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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太久，由于人们感到这位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不难接近的人，主动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使我能了解到一些深一层的问题。例如，方案支助司的人员，特别是其所属专家招聘处的人员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感到自己被冷落，认为领导上器重执行办公室的人，而贬低他们的作用。专家招聘处和执行办公室都是管人事的处级单位，负责人都是Ｄ－１级，前者属方案支助司，主管技术专家方面的人事；后者直属副秘书长办公室，主管本部人事和财务，负责人叫执行干事。该执行干事工作能力不差，但爱表现出高人一等，制造出他及他领导的单位特别受器重的假象。专家招聘处的人不服气，认为都是管人事，执行办公室有什么了不起！如果领导上在处理关系到两个处的问题时稍有疏忽，则易引起误会。我弄清问题所在后，同专家招聘处的正副处长作了长谈，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留意，证明领导上并没有偏袒执行办公室而歧视招聘处。不久，方案支助司司长拉###茨对我说：“我司的人对我说，现在我们放心了，因为证实叶先生没有对我们冷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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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2）
联合国的职员来自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及文化背景，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要特别谨慎，一定要掌握“一碗水端平”的原则。
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司长是一位南斯拉夫籍的犹太人，他下面一位英国籍的处长也是犹太人，他们与该司一位法国籍的处长闹得水火不相容。两个处长分别来向我告状，诉说对方的不是，但任何一方都提不出足以驳倒对方的有力论据。我从他们的相互指责中看出，矛盾由来已久，背景复杂，谁是谁非很难弄清，而且卷进纠纷的还不止这三个人，靠我的力量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让他们有我处事不公、偏袒某一方的口实，我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耐心听取他们各自的陈述，不轻易表态。只是当那位犹太裔处长对我说，法国籍的处长在管理项目中有受贿行为时，我立即严肃指出，如有证据，应该拿出来，否则这样的问题不能随便乱说，乱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便不再吭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背后相互指责，这种气氛逐渐平息下来。
技合部当时有十来名苏联人，担任项目管理官员和科长职务。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起初，他们对毕副秘书长和我这两个从中国政府借调来任职的人有些顾虑，不敢接近。我则注意对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职员一样，一视同仁，有时碰面时还与他们用俄语寒暄，以缓和气氛。一段时间后，他们逐渐发现我们在人员的使用和提拔上并没有歧视，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敬而远之了。
该部还有几位我们的同胞，他们都为该部及加强该部与中国的合作做出了贡献。副秘书长特别助理赖尚龙和发展行政司的林武郎是从台湾来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的沈祖为（女）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麦举能是从香港来的。方案支助司招聘处的李醒嘉（女）也来自台湾。她原在会议事务部中文处任笔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提出想来技合部招聘处工作。翻译人员不属地域分配名额，从中文处调到技合部受超员的限制，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才成功。那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其后人事厅对类似调动就卡得越来越死了。
朱汉生和游允中属联合国统计司，该司受双重领导，调研业务归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技术合作业务由技合部领导。他们二人各自都曾多次到中国执行项目，帮助中国在统计方面与国际接轨，并完善统计制度，得到我国家统计局的赞许。
台湾同胞陈恒茨１９７６年进入联合国，我１９８０年到技合部时，他在该部规划与执行司东非科任方案管理科干事（Ｐ－３级）。１９８１年，他去坦桑尼亚执行技术援助任务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三十出头。噩耗传来，大家为之悲恸，我和方平与赖尚龙代表副秘书长及该部同事到他家中吊唁，并向他夫人表示慰问。与他同机遇难的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七人，联合国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按规定，坦桑航空公司应给受难者家属相当数目的赔偿金，但该公司财政拮据，即使将其全部财产变卖，也不足以抵偿小部分受难者家属应得的赔偿金额，只好全部由联合国担负起来。
另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赵宝熙，听说是国民党###陈立夫的外甥。他１９６０年起进入联合国秘书处，技合部成立时到该部规划执行司工作，１９８７年提前退休，后曾在联合国的ＴＯＫＴＥＮ计划下到中国讲学。
有一位在我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前进入联合国的同胞，在原技术合作厅任职多年，技合部成立后，担任过Ｄ－２级的司长，退休后一度应聘为该部短期顾问。他曾经出过一些不错的主意，但也干了一件令整个秘书处吃惊的事。大约１９８２年的一天，他已经不是顾问了，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已推荐他接任毕副秘书长的职务。我对他说，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他的消息来源是哪里，他却支吾其词。他也向秘书处其他人放出同样的消息。看来他自视甚高，想借机制造舆论，以为联合国的人都会向他发出欢呼之声，于是他就可借以向中国政府毛遂自荐。岂料，他这种做法的效果适得其反，甚至惊动了秘书长。秘书长托人捎口信给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人，请他向中国政府转达：毕季龙先生如能继续留任，秘书长没有意见；如果中国政府要换人，千万别推荐这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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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3）
