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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女道士像士大夫一样放诞无拘，四处游览，八方结交，加上才华出众，往往引得士人蜂至蝶涌。唐朝的女道士李季兰，有一次在开元寺与才子们聚会，她知道在座的大诗人刘长卿患有疝气病，便在行酒令时故意说出陶渊明的著名诗名“山气日夕佳”来影射，逗得满座捧腹大笑。这样的玩笑真是亦雅亦俗的珍品了。士人与女尼、女冠开色情玩笑的比比皆是。有一首《赠童尼》的诗这样写道：
旧时艳质如明玉，
今日空心是冷灰。
料得襄王怅惘极，
更无云雨到阳台。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性挑逗。直到清朝，不少庵、观仍然充当着青楼的角色。《耕余琐闻》中这样记载了一个叫王韵香的女道士所住的双修庵：
韵香住东门内双修庵，亦已削发，自号清微道人，貌不甚美，而举止大方，吐属闲雅，小楷仿灵飞经，兼善画兰。其所居三面玻璃窗，陈设精洁，凡往来达官贵人路过必相访，藉为游息燕饮之所。倘留酒饭，只旁坐不共席，最为顾某所眷，题画诗每为代作。因为顾子屡次借钱，用过千串，又借两金钏，诸徒啧有烦言，遂致气愤自缢死，时年四十九，正在料理开正做寿诸事，礼物已收不少，乃一旦遽轻其生。林少穆制军曾赠以素心书屋匾额。
如果不加说明，这座尼姑庵与青楼又有什么区别？白话小说中经常描写发生在宗教场所的色情事件，尤其爱写淫僧浪尼，这不是没有生活根据的。禁欲的外表下，掩盖着的往往是更加肆无忌惮的纵欲。
对青楼的追忆，并不始于今日。历代都有对前朝和本朝青楼的追忆之作。这些追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一时代的“青楼观”。宋代的《温婉》讲了这样一个远离纵欲气息的“贤良”妓女：温婉年幼丧父，被寄养在姨夫家，勤奋好学，姨母待她像亲生女儿一样好。长到14岁那年，姨母想给她许配个好人家。可是温婉的母亲已经流落为妓女了，来叫温婉一同去做青楼生意。温婉出于孝道，不得已而服从。但是不苟言笑，端庄朴素，也不爱吹拉弹唱，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宛如大家闺秀。如果遇上士大夫之流，温婉就书写《孟子》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因此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名扬四方，连那位砸缸大师司马光也慕名来访。可是温婉的母亲每天接待的多是粗俗的商业工作者，根本看不懂她写的《孟子》之类，温婉能把《孟子》倒背如流，当然受不了这些俗物，便偷偷跑了，历经坎坷，终于得以脱籍。
温婉这个人物非常耐人寻味，她的所作所为与妓女的身份大不相符。她倒仿佛是一位隐身于青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给士大夫上伦理道德课。士大夫们对这个人物的推崇说明，他们尽力想把青楼弄成十全十美之所，既满足了自己的纵欲要求，又使心理上获得正义合理之感。似乎只要在青楼里朗诵一段《孟子》，一切行为就都是合乎天地正气的了。这也许就是士大夫阶级走向虚伪没落的开始。孔圣人最恨那些不明说自己的欲望，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的小人。而这样的小人是不待追忆，俯拾皆是的。有位道学先生50续弦，对新娘致辞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某老矣，今日不负唐突夫人，而施及下体。”真真令人喷饭。
追忆了以上这些零散的残片，似乎可以对前面各章节的内容有所纠偏。即是说，我们不要总是按照习惯的套路去想象青楼。青楼不只是性、色、歌、舞，它与其他社会职能机构之间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任何鸿沟。其他领域有什么现象，青楼也有。无论从正面、反面，把青楼想得很程式化、理想化的，都是犯了心态不正常的错误。
18 为谁开，茶花满路——青楼功罪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电视剧《渴望》主题曲
《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众人要用石块打死一个妓女，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若没犯过罪，就可以打她。结果，众人一个个丢下石块，低首离去。
这个故事似乎说明了耶稣的宽容，也说明了人人都有罪，人人都不清白。
但是，就因为人人都不清白，所以就人人都失去了惩罚罪恶的权利吗？众人丢下了石块，就意味着妓女凛然不可侵犯吗？
任何评判者都不是超然的上帝，那么难道只有耶稣才有评判的权利吗？今日一些道德沦丧的大小流氓们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拒斥所有的指责和批判。他们追问批判者有什么资格批判他，站在什么立场批判他，既然你曾经撒过谎，凭什么指责我诈骗？既然你曾经失过约，凭什么指责我背叛？既然你曾经宰过鸡，凭什么指责我杀人？既然你曾经泡过妞，凭什么指责我强奸？按照这种逻辑，一切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都将不复存在，人类便你坏我坏大家坏，看看究竟谁最坏。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功无罪，最后坠入地狱的油鼎中一锅炸，也就实现了大同世界。对于这种蛮横无耻、作恶多端却又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痞子行径，决不应抱有“难得糊涂”之念予以姑息。赏罚不明、臧否不分的社会，从来是没有前途的。不错，每个现实中的人都不是圣徒，他有“原罪”，有私心，但正因为此，他才具备了评判的权利。那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帝，他有什么权利来评判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呢？评判他人，同时即是评判自我，公正不存在于绝对的抽象里，而存在于评判的过程和结果中。所以，一名小偷，可以检举一个受贿的法官，而一个杀人犯，也可以处死一名卖国贼，任何评判都带有主观性，这不是必须减少和克服的，而恰恰是应当旗帜鲜明地承认和光明正大地加强的。问题只是各种主观性之间要达成一种耦合，那便是客观。人人都有评判的权利，这才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那么面对一部绵亘千年的中国青楼史，如何评判它的是非功过呢？