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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海石油局……党委刘书记的一封信（1）
　　尊敬的书记：
　　早就应该给您写这封信了。也许是由于现代通讯工具的便利，我们随时通电话的结果竟淡化了写信的欲望，但是，我还是感觉似乎有好多话没有在电话里表达清楚。那天放下电话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您是理解我的：一个把写作看得很重的人，一个把西部把柴达木看得很重的人。所以，关于张建伟抄袭剽窃一事，真正惹怒了我，大概也源于此吧！我坚信上级有关部门对于张建伟抄袭这件事肯定不会支持的，正像您不会支持一样。这是他本人品性与职业道德的问题。
　　但是，因为此事的曝光，上级有关部门担心会不会对于全国塑造的柴
　　达木典型人物——秦文贵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事实上，当《蝉蜕的翅膀》一书出版后，这种影响就已经不可避免了。何况此书还荣获了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正如张建伟自己得意扬扬所云：用了10天时间写成了这部17万字的报告文学。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种速度能写好作品？这原本就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怎么可能写好这部书？又怎么可能写好秦文贵呢？张建伟从创作态度到对西部柴达木的态度，我以为都是浮躁浮浅的，时间再紧，任务再重，他也不该去敷衍，更不能糊弄！秦文贵的精神应该歌颂，应该大力倡导，别说他在柴达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做出了那么多成绩，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在那里呆上十几年，那也是相当不易的。
　　您出于多年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贯作风，敏感于此类事情的负面效应，您生怕给秦文贵和柴达木带来不应有的损伤，您为此希望我别这么较真。您的这份忠良之心我不仅熟悉而且完全理解。我想在此阐明的是这里边有两个是非问题。
　　其一，我对柴达木、对秦文贵的认知您是知道我对柴达木的感情的。正是这份与我灵魂相厮相守的情感，触动了因病卧床的老作家李若冰先生。他饱蘸深情为《西部生命》一书所作的序言，就是我对柴达木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生命的真诚回报。
　　我们常说，真情能感动天地。
　　迄今为止，我已经三进柴达木了。每一次到那里受到的欢迎都是热烈的，受到的感动和感染也都是强烈的。我与柴达木的感情在不断升温，与您的感情更是如此。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场面恍若昨天。当时，我从盆地回到敦煌时，您问我有什么感受，于是我就讲了那个奇特的野鸭的故事，就是后来写成的散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记得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把您逗得哈哈大笑，我说：“这只野鸭居然不怕车，它不怕中国车，它也不怕日本车！”
　　您的笑声与在场的那些柴达木朋友们的笑声都是对我的创作灵感的激发，我在《西部生命》中写到的那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就写到了您和当时的场景。因为我被这只神奇的柴达木的野鸭感动得够呛，因此才有了那段文字：“我注意了它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翅膀扇动弧度竟有了生动地起伏。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飞向渺远……”
　　可是，张建伟却将这最令我们难忘的情节和感受硬套到了秦文贵身上，而且将野鸭的翅膀变成了井架的“钢铁的翅膀”，而且将刘元举久久注视换成了秦文贵的注视。这样写，肯定要损伤笔下的人物。
　　您是知道我是如何在罕见的大风暴中闯入其中，令宋小平惊叹不已的。
　　于是，我才有了刻骨铭心的对于沙子的感悟，即《西部生命》中的《悟沙》。而那些哲思居然被张某人弄到了他的笔下，一变而成了秦文贵的发现和认知。您说这有多么荒唐！宽容点说，这是不负责任，要是尖刻点说呢？对于西部那片土地，仅凭一种浮光掠影的采访，是不可能深入进去的，不将自己的心灵和血肉真正贴近那片土地，是肯定写不好那里的人物的。
　　而张建伟作为那么资深的有成就的名记者，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切。而他过于耍小聪明了，他的小聪明验证了他的浮躁，而他的浮躁将使他不仅没有贴近柴达木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生灵，相反，他伤害了那里，亵渎了那里。令人痛心！我为指派他前往的上级部门领导感到遗憾，也为柴达木那片给我激情和灵感的土地感到深深的遗憾！当然也为您感到遗憾。
　　因为，我知道您对于前往柴达木写东西的朋友们有着怎样的盛情。
　　柴达木给予我的东西很多，西部给予我的东西很多。不是几句话所能言表清楚的。但是，有一点不用说也能清楚，那就是我对于西部的真情。
　　这不仅洋溢在199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西部生命》的散文集中，而且，也弥散于由时事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版《西部生命》之中，特别是那篇《守望柴达木》一文，道出了我对于柴达木整个精神的认知。我以30年的写作经历为证，如果没有真情，是绝对写不好报告文学的，更写不好英雄杰出人物。这是缘于您对我的理解。真情对于一位写作者的重要性似乎无需赘言。我在电视上听到了秦文贵的事迹，令我几乎落泪，这是因为讲述人是他的妻子，她带着一腔情感来讲秦文贵，所以，非常感人。而洋洋17万字的长篇传记《蝉蜕的翅膀》却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感人的效果，究其原因，是作者根本没有动真情，他对于柴达木那片土地没有动真情，对于秦文贵这种英雄人物也没有动真情。所以，他没有写好那片土地，也没有写好那里的英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辜负了上级领导的信任，辜负了柴达木那片土地，辜负了他笔下的人物秦文贵，也辜负了他作为一个国家级大报记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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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海石油局……党委刘书记的一封信（2）
