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艺术，发展着艺术。中国古代的音乐、美术、舞蹈的辉煌成就，都与广大妓女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如果不研究青楼，可以说，就无法透彻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学。
青楼妓女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有特点的阶级，他们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民，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弹性部位，命运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使他们与妓女之间达成了心灵的默契，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慰藉。许多知识分子都在青楼中寻觅自己的红颜知己。中国古代的爱情也大多产生于士与妓之间。知识分子固然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力，但没有青楼，知识分子的能耐恐怕就要打五折了。
今天有许多人提倡国学，呼吁整理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不知对于青楼文化的巨大遗产如何看待。
宝剑都是双面的，何况青楼这柄专斩“愚夫”的利剑呢？贡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青楼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值得称道的影响。
青楼的存在，虽对家庭有辅助、稳固作用，但却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这等于是在家庭中引进了竞争机制，家庭中的妻妾在丈夫面前越发感到自惭形秽，越发要俯首贴耳，甘当奴仆。而青楼女子表面上自由开放，实则仍然每时每刻围着男人的兴趣转。青楼妇女与家庭妇女比着看谁最能博得男人的欢心，这便使得中国男子的心态很有特殊性，不大适应今天的现代社会。
青楼的消费方式对社会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西方人在基督教精神的培养下，勤俭节约，花钱讲究效益。而中国人在正经事上很抠门，越到了不正经的地方越是挥金如土，摆阔充大方。青楼消费方式中包含着大量的浪费，这在资源充足的古代，问题并不严重，而今天许多暴发户一掷千金，自以为花的是自己的钱，不知道糟蹋的是社会的资源。还有一些女孩子，最喜欢能用青楼消费方式对待自己的男人。这些现象对中国当前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一大障碍。
青楼还对中国人的妇女观有很大的左右。它使中国人习惯于简单地把妇女分成两类，一类是贤妻良母，另一类是淫娃荡妇。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不但使男人不能客观、平等地对待女人，也使女人不能正确对待自身，不能同其他女人彼此团结，真诚理解，还容易使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发生偏差。
青楼文化对知识分子的不利影响是，它使知识分子总为自己保存一条生存的后路，不能坚决彻底地进取。知识分子常常不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天下，总希望遇到“知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把士与妓的这个相似之处揭示得十分醒目。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很不够，似乎总是在等待着哪位主人的恩宠。当兼济天下的志向破灭后，知识分子极易走向彻底的放纵，明清两代便是极好的证明，而青楼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最好隐身之所。许多玩世不恭的“狂狷之士”都是青楼的常客，从“奉旨填词柳三变”到“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中国的知识分子退路太多，而青楼则是其中最为舒适的一条。
正因为青楼的产生和功罪都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当古代社会走向式微之际，青楼的没落和覆灭便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了。
附录
生命不能留下一堆数字
刘曼毅
我在海淀西三旗孔庆东的家中见到了他。他比我从他的书中得来的印象普通、真实了许多。他似乎不习惯接受正式的采访，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当问及他挚爱的北大时，他低着头有片刻的沉默，随即眼中闪烁出异样的神采……
记：《47楼207》收集了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文章，请问这本书是怎样一篇一篇地积累以致成书的？
孔：这本书出得是很偶然的，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平时并不写这些东西，北大这个环境专业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投入在教学和科研上的精力和时间要非常多。我们写东西主要写专业论文，这样的文章不但不能当作学术成果，相反还可能被误解为不务正业。但根据我的理解，在我们传统中学者是应该写这种文章的。比如像鲁迅、老舍、钱钟书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是学者也是大学老师，但他们既写学术文章，也写性情文章。性情文章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是性情，其实能更直接地为社会服务。而学术文章一般人是不读的，也读不懂。我觉得人应该写性情文章，这样做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并没有想把这些文章写成一本书，现在这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其实是我平时发表在各处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就像我在序言里写的，很多人劝我把它们编成一本书。正好去年贺雄飞（“草原部落”黑马丛书的主编）通过余杰找我，想把我这些文章编起来。很简单，我就找了一些文章给了他，他编完之后，我一看很不满意，我主要指的是包装、广告用语，比较过分。但从他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觉得要突出书中幽默的部分，其实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我的文章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幽默的，即使是那些幽默的文章，它的背后也是很沉重的东西，非常沉重。关键的是这些背后的东西，它才决定文章的价值。
