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效益所诱惑，而是严格地按照真正的艺术品应该具有的特质去写作，在深掘人物丰富而美丽的精神世界方面精雕细刻每一句、每一字。乔羽同志对作品艺术表现力如此忠贞不渝的探索精神，体现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新时期以来创作的《心中的玫瑰》、《难忘今宵》、《思念》、《我爱中华》等歌词，更是让歌词为艺术魅力进入了一个更新、更美、更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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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言 老一代红色文艺家：我们永远的榜样（3）
同样，军旅曲艺作家、新时期小品创作的开拓者焦乃积提出“艺术要创新，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主张和取得的高产、优产、稳产的创作佳绩；著名作家柯岩独辟蹊径，开创诗化小说的新天地，也都充分地显示出我们老一代红色文艺家对艺术锲而不舍的探索，创新精神和在他们身上蕴藏着的巨大的艺术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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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言 老一代红色文艺家：我们永远的榜样
当我思绪万千，激情澎湃地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觉得还应该对本系列的编选、整理工作再稍用些笔墨。
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道路是漫长、曲折而又成功的，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描绘这一历史道路的革命文艺，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五四”的新文艺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大后方文艺以及建国后的当代文艺，皆为这一文艺的组成部分。本系列的编选者以博大的胸怀，选取了各个时期（以革命战争时期为主）最具代表性的百位作家、诗人、音乐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通过这些红色文艺家的口述，基本上描画出了百年来我国革命文艺经过风风雨雨的洗礼与磨砺变得既茁壮又健美、既丰满又娇娆的风姿。书中的许多内容鲜为人知，十分珍贵，为以往的诸多文艺史书所不及。
百年来，我国富有成就的文艺家的队伍，真可谓浩浩荡荡，兵强马壮。选择哪些文艺家进入本书？这是最需要编选者动脑筋，最考验编选者智慧和眼力的首要问题。应当说，本书所选择的这些老一代红色文艺家，都是很典型的，既有几十年来一直很顺利并取得了卓著成就的成功者，也有命运多舛，历经坎坷与磨难，最终得到党和人民的正确评价，堂堂正正、巍然屹立的“不幸者”。成功与“不幸”对于文艺家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就艺术门类而言，这百位文艺家都是不同艺术领域里的佼佼者，他们的成长和业绩，都很有代表性。“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通过这百位老一代红色文艺家的口述，我们对中国百年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历程，是可以得到一个全景式的观瞻与了解的。
迄今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文艺史书，大多是专家、学者撰写的，都带有作者本人的褒贬爱憎。就是说，那些史书都是写进了作者的“自我”的。而这部书则不同，它的每篇文章都是文艺家的口述。具有真正的原汁原味，因此，鲜明的可信性、真实性便成了本书的另一重要特色。感谢本书的每位采访者、编者，她们趁这些国宝级的文艺家还健在的时候，通过口述、笔录的形式，把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文艺史料记载下来，留给后人，这是很有远见的，功德无量的。也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完成了一项造福于后代的抢救工程，委实是可歌可贺的一大喜事。
美哉！壮哉！老一代红色文艺家——我们永远的榜样！
2007年10月中旬至12月上旬，写于寒舍“山鹰巢”
作者简介：郑恩波，笔名红山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外文学研究员，文化部有突出贡献的高级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译协会员，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唯一的外籍荣誉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顾问，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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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唱小调的学生到延安“鲁艺”的骨干（1）
我是河北宁晋县人，那里是个很穷的地方，十年九涝，人们过不下去都出去逃荒了。我们家就是逃难到山西的，父亲在那儿做了个小摊贩。我们那条街的米商都是有钱的，每年春节都要闹社火。社火就是征集一批人，一到过年过节，搞些个什么龙灯呀、旱船呀、跑驴呀、扑蝴蝶呀等民间艺术活动。为了搞社火，有钱的人就搞募捐，募捐的钱，用来买行头，这样就养着一批艺人。
那条街上有几位老艺人，能唱能舞，能做各种技艺表演。平时，他们从街道上挑选一些七八岁、也有五六岁的小孩，找个院子教练他们各种玩艺。每年入冬，就开始活动起来了。上学的孩子，放学后再到那个地方去练功。大家都没有什么报酬，是民间集合起来的，待练出点名堂后就出去表演。例如，正月十五到公馆、大商店门前表演，得到些赏钱，也分些给小孩，让他们给家里买些东西。我就是被选中的一个，所以，我从小就学习唱民间小调呀，扑蝴蝶呀，跑旱船，跑驴呀，我都会，这样，在形体活动上就有了基础。
