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林论剑- 第1节

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1）
　　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与L　。杨格、盛洪等先生商榷
　　　　一些学者发出惊人之论：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剽窃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然而，考证表明，“看不见的手”不大可能是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的，二人的思想并不雷同。剽窃之说，从何说起？
　　出生于爱尔兰、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经济学者L。杨格在题为《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载《太平洋评论》，1996年第1卷第2期）的文章中，提出惊人之论：亚当·斯密的“看不
　　见的手”（invisible　hand）是剽窃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
　　　　在杨格看来，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若水之趋下”。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是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力、物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人们的欲望都得到最好的满足，商品价格偏低时，就会导致需求增加，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上涨；商品价格偏高时，需求减少，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下跌。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着调节作用，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日夜都不会停止。不用召唤，财物就会顺时而至；不用强求，人们就会把它生产出来。这是“道之所符”（符合规律）和“自然之验”，不用什么“政教发征期会”（政令、征召、限期）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最好的结果。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的隐喻，非常像亚当·斯密所形容的“invisible　hand”的市场规律。不仅如此，杨格还推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两位中国人。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在这一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即高丽殊与杨德旺。杨格推测亚当·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访问10年后才出版的。
　　其实，在L。杨格之前，中外学术界已经发表过类似观点。如中国的经济学家盛洪在《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载《读书》，1994年第12期）、谈敏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中，均提到魁奈、斯密等受过中国先秦哲学的影响。中国台湾的学者侯家驹在《先秦儒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也提到：魁奈的学生到过中国，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中提到魁奈号称“西方孔子”，还提到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魁奈在书中对中国实行自然法的崇尚；日本经济学家桑田幸三也提出亚当·斯密的观点与司马迁观点相近的看法。
　　读到这样的观点，我不禁联想到若干年前关于《易经》的一些争论。一些学者说，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是因为看了中国的《易经》而发明的；一些人说，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是中国学者刘子华根据《易经》的思想推算出来的，并精确计算出了运行轨道，等等。然而，这些说法后来都被科学界证伪了。说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此观点是否像前述的两件事那样？我们需要考证。
　　总计起来，“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谈到早期宗教思想时，他幽默地写道：希腊神话中朱庇特“这只看不见的手”。第二次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中，他写道：“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第三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以及由其导致的秩序这种基本思想，不是亚当·斯密的首创。实际上，在17世纪配第和洛克的著作中，“看不见的手”这种思想已经隐约可见，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这个短句。据Spengler的考证，在1661年，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牧师就已经使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个短句：“大自然在万物之中都通过‘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我于2003年撰写的《追溯“无形之手”》一文中曾讲到，“无形之手”（“看不见的手”，英语译为：“invisible　hand”）这个短句来自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麦克白》。且说苏格兰军中大将麦克白，杀害了他自己都承认“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的国王邓肯，登上了王位。他说：“对于班柯怀着深切的恐惧……除了他以外，我什么人都不怕，只有他的存在却使我惴惴不安；我的星宿给他罩住了，就像凯撒罩住了安东尼的星宿。”于是，他谋划杀死班柯。随着实施谋杀行动时间的临近，他跟夫人的对白中出现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个短句。这句对白如下：“e；　seeling　night；　Scarf　up　the　tender　eye　of　pitiful　day；　and　with　thy　bloody　and　invisible　hand　cancel　and　tear　to　pieces　that　great　bond　which　keeps　me　pale！　”（“来，使人盲目的黑夜，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用你沾满鲜血的‘看不见的手’，毁除那使我畏惧的大绊脚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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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2）
为什么断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自这里？亚当·斯密对《麦克白》这部戏剧十分熟悉：他就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形象发表过公开演讲。艾玛·罗斯恰尔德（Emma　Rothschild）和麦克菲（　Macfie）等学者认为，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很感兴趣”（载英国《金融时报》，2003）。
　　亚当·斯密借用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似乎不完全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看不见的手”所在的那段话中，亚当·斯密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进口限制没有必要，因为英国商人自然会更愿意从其他英国贸易商那里购买货物，而不愿意把钱财交给不可靠的外国人。这似乎和颂扬自由主义经济扯不上什么关系。亚当·斯密还在书中写道：“商业使人类意志消沉。人类的精神在萎缩，无法升华。”他似乎倾向于用怀疑的眼光观察人类的行为。
　　斯密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还有一段值得关注的话，被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先生称为“棋子原理”：“似乎想象他能摆布一个巨大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一只手在棋盘上摆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虑，在棋盘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的运动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与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的第一章第1页，也引用了这段话。
　　将“棋子原理”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和社会制度有其自发的秩序，即使这种秩序遭遇断裂性变革，最终还是会自行纠正。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及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本意可能不是说自利行为必然有利于公众利益，而是说，在一定的制度引导下，可以将自利行为转化为公益的行为。没有引导，自利的洪水将淹没人类；在合理的引导下，自利的洪水将灌溉良田，造就沃野，造福人类。
　　由此看来，无论亚当·斯密是否在杜尔阁那里与中国学者高丽殊和杨德旺有直接接触，是否受到过司马迁的启发，可以肯定的是，“看不见的手”不大可能是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的，二人的思想并不相同，剽窃之说，不能成立。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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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暮美人”张五常（1）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是很可惜，他后来不做学问了。他四处夸耀自己的学术成就，甚至宣称他有好几篇文章可以传世，而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敢这么说。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强调一点，我不是全盘否定张五常先生。相反，我比较欣赏张五常，只不过我所欣赏的是1983年以前的张五常。
　　我曾经两次撰文讨论五常先生之“是”，在2002年撰写的《何必为难张五常》一文中，我说“一些人凭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散文评论他的学术成就，是不负责任的”。我还说，“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我于2003年做的“世界知名的6位华裔经济学家”排名，五常先生位列其中。
　　但是，1983年以后的张五常，特别是给报刊撰写杂文和随笔的张五常，在内地高校做巡回演讲的张五常，日益偏离学术轨道，宣扬一些想当然的观念，误导内地学子。
　　我不怕自己学识浅陋，在这里讨论五常先生之“非”。一方面是对五常先生的惋惜，正如本文标题中“迟暮美人”所表达的，五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是很可惜，而今他不做学问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读者对五常先生的学术成就缺乏正确的认识，我试图指出五常先生学术观点中的缺憾，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让大家真正看清五常先生，以促使大家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权威”。
　　　　五常先生，你为何不反省？
　　《北京晨报》2002年4月25日发表的题为《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的文章称，张五常在演讲中说，他可以和听讲者下注赌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我不是看风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条件的转变。”
　　五常先生所说的“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固然不错，但预测的结论并不新鲜。其实，市场化改革，中国内地的经济学者早就提过。如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979年刘国光、赵人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不同之处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