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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往今来，多少名人志士光顾这里，他们无不为鸣沙山的奇观而震动。早在魏晋的《西河旧事》中就有记载：“沙州，天气晴明，即有沙鸣，闻于城内。人游沙山，结侣少，或未游即生怖惧，莫敢前。”唐时的《元和郡县志》中记载：“鸣沙山一名神山，在县南七里，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石山，四周皆为沙垄，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吹风，辄复如旧。”五代的《敦煌录》云：“鸣沙山去州十里。其山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高处五百尺，悉纯沙聚起。此山神异，峰如削成。”更神异得是沙山的鸣响：“盛夏自鸣”“声震数十里”。鸣沙山过去叫沙角山、神沙山，后来改为鸣沙山。这说明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鸣响。它的鸣响已成为千古之谜。可是，至今，也没有对它的鸣响作出统一的解释。现代人用科学去探究，得出四种观点：一为静电发声说。认为鸣沙山沙粒在人力和风力的作用下向下流泻时，含有石英晶体的沙粒相互磨擦产生静电，静电放电即发出声响。众声汇集而成大声。二为摩擦发声说。认为鸣沙山在天气炎热时，沙粒特别干燥而且温度很高，稍有磨擦，即可发出爆裂声，众声集合便轰轰隆隆，震荡不已。三为共鸣放大说。认为鸣沙山群峰之间形成的豁谷是天然的共鸣箱，沙流下泻时的发声在共鸣箱中共鸣放大，以致于形成巨大的声响。四为大环境回声震荡说。此说认为鸣沙山周围有一个“回声震荡箱”。这个震荡箱包括山凹，建筑物，以及附近的村庄和林带。我对所有的这些个说道均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些解释对于鸣沙山毫无意义。
鸣沙山已经形成３０００多年。３０００多年中，它不停地鸣叫，对大自然鸣叫，对人类社会鸣叫。大自然听不懂，人类社会也无法听懂。数千年来，它就这么鸣叫着。它的声音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沉郁，也越来越深刻。那是一种高亢的宣言也是一种悲愤的倾诉，很遗憾，古往今来，我们的大自然没有听懂。要是听懂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那么深的断裂，就不会有那么散那么孤寂的荒丘；可惜我们的民族也没有听懂。要是听懂了，这里就不会有过那么多的战乱，那么多的荒冢，那么多那么多的伤口，在流血，一直流着……
我固执地按着自己的逻辑解释它这生生不息的鸣叫。也许这很牵强，但是，很有意义。
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倾听过它的呼叫，而如此感悟者，非我莫属。实为幸哉！
7 花 土 沟
——柴达木系列
刘元举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柴达木是一个陌生而高远的地处。3000公尺的海拔，年降水量不足２００毫米而年蒸发量却是２０００～３０００毫米，是全世界蒸发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而它的年日照时数最高可达３６０２小时，超过“日光城”拉萨和藏南的定日，居全国之首。加之每年春秋两季那惊天动地的大风沙，使它的环境糟糕透顶。别说常年累月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你就是到这里呆上两天，什么不用干，也绝非是件容易的事。
茫崖就是花土沟柴达木
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沟。花土沟在柴达木的最西端。它紧挨着新疆，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迈出一步就是米兰古城，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议，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都是土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这里是青海石油局的前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市中心的位置。有楼房有院落。还有那种挺讲究的月亮门。站在这儿就像站在我家的那一片居民小区。想象中的指挥部是些简陋的小矮房子，没有规整的院落，就是有墙也是那种歪歪扭扭的土坯墙。或许我来此之前，耳闻得艰苦太多，我把这里想象得过于荒凉。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是一座城市。
这里有像模像样的街道，像模像样的商店，像模像样的招待所。就连街上走着的女孩子也穿得像模像样。随着步态而摆动的裙子和谐流畅，而那披肩秀发更能体现城市的柔情。
这使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到了花土沟。我感觉走在花土沟的街道上与走在沈阳的街上没有多大的不同。只不过人少了一点，车少了一点。再一点不同就是这里时差与沈阳晚3个小时左右。
在沈阳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夜晚，可这里依然有着明晃晃的光照。
陪同我来的是青海石油局的文联主席，还有一位新闻干事。文联主席是老同志，其实也不过50岁。但是，花土沟没有老年人，50岁的人在这里就是老大爷。新闻干事是位30来岁的北京人。他的父母都是当年从部队上下来到了柴达木的。那时候，他留在北京姥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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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3）
中学毕业他来了柴达木。几年前，父母退休回到北京而把他扔在了柴达木。我说他是被父母抛弃了两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北京，他想了想说，回去已经不适应了。