记：那么面对“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北大的马克·吐温”、“孔庆东带给我生活的乐趣”等等的评价，您又是怎么看的？
孔：这些评价后来我都分别查到了是谁说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真心这样觉得，是很善意的。但我自己觉得他们只说出了一方面，他们还是突出幽默的部分。马克·吐温，我觉得他幽默背后有强烈的讽刺，带着一种恨的幽默。钱钟书的幽默偏重于一种语言上的机智，主要是因为他有学问，旁征博引，联想非常丰富，从这方面来讲，我和他是有区别的。还有幽默的态度也不太一致。他是居高临下的小说的叙述者，任何东西都可以讽刺，这样当然是非常痛快，但容易丧失立场。至于“孔庆东带给我生活的乐趣”，我则更希望带给大家一点思考。我希望的思考是比较复杂的思考，不是那种很简单的爱憎分明的思考。我希望读者来思考。
在我写作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逗别人乐。我脑子中记的什么就很自然往下写。老舍早期写作的时候，说存心要逗人笑，而我没有存心，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真实的事。我等于不是在用理论发言，而是用一种我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记忆发言。人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用理论发言而忘记了真实的记忆，这样已经犯了很多错误。现在人们受语言所左右，都不会回忆了。回忆是很重要的，如何保持非常新鲜的记忆是非常重要，这新鲜的记忆不是数字式记忆，不是统计好的数字而是真实的场景，是当时真实的感情。在这个场合是感到愉快还是很痛苦，流过泪吗？笑过吗？要保持这种真实的记忆，我认为这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生命不能留下一堆数字，应该留下感觉和真实的回忆。
人首先应该有真实的记忆，然后根据真实的记忆来做学问，我觉得这才是最可靠的。这其实也包含着我对学术研究倾向的发言。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凳，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之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受。你要是没有新鲜的感受，这些就没有价值。
记：《47楼207》的副标题是“一个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孔：我近年来研究一些通俗的小说，包括武侠小说，而且我平时为人处事让周围的同学老师觉得我有一点“侠客”的味道。标题中的“醉侠”让人误以为我喜欢喝酒，其实我不能喝，一喝就醉。但我很喜欢这个“醉”字，它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结合，人到一种很自由的境界的时候，也就是醉的境界。人到了醉的境界，就是孔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既随心所欲但又不违背客观规律。我比较喜欢“醉”这个字而已，与喝酒没关系。
记：您的许多文章都提到北大的人和事，《47楼207》是北大美好往事，《蔡元培的矛盾》则在痛心疾首地历数北大的缺点，您对北大有什么样的感情？
孔：北大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的许多同代人的共同感觉。我们对北大这种感情是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爱吧。这个爱是那种爱入骨髓的爱，死缠烂打的爱。北大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到了北大之后，她给了我崭新的东西，在我面前打开了整个崭新的世界。我对北大是非常爱的，但这种爱不是总是说她好的那种爱，那是比较肤浅的。正因为特别爱北大，所以容忍不了她有缺点。在《蔡元培的矛盾》那篇文章里说到北大有很多缺点，这缺点不是本质性的缺点，但正因为这些缺点使北大人觉得难受。
记：您在《47楼207》的自序中，说到“我对这些文字很不满意，它们不能代表百分之百的我的心声”，具体是指什么？
孔：我在自序的下文已经说出来了，主要是说这些文章有些被删改过，不完全是我自己的话。当然有些删改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是需要的，但有些是不需要删的，有些关键的话删掉之后就容易使上下文的意思发生变化。我在序言里也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就迫使我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就注意这些问题了。有些时候自己先进行删改，想办法弄得两全。要是一个社会什么都可以随便说，那这个文章可能存在价值就不太大了，所以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是在从事一种艺术，挺好玩。
记：那么，您有没有想过在适当的时候出一本能代表自己百分之百心声的书呢？
孔：这只是希望。在很早我就已经放弃了这种十全十美的理想。现在30多岁了，基本没有了那种理想式的想法，考虑事情很少往十全十美上考虑。不知潜意识里如何，起码在意识这个层次里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甚至不去想成功了怎么样，没有成功这个概念了，就是做眼前的事。
其实老百姓不是不需要思想，需要思想就需要有人为他们服务，学院里的学者们读了很多书，很有学问，我不相信他们每天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写一些这样的（性情）文章。应该把这些东西贡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