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严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炼达到的，对“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时难免显露出“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之间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点“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倾向，这也许是学生们有时觉得他要求过于严格，以至盛传他是“严加严”的原因吧。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严先生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去领略一下他沉稳而昂扬的风采。
《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副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散论》。这虽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但已鲜明展示出一位成熟学者的大家风范。结集文章21篇，三分之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三分之一写于新时期初，文革十年一跳而过——可以视为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否定吧。经历了严冬的磨练和积淀，在知春之际，自有一股蓬勃奋跃的炎炎之势，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加严”的力量。望》，《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
集内文章按论述对象的年代编排。前10篇对象为现代文学，其中写于文革前的5篇就已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和鉴赏力。除了对《女神》、《故乡》、《社戏》和“讲话”的深入分析与阐释外，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文中，力排众说，“把文学革命看成一个发展过程，并将五四时期作为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分水岭”。写于新时期的5篇则具有显著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特色，梳理澄清了一些学术界长期纷争困惑的问题。
后11篇对象为当代文学，其中前5篇分别评论《蔡文姬》、《潘虎》、《我的第一个上级》、《人望幸福树望春》和《多浪河边》，表现出五六十年代特有的激情和气势。接下来是4篇轰动一时的《创业史》评论，熠熠生辉。最后两篇写于新时期，分别评论《创业史》的第二部和《李自成》，笔法谨严。该书作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早论文集，犹如一枝报春花，预示并引导着这一学科取得累累的果实。
《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系《知春集》之姊妹编，表面似取“春华秋实”之意，内中“最主要的，还因为集子中的文章乃是求实精神的产物”。收文章18篇。第一组5篇，综合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问题，对该学科在新时期的繁荣兴盛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意义。第二组6篇，是有关鲁迅的研究和考据文章，视野阔，开掘深，提出了若干历史性的理论命题。第三组7篇，分别论述徐志摩、郭沫若、茅盾、丁玲等重要作家作品及现代文学中的有关创作问题，其“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的精神对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示范意义。
本书获北京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李何林先生称其为“针对多年来‘左’的看法作总结，并提出了许多创见的第一本书”。书前有唐彛颍楹笥凶髡甙稀�
《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分三组，第一组围绕现代小说流派展开系列论述。在用三篇文章勾勒现代小说全貌之后，用五篇文章进行流派专论。按现代小说发展轨迹，着重从流派、风格方面作分析介绍，其中尤以对现代派小说的分析见长。这些论述是在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专题课基础上提炼出的，该专题为海内外学者共同瞩目，听课者奔走相告，盛况空前。
第二组是作家作品论。两篇介绍早期乡土派小说重要作家彭家煌，引起了对该作家的重新重视。论述新感觉派、《现代》杂志和施蛰存的几篇文章，是对第一组的一点补充。在介绍了社会分析派作家吴组缃之后，用三篇文章评价了姚雪垠及其力作《李自成》。由于是在“阅读了百余万字的近二十种史籍，做了大量笔记”的基础上进行的扎实研究，见解深入，功力厚实，在学术界赢得了相当高的评价。
第三组六篇文章结合各时期文艺论争，表现了对各种文艺思潮的态度，并在历史和美学统一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作出价值判断。最后一篇《回忆·感想·希望》及作者跋对了解作者有一定帮助。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除绪论和结束语外，分8章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八大小说流派——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创造社影响下的自我小说，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以及后期浪漫派小说。书和附录论文一篇，对“跨元批评”现象进行了反思。
在绪论中，作者从时间和性质两方面对“现代”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由此将中国现代小说分为十大流派、三大思潮。认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对抗又相互渗透、组合，构成了许多小说流派的变迁发展。
本书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由于取得了大面积的突破性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199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精装本。