适应柴达木的人已无法适应城市。而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是怎样适应了柴达木呢？
我们第一站到了电视台。花土沟的电视台较之城市的电视台多少有那么点土气。这是指那些土色的平房而言。但是，这里工作的记者和编辑一点也不比我们城市的电视台工作者土气。我们到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电视台里找不到人，都到酒店去过妇女节了。我们借着妇女的光也赶到了酒店。柴达木人没有不能喝酒的，他们对人的全部热情也表现在劝酒上。尤其他们听说我是只东北虎，就更是频频举杯。电视台总共有五个人。播音员一人，记者编辑二人，司机一人，台长一人。除了台长外，其余人都是轮换着。短则半年，长则一年。
台长很热情，看上去有40岁，其实，他才35岁。整个酒桌上除了文联主席，还没有一个人比我年龄大。席间，我问过台长想不想离开这里。他很诚实地说当然想了，可是，他继而又摇了摇头。他妻子是税务所的所长，工作干得相当出色。台长说难就难在妻子的工作调动。他们的孩子已经上了三年级。谈到孩子，话题就更显得沉了。这个地方就是再像城市，教学质量也是可想而知了。在城市孩子的出路是读书，在这里，除了读书还有什么盼头？他们对孩子考大学的愿望肯定不比我们城里的家长差。那天的酒喝得不好，一方面是我不会喝酒使台长他们喝不出情绪，二来，我们谈到孩子，把话题弄得过于沉重了。这使我晚上失眠时，一合计起来就后悔不已。我从来不失眠可在这里我却天天失眠。失眠是一种不适应的反应。但更让我不适应的是一场大风沙。这场大风沙把花土沟的真相暴露无遗。
风沙是从下午开始刮的。人躲在屋子里也躲不过风沙。风沙无孔不入，再严实的窗户也没有用。你没有办法说话，一张嘴，就呛得慌。沙子呛嗓子的滋味胜过浓烟。从窗户往外看，那一片遮天蔽日的浑黄就像经久不散的浓烟，浓得厚实浓得没有缝。楼房被吞没了，街道被吞没了，茫崖镇被吞没得没有了一点影儿。我想到邮局发信，邮局关门；我想去打长途电话，电话线被刮坏无法接通，我们想出去吃饭可没有一处饭店开门没有一户人家生火。幸亏我们有车，在茫茫风沙中开亮车灯小心翼翼地行驶，那车速还没有老牛车快。偶尔碰见一个行人，那行人明明距你很近很近，可浑黄得就像离你挺遥远，没有立体感，薄得就像一张纸的剪影，也没有行走感，就像悬起来悠荡。居然还有人骑自行车，人与车子都像印在纸上。令我最震惊的是大风沙刮过来一个小学生。看不出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看不清他是否戴着红领巾。
但是，我辨认出一个大书包坠住了这个单薄矮小的影子。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眼前浮现出我的女儿。她没有一天上下学不是靠我们接送的。可是，这个孩子的家长呢？这么大的风沙，难道家长就不担心孩子？
我们开车去了电视台。找不见一个人。那几个穿裙子披肩发的姑娘呢？我们又开车去了文联主席的一位老朋友家，风沙中叫不开门。我们饥肠辘辘，却找不到吃饭的去处。好不容易在油田招待所捧起了饭碗。可是，挺高档的餐厅黄沙弥漫，茶色玻璃制作的可以转动的桌面全是厚厚的黄沙。刚擦去，就又落上一层。服务员是年轻的女子，她们的动作不再细腻，她们的肤色也不再像城市的女子。这座铝合金装修的高档餐厅也清冷得没有城市的情调。这时候我才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采油班的女孩
这场大风沙还算客气，只刮了一天一夜。当地人曾遇到过一场刮了7天7夜的大风沙。
7天7夜就得躺在床上挺尸，没有办法吃饭，连口水都喝不成。
第三天上午，风沙总算折腾够了。可是，天边依然浑浊。无法看到昆仑山，也无法看到尕斯库勒湖。我在一篇文章中强烈感受到它们有多美。据说风沙过后，得好几天天边才能晴朗。
我们来到了花土沟的北山。这里是采油基地。油管从花纹密布的泥岩层面延伸出去，间或可以看到采油机缓慢而沉甸甸地朝这片荒丘磕着头。这些荒凉的土山全都是一副麻木而苍老的面孔，一点也不会为采油机的虔诚朝拜感动。在半山腰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我见到了一批采油女工。她们是采油二队的采油二班。班长是个21岁的小伙子。他朴实而随合，他领导的这个班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女孩子可以跟他随便说笑，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他。我们问他有没有对象，他说没有。我们不相信，可他领导的这些女工们都证实他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这些女工中选一个，他说，她们全都有主了。我问这些女孩子对象是做什么工作的，她们都说是油田的。再问，在油田做什么工作，她们就说是工人呗！问她们是不是安心这里工作，她们说不安心有什么办法？在这些女工中，我发现有一个最年轻的也是最漂亮的女孩一直文文静静地坐在那儿听我们说笑，她没有插话，脸上挂着生动兴奋的笑容。我与她攀谈起来。
她只有20岁。20岁的她处对象有点太早。她说，她也不想这么早就处对象，可是，她说他太好了，她本来不想和他处，只是因为他太好了而没有办法。这个女孩反复说着这么一句话：“他太好了。”究竟哪儿好，怎么个好法她始终没有说清楚。其实，这种好是说不清楚的，能够说清楚的好就没有什么味道了。最让我受感染的是她说他太好了的时候，充满了动人的甜蜜。那种甜蜜是在城市女孩身上不可能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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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4）
女孩的爱情故事没有文学作品中的浪漫，却有着文学作品的甜蜜。她拥有着这份甜蜜就已经十分满足了。她陶醉着这份甜蜜，深藏着这份甜蜜，她至今还对她的父母隐瞒着。她家住西宁市，中学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她是从报纸上看到青海石油技校招生的消息，就报了名。她说技校设在敦煌，诱惑她的是敦煌，而不是石油技校。她报考时，她的父亲出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