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的负责人确实与我“打招呼”了，但是，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的《蝉蜕的翅膀》一书已经发行了多日之后，而不是在他写作的时候，这是既成侵权事实之后的“打招呼”，何况作为油田负责人怎能有权利许可我的著作权让你使用（我在这里先不用抄袭一词）？何况，人家什么时候同意你抄袭？同意你侵权了？你这不是强加于人吗？你这种做法很不道德。因为你是知道抄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却将这种不轨行为导致的责任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推给了人家。仅从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你有多么地不厚道！由此不难看出，你一开始的侵权就是在清醒中完成的，你是采取了嫁祸于人的方式。这就更不善良了。
你一口一个团中央，还称职务行为，这是不是有点仗势欺人了？团中央派你去写英模，那是对你的信任，你应该通过这次写作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才对，可你却明知抄袭是违法的，却采取狡猾的“掩耳盗铃”策略为自己的不光彩行为遮掩着。你可真是聪明至极呀！但是，团中央什么时候让你抄袭让你侵权了呢？！
好在苍天有眼，法律自有公道的定论，一审判决的判决书给予张建伟有力的驳斥：张建伟提出其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是接受团中央等单位委派，该书的一切法律责任应由委派单位承担的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团中央等单位虽委派张建伟采访并撰写秦文贵的先进事迹，但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曾指示张建伟使用刘元举的作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对该书承担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权利，故对张建伟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是我的文章开篇写到的那场风雨中，我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第十法庭时，听到的当厅宣判。我没有通知任何记者任何亲友，对方显然也不希望更多人去旁听，所谓公开宣判因为时间的一再改变，想通知到更多人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原告与被告双方，分两侧就坐的位置，也不过是我与对方的律师而已。法庭显得过于冷清。
应该出席宣判的合议庭，也没有如数到庭，所以，尽管法官身着庄严神圣的黑红相间的服饰，却也并没有用惯常的法庭语气对判决书进行全文宣读，而只是拣重点地方予以说明式的宣读。就是说，整个法庭宣读判决的氛围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庄严神圣。因而，明明是我胜诉了，我却没有获胜后的兴奋。
我在法庭上有张照片挂在了千龙网上。照片下边标明：打了两年零九个月的官司，刘元举终于赢来了胜利。
可是，照片上的我是什么表情呢？肯定不是胜利后应该有的表情。我从网上看我自己，我发觉那完全不像我了。我显得如此憔悴，脸色发灰，头发被雨水浇得湿迹未干，我即使是按拍摄者的吩咐，手中举着胜诉的判决书，我也仍然满面惆怅。拍摄者让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
你不妨想想，两年零九个月的折腾，我哪还笑得起来呀！不仅使我身心疲惫，使我深深厌倦了许多东西，当然包括对于官场的厌倦。有谁知道，我这期间内心受到的伤害，精神受到的损失！有的朋友曾问过我，辞去主编兼社长的位置是否与打这场官司有直接关系？我说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也不是什么直接关系。我不爱干了，当然就不干了嘛！
打官司的滋味儿（10）
但是，我在主编位置上，因为起诉张建伟而带来的行政方面的压力，对于我的未来所谓仕途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天知道！
我们书记总愿说一句口头禅，“用笨理合计如何如何”，这件事用笨理合计，人家是代表组织找你谈话，你却不识抬举，人家心里会舒服吗？我说的还不是指我们党组书记找我的那次谈话，而是没过几天，副部长到了我们作协，专门找我来了。
他说快过年了，来给作家们提前拜拜年。他态度确实很温和，还递给我一枝中华烟。我平时并不喜欢抽烟，但遇事时却极想抽的。我接过了烟，也接受了让领导给我点燃，这份待遇是有分量的呀！我心里并不糊涂。但是，我心里作好了充分准备，不管他怎么说，我都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话。他重提我们党组书记找我谈的那个话题，他好像有意将这个话题说得轻松一些，但越是这样，我的心里却越是紧张。毕竟人家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人家是代表省里来找我谈这个事情的，人家好像是有求于我，而不是命令于我。如果命令，我倒不怎么害怕，而人家是以求我的口气，这反倒更让我难为情了。他说的意思与我们党组书记的话是一样的，就是劝我高姿态，别太计较。他并不问我被抄袭的具体经过，我甚至怀疑他连张建伟抄袭了我的哪一本书可能都不够清楚。他也不过问我近期的创作情况和我们的刊物情况。我们的经费紧张，连稿费都付不出了，而宣传部有笔经费，是可以给我们刊物补贴的，因为我们的刊物是直接归宣传部管的。我们刊物是党的喉舌，我们也曾打过报告申请这笔经费能不能给我们拨点儿。但是，我们仍然拮据着。我已经饱尝了一个纯文学刊物的主编的全部艰辛与窘迫。这时我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倾吐，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亏得还能抽烟。一枝烟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抽完了。按灭烟蒂，总得开口呀。我居然问了一句挺生硬的话：张建伟是什么态度？他认错没？
