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想问个水落石出，却又因心里没底，生怕问到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我显得吞吞吐吐。
我试图探出点消息，哪怕凤毛麟角。但是，她是个职业素质非常好的法官，她的态度给你希望给你安慰，但说出的话，却让你无法找到你渴望知道的任何结果。我也不便于直截了当
地问，我只是试探性地说，不会有什么太离谱的判决吗？她就笑了。然后，她说，她们厅里有人看了我的《西部生命》，赞叹我的文笔非常之好。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静等着她的下文。而她却不再往下说了。多一句话她都不说。我揣摸着她说的这个事儿，与判决结果的关系。还是不够明晰，索性直接发问了。我说宣判结果能让我满意吗？她说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放下电话不长时间，我从外面转回屋，无意间发现手机显示出有个未接电话。号码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我赶忙用座机打通，正巧是刘法官接的。她告诉我明天下午1∶30分公开宣判，让我届时到庭接判决书。
明天下午1∶30分，就是16日下午1∶30分。16日，带6这个数字，对于我的感觉，历来是吉祥的。因此，我心里感觉到了敞亮。当即给我的家人拨通了电话。她们为我担着心，尤其是妻子，她因为我的官司，压力很大，神经敏感至极。她在电话里虽然语气比较平淡，但我却感觉到了她是努力在控制着自己。她说你感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她停顿了一会儿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直到现在我也理不出那时候的心绪。我只知道我很焦躁，书也看不下，坐立不安。午饭后，我没有休息，躺下也睡不着的。我就到楼下打乒乓球。我企图以剧烈的运动方式来改变心态。
我的手机搁在宿舍里，等我一身汗水回来，一眼发现手机的来电显示上
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我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来。肯定又有什么变化了。而此时我知道，任何变数对于我肯定都是不利的。
果然，宣判的时间变化了，明天下午不宣判了。我问法官这是为什么呀？
女法官的声音还是那么不温不火，她说她们厅要去天津出差。天津？怎么偏偏是去天津？天津这个地方此时对于我太敏感了。在我的一波三折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官司中，被告与我打管辖地，莫名其妙的原因，官司管辖地判到了天津。天津是被告的家乡，被告在那里一定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关系。我们常说的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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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滋味儿（2）
我的敏感肯定使法官感觉到了。她轻松一笑说，其实，就是去那里玩几天，周五回来。但是，周五能不能宣判，还得回来再说。
我硬着头皮问：不是没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吗？她说，没有。
我突然又问了句不该问的话：“该不会是张建伟给联系的吧？”女法官笑了，她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去天津其实就是去轻松地玩几天。
我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呀！但我仍然心里边犯嘀咕，于是我又问：宣判结果不会因这次改变时间而有什么变化吧？她说：不会的。
我觉得她好像在安慰我。
蓦地，心里边就沉了，闷了。
15日下午，天气开始阴了，闷了。这种越来越浓的沉闷显然预示着要下雨了，而且憋闷得时间越长越意味着将会有场大雨降临。
到了下午4点多钟，外面的天气阴得更厉害了。突然，我接到了法院的通知：明天上午9点准时宣判。我说，你们不是要去天津吗？怎么……法院说，我们是明天下午去天津，上午还有半天时间，所以，还是决定上午宣判。
仅一天当中，就以三个电话，连续跳跃性地变了三次。这怎么能够让我平静呢？这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了许多。两年零九个月了，其中发生的那些应该或不应该的事情都在折磨着我。我突然有种深刻的无助感。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把我的心情搞得更加沉郁。出了鲁院的大门口，那条窄街上本来就不清洁，此时泥水雨水混浊不堪，肆意横流，令你无处下脚。想打的士，却没有一辆的士能够停下来。所有从你面前驶过的车都会粗暴地溅起一片浑黄的水花朝你飞过来，你只有躲闪，再躲闪。
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打上车。雨好像比我还焦躁不堪，散弹般斜扫着人群，使得城市节奏变得一片仓促混乱。窄街上总有车辆往来，却就是不肯停下来。眼瞅着要误时间了。我只能往前猛走，希望走出十里堡这条窄街，走到朝阳路宽阔的大道上去打车。
如果出门就能赶巧打上车，还多少能够使我得到些许宽慰。但是，越是不顺利，就越使我神经兮兮地意识到判决结果可能于我不利。好不容易坐上出租车在风雨中驶到方庄时，那条更宽阔的大马路却突然塞车了。出租车司机说这条路从未塞过车！
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15分了。9点开始宣判，已经过了一刻钟，这心里边急的呀。还好，往远处探望时，风雨飘摇中，已经隐现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那迷蒙的楼房顶部了，上边高悬的国徽也一同模糊着视线。我推开车门，闯进了风雨中。
那天上午的一切感觉都不够好。到了法院门厅登记处时，那位守门人居然不知道我的这桩官司在哪个厅宣判。我说出了法官的名字，他仍然说不知道宣判这一说。后来，我又说出了书记员的名字，这人才若有所思地说：可能在第十法庭吧，你去看看吧。他大笔一挥，开了一纸通行证。
天气是清冷的，法院的建筑物有着高高的台阶，台阶是灰色的。铺满雨水后，灰得更沉了。正门紧闭，得从侧门绕行。侧门的台阶上的雨水放纵地流淌，将青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弄得更加阴冷。我小心翼翼地踩踏着这样的湿滑台阶，走进了楼内的大厅。
大厅空荡，看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圆柱上，我看到了指示牌，而后，我上到二楼，找到了第十法庭……