我上小学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了，学校里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文娱活动，例如，跳跳舞蹈，演《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等小剧目。我在学校先是被选入班上的舞蹈表演组，后来又被选入学校的业余剧团。逢年过节或纪念会上，各个学校都要举行表演，我都是要参加的。我化装成女的，演过《葡萄仙子》中的仙子，连唱带舞；也演过《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
我在学校的表演是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我演过课文里的小话剧《洪水》，演一个卖糕饼的小孩。剧情是：家里做些糕饼，让小孩去卖。一些逃难的人们快饿死了，小孩就从树上下来把糕饼分给逃难的人吃。由于没有赚到钱，回去就要挨打，这时，小孩讲了几句话，很感动人。父亲那天正好在后面看我们演戏，回来后很得意地说：人家说那个小孩演得挺好，我就告诉他们，那是我的小孩演的。
我上中学时，“九一八”事变了，日本人入侵，东北沦陷。大家都怕做亡国奴，因为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呀，比牛马不如。我在中学就是个积极分子，参加宣传活动，到街头去唱歌、表演，唤起民众。有时自己也编写个小活报剧，表现亡国恨什么的，到街头去表演。后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青年剧社，以我们学校为骨干，吸收其他学校的人参加，到晚上集中到一块排些小戏。例如，我们编的《亡国恨》，没有什么台词，大家把故事情节一商议，然后分工：你演亡国奴，我演日本人，没有台词，到时候上台随便说，叫做“目标戏”。
后来有剧本了，看到杂志上登的一些小戏就拿来演演，这样就和社会上搞艺术的人有了接触，于是，就请人家来辅导，因为我们都是学生，不懂戏剧艺术啊。不但请人家来教我们排戏，有时连化装都是人家帮忙。这样就认识了一些搞戏剧的人，其中有何文今（北京科教电影厂厂长）、马羽等。由于请他们作辅导，我们之间就熟悉起来了。那时他们要搞个职业剧团，有个叫杜任之的同志（现在社科院工作）是德国留学生，他在德国就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就搞起文化活动了。他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高级参事，他搞的叫新生剧院，是党领导下的剧团。剧团的人都是经过审查挑选来的，都是进步青年。
1936年末至1937年初，剧院成立时，他们动员我参加，成立后就积极演些进步戏。那时正是绥东抗战，傅作义抗敌，百灵庙起义时期，我党动员全国支援绥东抗战。党的政策是谁抗日就拥护谁。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绥远，实际上是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我们这个剧团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也到了绥东抗战前线。到绥远就遇到一些进步人士，崔嵬、陈波儿、吕骥、刘良模、新安旅行团（即孩子剧团）的人等。我和这些人接触，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真正抗日到底，真正救中国。国民党不仅不抗日，还反对抗日，迫害抗日力量，后来的“七君子”事件，就是个暴露。这时自己才真正认识到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从那以后就积极跟着党走革命道路。我们剧团的人都参加了“战地动委会”。那时，续范亭任“战地动委会”主任，南汉宸任组织部长，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长，薄一波任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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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唱小调的学生到延安“鲁艺”的骨干（2）
到了1938年4月，组织上派我和何文今、马羽去延安学习。前面已派去了马可等人。当时的延安是很活跃的，尤其是抗日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你一到延安就感觉到了那个气氛，每天都在歌唱抗日歌曲，因为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学生，有好多是多年未见面的，在延安却见到了。当时延安是最革命的地方，在文艺上，延安也是那个时期最活跃的地方。例如，1938年，以“鲁艺”为主在延安搞了一个戏剧节，演出的剧目有《流寇队长》、《农村曲》、《松花江》、《达旦河》、《打虎沟》。《流寇队长》是联合起来演出的，演员有“鲁艺”的、“抗大”的，也有“党校”的。当时的好多戏剧，后来都成了全国剧目，包括国民党地区的，因为国统区还没有人写出什么好的剧本，就把我们的剧本拿去演出。所以，1938年的延安，是戏剧最为活跃的地方。
1938年10月，我们第二期学员毕业时，要到前方去实习，当时正赶上第二战区去延安要人。第二战区司令是阎锡山，副司令是朱总司令。因为我们是从山西出来的，就又把我们派到山西去了。当时，张季纯在那搞了一个“文抗”，下面有几个剧团：如民革实验剧团，我们就去了那个剧团。剧团的几个头头都是“鲁艺”去的，像翟强、马玉和我，后来又从大后方去了陈雨亭，我们演的剧目都是从延安带去的。到了1939年，蒋介石与阎锡山挂起钩来，要###了，气氛比较紧张，组织上就把我们撤回了延安。我和翟强是1939年4月第一批回去的。
回到“鲁艺”后，我既不能跟着第三期学员去学习，研究室又未成立，领导让我等一等。正好延安要搞“五一”节纪念活动，有人搞了一个活报剧，大概曲子是吕骥写的，崔嵬导演，由我们这些老家伙出面演出。我演一个青年工人，因为1938年在《青工曲》中我就演过一个青工。这一唱啊，就被冼星海看中了，他说：“哎！哎！你不要在戏剧系了，到我们音乐系来吧。将来我们自己搞歌剧，就不用请戏剧系帮忙了，你搞音乐吧。”我说：“我对音乐不太内行。”他说：“你不用考，直接来吧。”因为我有民歌基础，加上嗓子好，歌唱得好，就被选中了。
到敌后去，穿越生死封锁线（1）
到了音乐系不久，约七八月份，中央号召开辟敌后根据地。那时，根据地发展很快，要巩固它，就必须派大批干部去工作，因为日本人一进攻，国民党就撤退；日本人再进攻，国民党又撤退。由于日本人的兵力有限，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出现了大批空白地区。那里的老百姓不知怎样好，需要有人去工作，去建立政权，动员他们，领导他们抗日。所以说根据地发展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