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1933年的冬天离开武汉的，在这之前我们也不想离开，因为当时剧联的各种活动很受限制。我们除公开活动之外，还搞些秘密活动，像在“五一”、“七一”、“八一”之前，发革命的宣言、标语。我们利用同学的油印机来干。晚上刻蜡版，油印出去分发。一是放邮筒由邮递员送出去。还有是写机关团体的名称，贴上邮票送出去。有学校的、有图书馆的、有店铺的，总会有人看一看，总是有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办法是我们几个人一同进店铺里去，装作买东西，有时也买点东西，偷偷留一点宣传品。有时到马路上贴，电线杆子上，一个刷浆糊一个人放哨，晚上经常干这些事情。后来听一些同学说，各个学校里正在查这些标语是哪来的，并且在抓人。所以感到这活动不要再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只会破坏我们自己的力量。经研究我们决定主要还是通过书报流通社活动，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后来我的公开职业发生了问题，是因为我所在的码头学校的校长被捕了。校长被捕的原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关系网产生了问题。而我的那个地方也曾经搞过油印，我房子的对面是个派出所。派出所大概注意到这里晚上总是搞得很晚。后来我生病住院时，派出所就派人到我住的那个地方翻箱倒柜地搜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干完工作后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但学校这时告诉我，你出院以后那个地方不能再去了，让我住到学校的校总部去，同时让我担任校总部的教务主任。而这个主任我做了还不到两个月，刚筹备开学，那个校长就被抓走了，这个学校也办不下去了。所以我的身份出了问题。这时张庚、郭万仁他们都已经走了。荒煤当时也是我们派他去的，本来是派他去参加苏区的代表大会，因为路途不顺，要绕道走，最后还是因为交通被破坏了，原来的联系都不在了，没能进去，后来又回到武汉，我们原来派他去的目的也是要找到党的关系，可当时我们也是傻瓜，其实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党员。
后来领导我们的这个人也被捕了，他也是因为上海到武汉的这个交通被捕的。就这样，我们的内部的领导没有了，公开的职业也没有了，最后没办法，我只好写信给张庚，张庚说我知道你们的困难，要不你来上海吧。我想那也好，这样我就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跟剧联一谈，剧联认为我们以前的所有关系都已经断了，来上海总是能够找到工作做。这样在1933年的冬天，大概是10月底，我就开始需要在上海有个公开的工作或场所，所以我又决定考音专，三考，3次考音专的经历。我又开始了一边念书一边教书，在女子中学教音乐。更主要的是参加我们的剧联与凌晨乐小组的活动。
开始我们也试图在学校发展一些进步的青年，做一些什么活动，后来发现学校很紧，许多同学胆子也小，说点什么事都偷偷地不敢大点声说话，所以当时也就没有过多地开展校内的活动。学校外面呢，在电影方面聂耳组织了一个为电影配歌的组织。可电影录完音了，组织也就散了，所以一句话，当时我们没能干成什么太多的活动。后来一直等到聂耳要走了，他介绍我去找联华的合唱团，还可以用他们的合唱团，可结果我去了以后，他们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合唱团，是电影需要配音的时候，大家凑起来唱两天，录音完了，也就完了。所以我感到也不能靠他们开展工作。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被迫离开武汉，在上海开展音乐活动（2）
这时我们剧联音乐组的组长张明（后来是电影学院的院长）告诉我说沙梅到苏州来了，他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你不要让他参加到组织里来。这样我找到沙梅，我们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他说他的一个同乡有一个学校，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的星期天去唱歌，利用教室他们可以不收钱。我们也就开始写些歌曲，组织人来唱，当时唱歌的人算了算两方面凑起来大概有十几个人。也有戏剧界的像崔嵬、丁里、塞克等人都来了，我们开始人少，先唱起来，因为是在法祖界，第二次他们来，就被发现了。这样我们就开始准备两套歌谱，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我们要唱的，就放在下面，一般他们来也是在教室外面看看，不进来，后来练了一段时间感到还是很不安全，又搬到一个电影公司的制品厂，这样你唱歌他不会太注意，电影公司是要练唱歌的，后来我们还吸收了一些电影明星。当时江青还参加了，还有不少演员参加，可后来发现也不行。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不少人说来就来，不来也就不来了，所以又搬家了，搬到闸北一个小学唱了好几次。
这个合唱团慢慢发展起来人就多了，有各方面的人参加，学校的音乐老师，演员、职工等。后来又搬到一个商场，这里有一个好处，他是公开出租，你出钱租那个地方，他也不管你是唱什么歌，外人也不太进去，所以在那个地方唱的时间比较长。后来感到光唱歌还不行，还要培养干部，我们就在我们业余合唱团里，组织歌曲研究会。主要是培养作词作曲，所以叫“作词作曲研究会”。研究词怎么写，曲怎么写，讲点作词的基本知识，分析点作品，这样大家通过学习可以练习写一点作品，后来很多人也可以正式写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写抗战歌曲，“不管你，我们干我们的”