其二，张建伟与秦文贵不能合为一谈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张建伟与他笔下的人物秦文贵都不能混为一谈。
　　秦文贵的思想作风是扎实的，秦文贵是苦干出来的，他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辈。相形之下，作为名记者张建伟呢？
　　不是我过于较真，这里边有个是非问题。
　　《蝉蜕的翅膀》一书在客观上就有着诸多遗憾，造成了不应有的影响。如果说是张建伟个人的轻浮导致了这部书的浮躁，那么，他完全应该向他笔下的人物好好地道歉！他应该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应该认真从中汲取教训，本照我党实事求是的一贯原则，以其诚实的态度尽其所能地挽回损失和影响才对，去重新老老实实地把没写好的人物写好才对，而不是采取回避态度。
　　我想，如果张建伟将《蝉蜕的翅膀》一书中，不是秦文贵感受到的东西，而是刘元举感悟到的那些诗意语言和思想哲理剔除掉，把那60余处的抄袭剽窃的地方都换掉，还秦文贵以质朴、真诚的本色，那么，我想您与柴达木那片土地，还有秦文贵本人，还有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也都会以为这是一种有益的补救，也会因此感到欣慰的。最好的消除影响的方法，就是让抄袭者接受教训，改正错误。相反，如果以为张建伟写的是秦文贵，抄袭也是为了秦文贵，为了“保护”秦文贵而去考虑影响什么的话，这可不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不仅不能服众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只能欲盖弥彰。
　　我相信秦文贵，他能够经受柴达木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他有那么可贵的意志品格，他肯定有勇气面对写作者抄袭这个现实；我敬佩秦文贵，我敬佩他身上体现的那种柴达木精神。我相信他还不知道张建伟抄袭剽窃这一真实情况，如果他知道了，他将会为此感到难过和遗憾。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这件事情，无论对于秦文贵本人也好，对于柴达木也好，对于新闻界文学界也好，都是有益处的。
　　最后，请代我真诚地问候秦文贵，尤其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刘元举
　　2001年1月18日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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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滋味儿（1）
现在是2003年的深秋。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
　　窗外，一直在下雨。这雨是从昨天午后开始下的，一直下到现在，还看不到有停的意思。
　　深秋的雨如同沧桑女人的泪，虽然没有一点张扬和渲染，却因有足够的铺垫而到处浸透着浓郁的凄凉。对天气的敏感时常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心态，尽管早已熟知古人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却始终无法做到。就是说，我要在这样阴郁的天气里陈述我的打官司经历，这使我的心情除了感觉压抑之外，还会滋生出某种不祥之感。当然这是冥冥之中的东西了。
　　　　1　　宣判的时间突然更改，令我深感不安：不祥之兆？
　　宣判那天，就赶上了这么一个阴雨天。而且那场雨比这场雨更大更猛。那天是9月17日。算是秋日北京的头一场雨吧。本来法院那边通知是9月16日下午1∶30分宣判。
　　他们已经正式通知了我，可没过两个小时，突然又通知我时间改变了，改在第二天——大雨滂沱的9月17日上午9时。要是不改呢？显然就不会赶上大雨了，这种改变虽然是人为的，但我却总觉得命运之中有种冥冥的东西在捉弄着我，让我无可奈何。
　　法院通知我大凡都是由书记员打来电话。无论我在哪里，她都能打到我的手机上。我接到开庭的通知就是这样，接到宣判的通知也是这样的。从开庭到宣判，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关心我的朋友纷纷来电询问我的判决结果。他们替我担心。因为这场官司背景极其复杂，复杂到我至今也有许多地方说不清或无法说清。但是，最终还是要判决的。
　　等待开庭的日子与等待宣判的日子一样漫长，确实如同煎熬。好像拖得时日越长，就越是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如临深渊之感。不敢有多少期望。即使你觉得有强###律可依靠，即使你感觉正义在手，但你也不敢有多少期许。我有好几次拿起电话，要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刘法官打个电话问问，但是，我每次都迟疑着，搁下了电话。我在想，怎么会这么久呢？我在想，会不会又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期间，我多次经历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它们让我没有准备，让打官司毫无经验的我常常不知所措。
　　应该从9月12日说起。那天，我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拨通了电话。每次都是一位女士接的，她们的声音都是柔曼的，我分不清哪个是法官的声音哪个是书记员的声音。她们都是女士，声音都挺悦耳。我说出法官姓名，对方说她休假了。我忙问休多长时间。答曰：下周一上班。下周一就是15日。14日一早我就到了北京。
　　15日上午，我估摸着法院刚上班时，就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刘法官，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存和善。我与她通过无数电话了，对于她的声音应该是极其熟悉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会把她们办公室里其他女士接电话的声音误以为她的声音。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宣判。她说，就这几天吧。
　　我当时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想问个水落石出，却又因心里没底，生怕问到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结果，�

《西部生命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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