副部长说他这样做肯定是错了的，上边也没说他对，只是我们需要来点儿高姿态。我问副部长究竟是上边哪个人打来的电话，他说是宣传局的某位大员。其实，我是不应该这样问领导的，但是，我一向是个喜欢刨根问底儿的人，何况这个事情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因为这个打到我们省委宣传部来的电话，与那个打到各报社不让发文章的电话，都让我刻骨铭心！
但是，副部长给足了我面子，他没有打官腔。但我事后一想，我问得有多么不妥呀，假如我是副部长，对于这种直截了当的发问，肯定也会心存不悦的，至少说明了一个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哪个领导不喜欢乖点儿的下级呢？这样一来，你还想往上升迁吗？你给人家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副部长说完了他的意思，微笑地看着我，等着我的表态。可我觉得我像一个被人家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孩子，面对应该给自己撑腰的家长，却无法得到真正的首肯。
我的倔强与我的自尊使我无法讨取也不想讨取任何人的欣赏。我的答复显然是生硬的。
我说，如果说到高姿态，那么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当面向我认错，否则，一切都谈不上的。
副部长的微笑在他喷吐出的烟雾中消失了。我只能起身告辞。事后，也不能不有些后悔，人家副部长毕竟是乘兴而来，快过年了呀，让人家不愉快这多不应该！
三天后，省委书记召开了全省文学艺术界专家迎春节茶话会，我有幸出席。
会上，我见到平时不易见到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当中有人知道了我在打官司的事儿，他们不同程度地询问着，关心着。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省委副秘书长东晓先生，他态度特别明确，他说，不能让他！他抄袭了我们作品他还有理了？！虽然短短几句话，但这是我所听到的来自省里领导方面最温暖的话，我当时鼻子一酸，就说不出话了。
一个人在受到委屈时，在感到深深无助时，这样的一句话，真是胜过千金呀！那些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在记述自己苦难经历时，为某位同情者的一句话而终生感动的情景是一点不为过的。人真是脆弱的，人真是情感的动物。人太需要支持和关心了！
茶话会由宣传部部长主持，而后是省委书记讲话。那一天的情况我记在日记中，是2001年1月20日。
茶话会之后就到了年根，好像是腊月二十九这天下午，我正在电脑前写作，接到了党组书记的电话。他说，宣传部的部长委托他打电话给我。宣传部长跟我并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他都不会知道我的名字。部长的意思很明确，是让我放弃这场官司，还说要安定团结云云。我的官司与安定团结挂上钩了，多受抬举呀！我一下子就炸了！我对书记发火了：这叫什么逻辑？这叫什么事儿？安定团结？这与安定团结有什么关系？这不纯粹是——我想说的是一句最粗俗的话，但我还是羞于吐出口，不说这种粗话，我就想骂人，可毕竟人家是领导呀，我一时找不到更赶劲儿的话，只能气得直喘气。
终于，我坚定地说：这个官司我打到底了！别说宣传部长，就是省委书记或者再高出几级的领导打电话劝我也多余了！我是不会放弃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11）
当我将电话“啪”地一声挂上时，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耳边似有一群苍蝇在乱飞。
我的心绪糟糕透顶，这种情绪一直影响了我的过年心情。
2001年的春节，我是在相当焦虑与烦躁中度过的。大年初一，我就与妻子吵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吵架，是我们结婚二十年都不曾有过的。
生气呀，真生气，生真气！我生气为什么他们按官阶递增着一个个找我，让我放弃维护正义的权益？他们怎么就这样无视知识产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一个区区主编、作家，置于庞大的官场不过一介书生，我只不过维护了我自己应该维护的权益罢了。我维护得多么脆弱多么无助，我这种微不足道的维权，居然影响了“安定团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然而，我更多想的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我们的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也并非是他们自己的本意，他们也是受人之托。而这种始终抓住，始终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来做我工作的人，怎么不会想想刘元举是个作家，他不是个想往上爬的人，他不会因为行政干预而放弃原则放弃尊严！他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他是个有着坚定的人生追求的人！如果我知道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或许我会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我可能会与他进行一场关于知识产权、关于是与非的激烈辩论。我还想问问他，张建伟为什么不认错？他不认错你为什么偏偏想让我退出让我放弃让我吃哑巴亏？你这样岂不是害了他吗？我还要问问他：世上有这个道理吗？你的东西被人家偷了，你还得高姿态，你还不能追究偷你东西的人，追究了就不利于安定团结！抄袭人家作品的人，不就是文盗吗？其性质与小偷何异？
妻子一向是个息事宁人的人。她身体不好，神经脆弱，经不起一点压力。尤其她总是替我担惊受怕。这种担惊受怕始于我第一次去闯荡黄河源时。
那一年是1988年。那时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时期，工作生活多方压力搞得我心灰意冷，就好像命运之神变着法儿作弄我。我们结婚就没有房子住，住在办公室里，颇有点苟且偷生之感。
好不容易给了房子，却是在边远的新乐小区而且是一楼，厢房。那个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条走廊曲里拐弯，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写作。屋子里采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这种极度狭窄的空间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