢！
会开到5点多钟，厂部招待她们用了晚餐。
为了扩大并深化家属座谈会的影响，车间布置再出几期墙报，由我整理两位王局长的讲话，编辑了十多篇来稿。刘文介撰写了长篇通讯《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心灵的门》，文笔细腻，描写生动，得到广泛好评。犯人学习小组为此座谈一周，发言普遍，情绪激奋，这次亲人会对促进改造和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仔细想来，亲人坐监服刑本是一件痛心的事，到劳改队探监真是忧喜参半，能见亲人一面自属不易，又生怕亲人在狱中受虐待。因此不得不陪小心说好话。家属的发言与犯人的表态，与其说是亲人之间的心灵碰撞，勿宁说是给管理者听的，难免夸张矫情，言不由衷。特别是右派分子的家属，明知亲人因言罹祸，仍要违背良心，说亲人的不是，扮演着十分难堪的角色。我注意到周忠涛的姐姐面色苍白，发言时手在颤抖，内心一定相当难受，把悲剧当成喜剧演出。我埋头笔记，不禁悲从中来，我庆幸自己的亲人不在蓉城，如果姐姐来参加这个会，彼此的心情都不好受。
两位王局长的“安民告示”，意在安抚犯人家属，也给服刑者以宽慰。其实，他们作的都是表面文章，大墙里面并不是那么回事。
17车间记者
7月中旬，车间决定由刘文介、罗次岷、谢子琴和我4人组建板报组，每天出一版“日报”，反映全车间的生产和学习，表彰新人好事，推广先进经验，批评不良倾向，成为车间的耳目喉舌，事实上成为一种
“机关报”。周干事要我们详细研究，提出可行意见。我明确自己目前的身份，同时没有忘记我曾是党报记者。于是，起草了一个设想周密的报告，并建议取名《跃进报》，同时编一个副刊《绿芽》。
刘文介和我都编过大报，思路敏捷，笔头来得快。罗次岷原为机关干部，也有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底，对车间情况熟悉。谢子琴原系教9币，字写得好。这个班子能编能采能写，拥有明显的优势。
《跃进报》创刊号颇有气势，不同凡响。头条是车间办公室对镗床发生责任事故的处分决定，接着是采访员对事故原因的调查，有关责任入的检讨和评论员文章：《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副刊《绿芽》发表了诗歌、散文、杂感、小小说和讽刺小品。两块板报挂在由车间到食堂通道的墙上，读者云集，干部也驻足观看，嘱咐大家好生学习。
板报组人员实行半日劳动半日办报制度，晚上开会研究情况，汇集当天车间发生的大事，拟定报道题目分头写作，加班到深夜12时，吃过加班饭后再忙活一阵才能就寝。清晨起床后立即采访，汇总稿件送审。周干事审稿快，对编好的稿件也很少改动，只批“可刊”二字，这使我们信心大增。车间主任、调度干事也常向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我们还在各生产组发展通讯员，建立了十多人的通讯员队伍。板报组俨然成了车间活动的一个中心。《跃进报》的格局还影响到车间以外，如一车间的《铸工报》、二车间的《洪炉报》、四车间的《促进报》、五车间的《朝霞报》应运而生，很快在全厂形成一支宣传队伍。周干事委托木工组新制8块黑板，油漆一新，我们划了暗格，每期用广告色书写，逐渐由一版扩大为4版，常常是8块板报一字儿排开，宛然一道文化风景。
厂部检验办公室调我参加培训班，学习煤气机构造、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作专职检验员。周干事知道后，立即和检验办联系，说我调来三车间办报是他专门到看守所联系的，宣传工作对我更适合。我感到能在这种环境下重操本业，也非常激动，服刑人员当记者并不是角色错位。当我采写的报道受到普遍赞扬时，我甚至有些自得，自认为展现了人生价值，继续履行一名党报记者的神圣职责。
一天夜里突降暴雨，锄坝河农场调来的新犯所住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的牢房在黎明前倒塌，近百人猝不及防，被压在屋内。干部迅速组织抢救，把伤势严重的人送往医院。当通知需输血时，各车间劳教和犯人争相献血，他们挤满了大卡车，板报组罗次岷捷足先登。自愿献血者分别输了200……300毫升血液，这可能是我国自愿献血的先驱者。返回后，干部嘱大厨房为他们煮了面条补充营养。罗次岷以自身经历撰写了通讯《一首革命人道主义的凯歌》，由此可看出当时人们精神的闪光点。
正当《跃进报》办得热火朝天时，谢子琴却提出愿回到车床操作。理由是写作水平低，难以胜任。我们三人便耐心说服他，我们的自我感觉实在过于良好，说厂部最信任的入方可做文字工作，为党和政府代言十分光荣，将来如办厂报我们将是首选，等等。周干事也出面找他谈心，他执意搞体力劳动，终于如愿。我想他大概是不忘l957年整风反右的教训，预感到因言获罪的劫难才如此抉择吧。
我知道，这里的记者不是自由职业或撰稿人，你必须用上面规定的八股语言去写，而我们私下却想写点贴近生活和有点人情味的东西，给沙漠带来点翠绿，这就使自己处于两难境地。如今的工作量比在报社不知要大多少倍，又要编辑，又要采访、写作、通联、缮写、校对，又要劳动，夜以继日忙得不亦乐乎。
