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量固定设备，不宜多家经营，且成本在很大范围内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其他厂商也难以进入。例如铁路运输、电力、自来水、邮电等事业，如果有两家以上厂商经营，不仅造成浪费，也容易引起混乱（参见黎诣远：《微观经济分析》，第1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这与兆丰的解释大相径庭。兆丰将微软公司说成“自然垄断”，然后替其辩护，这是多么幼稚的硬伤啊！
行文至此，提醒一些学者和学子，对待“名人”、“权威”，要擦亮眼睛。
2004年11月
张五常的“张冠李戴”（1）
张五常先生用中文写的一些文章中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史实失误”。读者如果以这些文章作为学术研究的文本或资料依据，很有可能误入歧途。
在当代的华人经济学圈内，张五常先生是很有影响力的；在世界经济学界，他也称得上是极具原创性贡献的学者之一。他用中文撰写的文章，如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连载的《经济解释》，对于广大读者开拓思维，很有益处。例如，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在2002年撰写的《阅读“张五常”》一文中称：“……这本《经济解释》我更喜欢了，我甚至打算将它用作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发展史的教本”。
然而，其中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譬如 “tautology（套套逻辑）”。五常先生说，“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首先，这个观点来自科斯。早在1988年，科斯在题为《企业的性质：影响》（The Nature of the Firm：Influence）的文章中提出：套套逻辑就是概念上明显正确（clearly right）。其次，我认为科斯与张五常对套套逻辑的解释不正确。因为，“tautology”的英文解释是：“Needless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ense in different words；redundancy。”译为：“对同一意思使用不同的词进行的不必要的重复；赘言。”
更为遗憾的是，五常先生的文章中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史实失误。读者如果以这些文章作为学术研究的文本或资料依据，很有可能受到误导。
《经济解释》第一卷《科学说需求》第六章第五节“多质的需求验证”，不符合史实的地方有很多。
张五常先生在这一节所讨论的“需求假说”，早就被学术界称为“艾智仁—艾伦定理（The Alchian and Allen Theorem）”了，用简洁的话语描述就是：当同等的附加费用被加在两个相似的产品价格上的时候，消费者将增加对质量较高产品的相对消费量。于是，相对优质产品往往被运往其他地方销售或者出口。
张五常先生说，这个“需求假说”发表的时候，讨论的产品是“加州的橙”，而不是苹果。但为什么后来这个产品事例都变成了苹果，张五常先生说，是因为“艾师的假说发表后，两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不同意，为文反对。我的一个学生（）加入笔战，橙就变作苹果。今天行内的老生常谈，是苹果而不是橙了。”
我所查阅到的资料表明：
——“艾智仁—艾伦定理”的出现，起因于一位署名为的读者给《西雅图时报》的一封抱怨信，艾智仁与艾伦作为对该读者答复而提出了这个定理。当时，抱怨说，当地市场上出售的华盛顿产的苹果又小又难看，而他的朋友们送给他的、从果园刚采摘的苹果，至少是当地水果店出售的苹果的4倍大。他问道：优质苹果都到哪里去了？艾智仁和艾伦的解释是，如果在当地购买一个优质苹果要花费10美分，而非优质苹果需要5美分，那么，吃一个优质苹果与吃两个非优质苹果所花费的货币量相当。如果将一个苹果运到中东的运费是5美分，那么，在中东，一个优质苹果的价格将是15美分，而一个非优质苹果的价格将是10美分。于是在中东，吃两个优质苹果的花费就相当于吃三个而不是四个非优质苹果。所以，加上运费，在中东，尽管两种不同质量的苹果价格都提高了，但优质苹果相对变便宜了。
——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与发表质疑“艾智仁—艾伦定理”文章的时间不是五常先生所说的“七十年代初期”，而是1968年。发表的杂志是《政治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文章的题目是《运费的替代效应》（The Substitution Effects of Transportation Costs）。这些，五常先生的文中没有提及。
——的确是五常先生的学生，但是，他参战的时间是1980年，他的文章发表在《政治经济学》（1980年2月号）。而此时，“芝大的两位仁兄（与）”对“艾智仁—艾伦定理”的质疑，已经在1978年被Borcherding和Silberg回应并解决了，“艾智仁—艾伦定理”也被他们修正了。而且，的文章主要是将“艾智仁—艾伦定理”扩展为税收理论，而不是为了“参战”。
五常先生称：“芝大的两位仁兄（与）……他们错了的是举出的反证实例：龙虾在波士顿原产地最可口，蔬菜在农村原产地比城市的好吃。这两个反证例子不能成立，因为龙虾与蔬菜都是以新鲜为上。波士顿的龙虾运到香港来，其肉缩水会少了三分之一。”五常先生声称这个观点是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当年为这个问题想了很久，若干年后才想出‘有质’量与‘委托’量这个重要分别，才知道苹果的只量是‘有质’与‘委托’的合并。糖分委托于只量，问题就清楚了。”在这节的第一段，五常先生还说：“我在这里把艾师的假说略加修改，作点补充，然后一般化地表演一下。”
但是，Borcherding和Silberg在1978年2月号的《政治经济学》上发表的题为《运出好苹果：艾智仁—艾伦定理的再思考》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芝大的两位仁兄”与对“艾智仁—艾伦定理”的指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艾智仁—艾伦定理”假定产品在运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诸如损坏、腐烂或其他质量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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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的“张冠李戴”（2）