2 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官司的艰难
1999年10月，我的散文集《西部生命》被评为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一等奖，我赶到北京领奖。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了好多名作家和相关领导。在宣布获奖名单时，我听到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名字，也听到了张建伟的名字。张建伟的获奖作品是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我与贾平凹和张建伟等人排成一队，前往主席台领奖。
那时候，我就听柴达木的朋友们说过张建伟，说他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书中用了我很多《西部生命》的东西。我当时也就一听而过，并没重视。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他的书，因而也并不知道他是如何用了我书中的内容。但是，在我们排作一队依次前往主席台时，我敏感起来。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张建伟其人，也未曾读过他的任何文字。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名人，很活跃的。我们有十多人排队上台领奖，恍惚中，我听到身边观众席上有人喊了他的名字，于是我的目光寻找到了他。他一边热情回应着观众席上喊他的人，一边往前挪步。他走在我的前边，与我相隔四个人。
看上去，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敞开着怀，神气活现。我想，他在听到宣读领奖名单时，不会听不到我的名字吧。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肯定会四下里瞅瞅，辨识一下哪一位是刘元举，至少认识一下也没有坏处吧？
我当时以为他可能会在领奖之后，找到我谈一谈的。而且我真心实意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磨不开情面日后与他对簿公堂的。文人都爱面子，即使他不直接出面，找到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出面说说，我想，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太书生气了。
当我领完奖之后，再去寻找那个棕色皮夹克身影时，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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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滋味儿（3）
当晚，在我们的住地石油宾馆的餐厅举行了宴会，非常热闹，席间有精彩演出，还有新疆的歌舞团表演的舞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看到了许多领奖和不领奖的朋友，我试图在人群中寻觅张建伟，但是，没有找到。许多人多年不见面，到了一起十分快活。为我的书写序的李若冰老先生也来了，他对我的获奖表示了由衷的祝贺，这令我非常感动。当然，我这部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他非同寻常的关心，他让我每写一篇，就寄过去给他看看。当时，他正因糖尿病住院。我还犹豫着是否会影响他的休息。但是，每每写出一篇给他寄去后，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他的信写得很激动，他说是我的文章让他兴奋不已的。他对于文章的构思角度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也使我的信心倍增。我能够在1995年的下半年几乎一气呵成写出这个西部系列，与他的这种频繁来信鼓励是分不开的。
回到沈阳后，我也并没有马上寻找张建伟的那部《蝉蜕的翅膀》。因为当时忙于一些琐事，就渐渐将这件事搁下了。如果不是我的另一部书出版在我们的城市引起很大反响，可能我就不会与这场官司有缘了。
我的那部书叫《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副标题是“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这部传记文学在沈阳最有影响的东宇书店搞了个发行式。而那一天，香港《文汇报》驻沈阳记者站的曲颉先生被我的书的书名吸引住了，因为他当时也在写一本培养儿子的书，题为《父亲的心》（此书已由辽宁出版社出版）。他是个喜欢书并喜欢买书的人。他与我认识较早，却好多年疏于联系了。因为书而勾起了回忆，因此，他就有了读我的书的兴趣，就有了更多的兴趣。
于是，某一天，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了一个让我不能不重视的消息，那就是他发现有一本书严重抄袭剽窃了我的《西部生命》。
在曲颉之前，有关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时，只是说张用了我很多文字或内容之类，“用了”或“使用了”，却从未有人使用“严重抄袭剽窃”这类字眼儿。于是，我立马给柴达木的刘书记打电话，让他用特快专递给我邮本《蝉蜕的翅膀》。书记是我的朋友，也是张的朋友。
他是个多年做党的政治工作的干部，很有政策水平，也很有人缘。他是四川人，非常和蔼可亲。在此之前，他对我说过张建伟到柴达木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蝉蜕的翅膀》。他说张建伟知道我。他还说张建伟写书时用了我书中的一些文字。书记并没有说张建伟嘱咐他一定要与我打招呼，征询我的同意之类的话。
从刘书记那里我得知秦文贵是全国树立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五四奖章”的获得者，是得到过###总书记接见过的人物。后来，他们组织了讲师团，书记也参加了讲师团，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讲演。那天，中央电视台直播，我收看了他们讲师团的演讲。我看到了周书记，还有秦文贵，却没有看到刘书记出镜。秦文贵的妻子讲得非常感人，她讲了一个令人刻骨不忘的细节：她给秦文贵洗头，可怎么也洗不干净。她反复用洗发剂揉搓出沫儿，却还是洗不干净。后来，她仔细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