《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系“本世纪中国小说的一本论文集”。共收文章24篇，前16篇侧重论述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主体色调、发展趋向、创作方法、思潮流派及一些重要的小说现象，后8篇则通过学科状况的回顾，集中探讨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认为，文学只有优劣之分，无所谓“过时”或“不过时”，不能认为现代主义的东西一定比现实主义的好，“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那种与真知灼见融合在一起的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独特过人的文学才华”。对文学上的各种主义，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反对“跨元批评”。在相当于后记的《文学前途之我见》中，面对90年代以来文学所面临的商品化和政治化这两大话题，作者强调，文学要保持独立，提倡献身，拿出精品。一以贯之的质朴文风中显露出一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浩然气概。
（此文尚未全部写完，姑且“立此存照”）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陈寅恪热。许多海内外学者撰文演讲，交口称誉陈寅恪这位学术界“传奇性的人物”，认为他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以至把他比作金庸小说中的无敌大侠王重阳和金蛇郎君。《陈寅恪评传》、《吴宓与陈寅恪》等著作成了北大、清华等高校书店的畅销书，陈寅恪本人的著作诸如《寒柳堂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则在图书馆中高效流通，很难借到。一时间，人们耳熟能详的郭沫若、顾颉刚、翦伯赞等历史学家，与陈寅恪相比，仿佛都黯然失色。这股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界的陈寅恪热对文学史研究界也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就曾专门请刘梦溪先生为研究生作过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报告。与此相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纷纷“由文入史”，倾斜或转移了原来的学术方向，由文学史转入学术史、文化史以至思想史、革命、政治史，尤以近、现代较为明显。这就不免使人产生一系列的疑惑，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到底发生了或者说存在着哪些问题，对“由文入史”现象应该如何理解，文学史研究的性质究竟何在，文学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何关系，陈寅恪的魅力对文学史研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等等。文学史研究界所经历过的种种“热”实在已经为数甚众，但大多数都浅尝辄止，随即如过眼云烟。这股“陈寅恪热”如果没有与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在经过反思之后达到一种有效的结合，那么恐怕同样免不了沦于读过几本书之后的一种高雅谈资而已。
陈寅恪得到极度重视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人格魅力，一个是他的学术魅力。前者被刘梦溪等学者称为“特操”，指的是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从不“曲学阿世”，“逐队随人”，甘为“不古不今之学”，甘作寂寞孤立之人。后者指的是陈寅恪辉煌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语言文字知识，融会贯通，纵横驰骋”，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史考证等方面达到了堪称一流的境界。他的许多成果已经可以称为定论，或者起到了开辟新领域的作用。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寅恪的人格与学术是断难分为两截的。他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活动中，而他的学术成就又是在他的人格力量激发下取得的。陈寅恪的祖辈、父辈皆心系华夏兴亡，其祖父陈宝箴出入仕途宦海，以功名入世，其父亲陈三立乃同光体诗派领袖，兼以文学入世，陈寅恪则是以其学术成就来入世，终生不辍。这样的学术大师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学术，在文学史研究界的确很难推出堪与匹敌之辈。无怪乎今日文学史研究界也一并望其项背，期盼能从陈寅恪身上找到某种力量或者是途径。那么，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也就确实值得一论了。
二
文学史，究竟姓“文”还是姓“史”？龚定庵说，一切学术皆为史。放在广的人文科学家族中来看，文学史当然首先是“史”，是一种专门史。这就要文学史研究必须遵从一般史学研究的共同规律。甚至有人把“文史不分家”，主要理解为“文不离史”。而另一方面，文学史又姓“文”，是整个文学研究一部分。虽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要以文学史为基础和依托，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又反过来引导文学史研究的前进。所以，文学史研究又具有高度文学性。虽说一切学术皆为史，但文学史不同于经济史、思想史等的根本特性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矛盾关系。文学是艺术，历史是科学；文学重感悟，历史重理智。正是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这种颇难把握的张力，使文学史研究者不时处于困惑与尴尬的境地。
绝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者出身于“文”。他们怀着文学兴趣和文学才华进入这一科研领域，缺少专门而系统的史学功底培训。这便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一种先天不足。不附丽于任何他物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所谓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没有一道鸿沟横贯其间。愈是要深入探究其内部，倒愈是要广泛了解其外部。文学史研究者终于发现自己愈来愈远离令人心驰神往的“艺术”，而愈来愈深陷令人心烦意乱的“科学”，学术研究对“文才”的倚重要大大少于对“史才”的倚重。于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得不一步步地由文向史倾斜，以至发展到完全皈依。但问题在于，史的回归未必就能真正解决文的问题，相反文学性的淡化和放弃却可能导致文学史研究出现致命的危机。正像号称赚够了钱再回来做学问的人根本不会再回来一样，一头扎进历史大泽的人，也很难再游回文学堤岸了。
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文学史研究者不能不发生或左或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