《跃进报》共办了三年，出版一千多期。时至今日，有人回首往事说：“通惠门有两宝，一是角色齐全的文娱组，一是图文并茂的三车间板报。”
18何文锦“叛国”
晚上，在犯人宿舍里召开批斗何文锦大会。由周干事主持。
何文锦个儿不高，眉清目秀，苍白的面孔透露着聪明颖悟，活脱脱一个大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在校生。我翻阅过他的法文练习本，法语是他进修的第…夕b国语，字迹娟秀流畅。前不久他一身干部服，若无其事地混出厂门，逃到外地被捉回，才召开这次批斗会。
周干事显得很气愤，他着重阐明逃跑无出路，无产阶级专政的江山是铁打的江山，住宿要证明，吃饭要粮票，到处是治保委员会和治保小组，到处是广大群众警惕的眼睛，你往哪里跑，又能逃多久呢？因此何文锦的下场是必然的，大家应引以为戒。
何文锦着重陈述逃跑的真实动机。他说，自己在北京曾见过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有一百多年历史，十月革命以来不过四十年，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还处在探索阶段，不能认为苏联模式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方面他们就作了新的探索并颇有成效，所以他想到那里去留学，去看看，作些比较，就被拘捕定案为犯了投敌叛国罪，这真是太无道理了……他口齿伶俐，不假思索，侃侃而谈，我埋头记录着，不时抬头盯他一眼，不禁怦然心动。
接着，何文锦控诉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实：“中国本来就缺乏自由*，舆论一律，大家都照着报纸的腔调讲话，一个鼻孔出气，心情很不舒畅。反右斗争以后搞大跃进，天天加班加点，生产极端紧张，劳改队太苦，几乎没有精神生活，电影尽是生产片斗争片。南斯拉夫又去不成，只有选择距大陆最近的香港。到了香港，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是《离开了黑暗的中国》……”
“反动，反动透顶！”周干事制止他继续放毒。奇怪的是何文锦其人并无民愤，会上发言者甚少，也无人喊口号，只见他闪耀着清澈明亮的目光，似乎还要说些什么，便出现冷场。倒是周干事作了较长时间的训话：“党和政府对你们这些犯了法的人已经够宽大的了，每日三餐饱饭，夏发单，冬发棉，月月还发零花钱，还有学习生产技术的机会，你们的文娱生活也丰富多采，有电影、川剧和晚会，干部对你们和颜悦色，不打不骂，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改造好了，将来成为新中国自食其力的公民和技工，前途无比光明，为什么还要逃跑呢？”他对何文锦的行为无法理解。
平心而论，周干事的这篇道理对衣食无着的乞丐小偷和某些刑事犯是有说服力的，而对何文锦这类因言罹祸的大学生和*则不具有说服力。何文锦在这种场合说出了对自由平等**的庄严诉求，不能不引起人们沉重的思索。
翌日，何文锦被押送到另一个地方，从此没有见过面。像这样的才子本属高材生，毕业后将是学问家，却身陷囹圄，虚掷美丽的青春，我深深地为他，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据说后来他去了成都磨床厂和南充监狱，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还写过《多快好省是形而上学》，“*”初期被处决。他的思想和命运与北大才女林昭极类似，死去的时间比林昭稍早些。
19女友探监
国庆前某日，周干事找到我，说：“接待室有人等你。”我蓦然一惊，我在成都是没有亲属的，谁会到这儿探监呢？我不无犹豫地走进接待室。呵！原来是那位小我8岁的女孩何顿川，她面色苍白，神色凝重，交织着不安、疑惧和痛苦。四目对视，不知该如何开口，周干事平静地嘱咐，“你们谈吧！”便默默退出，房内只剩下我和她。
“没有想到你会来，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你，还好，他们没有为难我。你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她声音怯怯地。
“还可以，到这儿四个多月了，比看守所宽松得多，也抽得出时间读书。”
“那就好，能学习就好。”
又沉默了一阵，我鼓起很大勇气说：“我真心感激你，在我最困难望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帮助。你寄的那些书救了我，我得到你的鼓励和精神食粮，使我有勇气活下去，现在已经好多了。”
她说：“听说你是想出国而出事的，我感到太意外，你为何产生了那种想法，是一时冲动，还是处境实在困难？”
我点头，不便在她面前辩解什么。
“当然，对你作了处理，事情无法挽回了，我却要见你一面，心里才踏实。我本来不相信这是真的，既然真的成了现实，我也能理解你，你还是原来那个人，你也不要太难过。”她停了一阵，又说：“听说你在这里表现不错，他们对你也有些关照，慢慢争取吧！”
“你可能已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