首先，青楼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尊女卑便成了整个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母系社会曾有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而父系社会至今尚不足万年。比之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当然是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尽管科学技术已发展到可以使人“无父无母”的水平，尽管女权运动甚嚣尘上，搞得乌烟瘴气，尽管许多领域呈现出阴盛阳衰之象，但父系社会还不能说已经走过了它的高峰。尤其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实际程度究竟有多大，是不能用北京上海有多少丈夫在看孩子做饭这种简单的统计数字来衡量的。现代男人统治女人的方法比古代要巧妙很多，早已由粗暴的压迫变为“攻心为上”，让女人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地顺着男人的路子走，按着男人的需要长。也许这就叫“后殖民”吧。不论世界上再增加几位女总统、女总理、女王，整个社会依然是操纵在男人意识之下，包括“女权运动”本身，都可以说是男人的“攻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给予女人一种虚假的平等感。实际上，女人的价值仍然要由男人来确定，而男人的价值却并不由女人确定。女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花费在如何讨男人好，被男人夸，受男人爱之上的。这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而是一种应当勇于看破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下，女人想方设法让男人玩弄，男人想方设法玩弄女人，就是或迟或早、必不可免之事了。
男女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所以女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有时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她只能是某男之女、某男之妻、某男之母，她永远要依附于男性。直到今日，有的丈夫喜欢生个女孩儿，而妻子却死活要生个男孩儿，有了儿子，她才感觉到“活得踏实”。在古代，妇女不能独立出门工作，这种情况就更甚。她在家里，终生都是附庸和玩偶。在青楼里也是如此，但却要比家中多了几分浪漫和自由，所以，从心理上讲，这促成了一些女人在情况需要时做出投身青楼的选择。
父系社会的发展，是以消耗男人的体力和脑力为主的，全体妇女成了总后勤部，她们必须全方位地为男人提供休息、娱乐服务，以恢复男人的体力和精力。随着男人之间竞争的加剧，男人所需要的刺激也日益增强。家庭中的三妻四妾就像战士行军的干粮袋一样，太乏味了；他们需要烧酒热菜。这便使青楼的产生具有了社会期待。
男人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两极分化，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男人手里，这些人当然需要更多的刺激，更多的享乐，这其中就包括要占有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女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就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许多男人找不到配偶或配偶被夺走，再加上流动人口的壮大，大批离家在外的商人、军人、旅游者，都需要临时配偶。这便导致了青楼的应运而生。
男人的竞争，还导致许多妇女失去经济依靠，不得不出卖色相和肉体来谋生。这使得青楼的产生由可能转变为现实。
所以，如同私有制、如同封建制、如同君主制一样，青楼的产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春来草自青，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其次，青楼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文讲过，青楼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家庭的“配套产品”。它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不致于如同一潭死水，它成为男女关系的调节器。青楼的存在，基本上解决了整个社会的性失衡问题。现代社会，十分重视性问题，各种杂志几乎期期离不开这个话题。这说明现代人在性方面有许多苦恼和压抑。而中国古代不是这样，性在一般人的意识中不成其为问题，这与青楼的存在是有较大关系的。
在性、色之外，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交、娱乐场所。达官贵人、文人学子、商贾游士，都以青楼为集散地。重大礼仪活动也都必须有青楼人员到场，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青楼拍板定的。青楼的各种规矩、礼仪与上至皇宫内院，下至黑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楼文化可说是中国各阶层文化的一个混合体。
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费场所，它直接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狎客们到青楼，寻觅的是高级享受。青楼的消费，吃要水陆八珍，生猛海鲜；穿要绫罗绸缎，光彩照人；布置要温香细软，垂帘翠幕；环境要花草怪石，雕梁画栋。哪一样的背后不需要一个庞大而有系统的商品供应网络？青楼不仅自身消费巨大，同时还引导着全社会的消费潮流。妓女的装束就是时装，妓女的发式就是最时髦的发式。直到今天，最大胆的服装也依然是那些“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
更重要的一点，青楼还是文化艺术之乡。唐诗、宋词、元曲、明说，哪一样能离得开青楼？青楼产生着艺术，消费着艺术，保存着艺术，发展着艺术。中国古代的音乐、美术、舞蹈的辉煌成就，都与广大妓女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如果不研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