五常先生的其他文章也存在类似的“史实失误”。
如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中译本的序言中，张五常先生写道：“我朝夕思索三个多月，反复推断但是片段的分析总是连接不上。幸而在1981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无意中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一个较为完整贯通的理论总算显现出来。”五常先生所谓“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即其后文所说的两类交易费用：（1）一种制度在运作时要付出的费用；（2）采用某种制度或者制度在蜕变时所要付出的费用。换句话说，就是制度运作费用和转变现存制度的费用。这个“交易费用二分法”，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个重大贡献。但问题在于，五常为什么苦思冥想3个多月而不可得，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得出这个“二分法”？要知道，这个“二分法”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科斯1960年发表的经典文章《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里面。科斯的原文（参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
此外，五常先生的《养蚝的经验》、《会走动的资产》等随笔，《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露宿街头还是有屋可住？》、《租管与重建：香港战前物业的战后经验》等论文，都是在前人贡献的基础上写就的。如，在五常先生之前，薛安格在华盛顿州对养蜂的调查指出，养蜂者与苹果种植者之间的合约发展得很好，并反驳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的理论（五常先生的论文中没有提及这一点）。在五常先生之前，阿贝尔研究了龙虾的产权问题（1966年）；格尼洛等学者研究了牡蛎（蚝）的产权界定问题（1975年）。在五常先生之前，施蒂格勒与弗里德曼合作研究了租屋管制问题（1946年），他们指出，对租金的控制必然会导致房屋租赁市场的扭曲，从而实际上会造成居住空间的不当配置。
相比较而言，我非常欣赏奈特（），在其主要著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There is little that is fundamentally new in this book（这本书几乎没有原创性的观点）。”经济学界反而称奈特为“最具原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之一。”
200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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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边界在哪里？（1）
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与张五常先生商榷
为什么企业的边界难以确定？我认为原因在于，无论科斯还是张五常，讨论的都只是企业存在性问题，而没有给企业下一个定义。
企业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张五常先生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为何物。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合约性质》中，五常先生举例说——“一九六九年我问科斯：‘如果一个果园的主人以合约聘请一个养蜂者以蜜蜂传播花粉，增加果实，那算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我见他答不出来，就知道公司的界定有困难。”
在2002年出版的《经济解释》第三卷第五章第二节，五常先生强调并进一步指出：“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定价费用高，市场就以其他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定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定价处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五常先生继续举例说（这个例子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中讨论过）：“考虑今天的大百货公司吧。在一个多层而大的商场内，数十家商店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商业牌照。他们租用场地，每店交基本租金加一个总销售量的百分率。是多少家公司？数十家吗？”
五常先生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一文中提出的“不知道企业为何物”的看法，早在1990年就遭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与贝克尔的批评。1990年，在瑞典召开的有关契约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讨会上，贝克尔说：“实际上，并不像张五常所断言的那样，企业的概念是模糊的。”他举例说：“当我们看见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通常就知道了这个企业。”就在这次会议上，科斯也指出张五常的观点是错误的。科斯表示：“我应该对这种错误在方法上负主要责任”。科斯解释说：“《企业的合约性质》一文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误导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这种缺点来自雇主—雇员关系的企业范式。企业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在一定范围内，雇主有权控制雇员的行动。然而，随之引出的问题是，与独立的签约者独立管理的形式相比有什么不同？看起来，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避免这种困难的方式可以追溯到《企业的合约性质》的基本命题。如果所有的交易是他们之间契约的话，由行政管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