有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不久，与我素昧平生、从技合部退休的来自印尼的华裔老人陈先生，七八十岁的高龄，从远离曼哈顿郊区的家里特地来见我。他手里拄着拐棍，不顾步履艰难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作了长谈，反映技合部及其前身技术合作厅过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某位爱搞小动作、借机报私怨的人物的种种表现。尽管他所谈内容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也印证了其他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更使我们警惕。作为一个华人，陈先生是希望中国人领导的部门繁荣、昌盛， 我非常感激他的用心。
作为办公室主任，我还必须处理某些特别的关系，应付一些伤脑筋的事。这方面，有一些颇值得回味的经历。
应付好揽权的人
技合部的第二把手是助理秘书长玛格丽特·安丝蒂小姐。到技合部上任之初，我在处理人际关系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她的关系。
玛格丽特·安丝蒂是英国人，未婚，所以称呼小姐。她虽已五十出头，高高的个子，举手投足很有风度，穿着打扮合时讲究，在秘书处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从年轻时即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长期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职，其间曾担任过该署常驻拉美国家代表多年，除英语母语外，她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和法语。开发计划署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联合国中央筹资机构，她有不少这方面的关系。她业务熟悉，工作干劲大，作风泼辣，但喜欢揽权。１９７８年技合部始建时，她从开发计划署调来任助理秘书长，协助该部第一任副秘书长杰马科耶。过不了多久，她就把大权揽了过去，技合部的事，由她说了算，以致形成人们只知技合部有一位能干的安丝蒂小姐，而鲜闻杰马科耶之声。毕副秘书长上任后，她想如法炮制，要求大事小事先与她商量，得到她的认可方能施行，毕副秘书长当然不能这样做。于是，她就有意见，逢人就发牢骚。她有事找我时，往往有意无意在我面前说毕副秘书长这件或那件事未与她商量等，示意要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去传话，提醒毕副秘书长应事事找她商量。出于礼貌，我没有作声。我认为毕副秘书长的做法是对的，有些事找她商量，有些事不征求她的意见，不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她。联合国是一长制，不搞“三驾马车”或“两主席”式的领导，如果大小事均须先与助理秘书长商量，然后实施，则会蹈杰马科耶的覆辙。技合部的人们逐渐感觉到这种变化，有的人还亲自听到过她的牢骚。这些牢骚显然也传到了马路对面的秘书长办公室，于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给毕副秘书长捎话说，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把安丝蒂调走。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发现这位过去的女强人，不再像前任副秘书长时期那样吃得开了，于是，有人推断，她在该部的日子不长了。一些她过去的朋友有意在我面前揭她的短，以表白自己；还有人甚至当面同她顶撞，使她难堪，俨然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一位过去曾与她发生过尖锐矛盾的司长级官员，耿耿于怀，乘机在毕副秘书长面前说她的不是，想让毕副秘书长叫她离开技合部，毕没有听他的。他也对我出点子说，应该设法把安丝蒂赶走。所谓“把某某赶走”，是联合国一些人采取的排斥异己的一种并不光明磊落的捷径，其办法是唆使别人或者若干人对某人搞小动作，令其难堪而自己提出调职。此人不理解，我们这些从中国政府借调到联合国工作的人，是反对搞这类小动作的；借机算历史旧账，也不是我们所赞同的。我想，技合部是中国人领导的部门，我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做好该部的工作，不论主意出自何人，我们办事不能没有原则。
根据我的观察，安丝蒂喜欢揽权，但表现公开，不耍权术；她对业务熟悉，工作努力，敢于批评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并因而得罪了一些人。从她的经历看，她未曾担任过政府官员，没有沾染上某些政客的狡诈习气；她从年轻时进入联合国，从一般职员做起，直到助理秘书长，倒是养成了“富有侵略性（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的习惯。所谓富有侵略性，这是不少联合国官员的座右铭，含义是工作积极主动，敢作敢为，咄咄逼人，充满竞争意识。安丝蒂如果“侵略性”不够强，是难以升到助理秘书长的位置的。联合国系统众多的技术合作机构之间，为争项目、争经费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个没有“侵略性”的机构是要被淘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技合部需要安丝蒂的“侵略性”。当然，另一方面，与她相处，也不得不注意提防，不能过于迁就，否则她得寸进尺，把你撇在一边，或取而代之，丝毫不会对你有所怜悯。
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4）
我任办公室主任期间，毕副秘书长在外出差时间较多，每逢此时，安丝蒂是技合部的临时代办。我曾风闻她召开过应该有我出席的小型会议，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我没有证据，当然不能向她提出。一次，我得到她召开会议的确切消息而仍未见通知我，立即嘱将去赴会的执行干事给她捎信，问她，作为办公室主任，我是否应该参加这次会。她便马上叫她的特别助理打电话来，请我去参加。我去后，才知道是人事厅来人谈人事问题，与我的工作有关，当然应该有我参加。安丝蒂在会上当众表示歉意，把责任推到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