当时主要写一些抗战歌曲，到了牺牲的关头了就该抗日了，写群众心里想说的话。后来恰巧正是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我说我们还应该写点国际题材的东西，这时星海也写了一些，我也写了一些作品。我们这个合唱团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新培训的干部，这形势就不同了，不断地有新歌唱，同时我们还找了一些国际革命歌曲，有苏联的，法国的，日本的，美国的等等，所以后来我们合唱团成了一个中心了。
所以我们这里唱什么，很快别的歌咏团他们也唱起来了。我们还经常提供资料给他们，那时不像现在，那时只要你唱就是好事情，无条件地提供给他们。
歌咏团这么多，我们后来感到指挥不行，考虑组织一个学习指挥的班让大家来学习。当时星海在国外学过指挥，所以我们马上把各歌咏团的指挥组织起来学习。这样作品有了，指挥也有了，合唱团就更加红火，干部也逐渐成长起来了。有不少人既参加了指挥班，也参加了歌曲研究会。所以有一段时期忙得很。有时晚上还要到女青年会办的夜校去讲歌，我自己教了几个学校，他们也教了几个学校，当时上海大概十几个女工学校，差不多都是我们教的。
虽然有了作品和指挥，但是词曲的概念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词为什么要这么写？曲为什么要这么写？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
不过后来大家也是知道的，社会上有部分人是反对我们的。他们不是正面反对说你如何不好，他是说歌咏团唱的歌都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思，水平差极了。有人就讲，聂耳的歌曲写的是什么呀？说什么“中华民族到了”停一停，太幼稚。他们是按教课书来批评，说我们不懂作曲法。我们说你才不懂作曲法，我们使用的是一种新的作曲法。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争论发生。但我们当然还是顶住了，不管你，我们干我们的。1936年写的《救亡进行曲》，我把它修改了，这些歌曲很快就流传开了，当时唱的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后来又唱《祖国进行曲》。塞克也懂一点俄文，他介绍了《快乐的人们》、《水兵歌》等苏联歌曲。这样大家可唱的歌很多，歌咏团也就有了一个中心了。我们配合民族团结，团结抗日的形势，很快展开了一个歌咏活动的运动，配合了当时的政治环境。
1935年学生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起来以后，我们想怎样把歌咏运动跟北京的学生运动结合起来？恰好崔嵬有一个同学的关系，他们到绥远去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时上海文化界、妇女界的代表团也想到华北、到大西北去宣传抗日，邀我一起去，我说那好，我可以一边教你们唱歌，一边也做一点革命活动。所以到了1937年的冬天就和大家一起到了北平。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创作，“有什么样的感情就用什么样的曲调”（1）
我创作的道路是从20年代开始的，大概是1928年前后。开始在上海的时候，买了一些歌曲自己看，国外的像舒伯特的、舒曼的看了一些，感到他们写得不错，当时国内的也看了不少。后来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点试试看呢？写什么呢？开始写一点简单的，自己作词，自己作曲，写了些也感到没有意思，跟着别人走的作品，后来也就不写了。从武汉到上海后，那是1933年，这时已经参加革命组织了，我自己想，好像革命歌曲不多，1934年的时候，聂耳写了些电影歌曲，但那只限于电影歌曲，离开电影就不行了，另外电影歌曲很受限制，他们找你写你才能写，他们不找你写你就不能写。我想能不能自己独立地搞音乐创作呢，这样开始写一些革命的歌词。那时我还是跟张庚住在一起。张庚说。现在学校都在示威，写首示威歌吧，我和人合作写了《大路歌》，后来又看了田汉的一首《母亲》的插曲，觉得这样的东西可以写，所以也写了几首歌曲。
后来聂耳说他要走了，他说联华公司有个合唱队还可以用。他走后我去了联华，可他们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合唱团，就是电影里面要是有歌曲我们就唱，唱完也就完了，没有经常练习或者固定的组织活动。所以我感到这样也不行，一定要有自己的队伍。后来慢慢形成自己的合唱队伍的过程就是我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的。聂耳逝世时我们为他写了挽歌《电影自由神》。
我们当时也经常讨论和总结创作的作品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很多人的作品局限于形式，不能突破一下，我们也分析聂耳的作品，比方《义勇军进行曲》，也有外面的人说他这个歌曲算什么呀，到底算什么体？我们说他的好处就在于跟歌词结合得很紧密，歌曲的形式也不是豆腐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句多长，“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个词的形式很不规范，不是四句一段，长短相差很大，散文化的。要是按西洋化的形式写，就会很枯燥很无味。聂耳处理得很好，根据这个歌词的需要，把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感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了，构成了一个新的群众歌曲的形式。从这一点说，可以把作曲者从作曲法的原则中解放出来，也使青年的作曲者、作词者发挥他们的创作能力。
例如《大刀进行曲》，要按西洋的歌曲创作法，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它没有固定的形式，“大刀向……”一下子就冲出来了。西洋歌曲不会这样写。所以也有人说我们的抗战歌曲像流水账。我们虽然没有严格的组织，但它本身是有形式的。更重要的是它能表达群众的感情，是符合实际的，只是作曲的方法不同。
所以我到了延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