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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我们假定国家统计局完全应该遵循联合国制定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根据这个体系把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房地产，在支出法的GDP核算中归入固定资本形成。那么，投资是什么？投资就是经济成员牺牲当前的消费，以便换取未来不确定的收益（或未来消费）的活动。一般来说，投资活动可以有实体投资，购买机器与厂房投入生产获利，也有接受教育与培训来提升个人未来赚钱的能力及购买金融凭证获利。依照这种划分，住房投资应该算是实体投资。
既然购买住房是实体投资，面对目前国内的投资过热，一方面政府要遏制过快投资增长，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房地产投资，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对房地产的开发，还是居民对住房购买都是如此，否则国内的投资过热会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目前政府所采取的个人住房购买的种种优惠，应该完全取消，否则是与政府的宏观政策对着干。还有，既然购买住房是投资，那么政府也不需要来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产品结构，因为政府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房地产市场哪些产品的投资价值是多少。如果政府强行规定住房的产品结构如何，那么当投资者个人投资失利时，一定会把其责任归结到政府身上（国内股市就有前车之鉴）等等，以上就是根据购买住房是投资逻辑推论的结果。如果现实的房地产市场是这样，不仅市场无法发展与繁荣，也会得出不少更为荒谬的结论。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购买住房作为投资者当然有，而且在一些特大城市所占的比重也不低，但对于全国绝大多数民众来说，购买住房当然是自住。当个人购买住房是自己居住，尽管这种居住可以多年享用，难道多年享用的产品就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吗？当国家统计部门要把个人住房消费的东西一定当投资来统计，那么这种统计是为统计而统计，还是为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接轨？如果居民住房的购买是为了统计而统计，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接轨，那么这种统计既不能反映现实的经济生活，更谈不上为政府、市场、民众的决策提供相关有用的信息。
还有国家统计局一直强调购买住房是投资，房价不计入CPI国际惯例。在此我们可退一步说，即购买住房是投资还是消费可以不考虑真实的经济生活如何，甚至混淆各种关系。但《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标准的设定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如果是无条件的，那么这个《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标准体系只能建立在理论的真空中，现实生活找不到这种无条件的标准体系。如果是有条件，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是市场经济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或什么综合经济的？在引进《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时，中国有满足这种标准体系计算的条件吗？如果没有相关的条件与环境，那么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用一个标准体系来统计所得出的结果能否反映真实的经济生活就令人十分质疑了。
比如就以房地产市场来说，国外的房地产市场是发展了几百年的市场，它不仅有明确的住房私有产权，成熟的生产开发体系、交易体系及房价的评估体系，也有发达的房地产市场融资体系；不仅有连贯的历史数据与信息，也有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交易成本较低的转换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住房购买无论是算作投资还是算作消费都是能够明确的（在1993年前不少国家的住房并没有算作投资而是算作消费）。
但是，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不仅起步时间晚，也仅是从1998年中国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开始，而且居民住房持有方式十分多元化，有人是从市场购买的商品房、有人是从单位分得的福利房，也有产权界定不清的公房等。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没有连续的住房市场历史数据与信息，也没有清楚界定的个人住房产权、没有发达的二手房市场及成熟的住房市场估价体系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住房的统计数据要与国际惯例接轨时，这种接轨是不可能建立在实际的国情基础上的；那么这种国际惯例接轨只能是教条主义的照本宣科。
再退一步说，假定我们认可国家统计局的CPI与国际接轨，但为什么目前城市居民消费比重较大的教育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住房消费、通讯与交通等则无法反映在中国CPI编制中呢？在发达国家，这些方面CPI权数与类型都在不断地变化。比如，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就包括了能源、汽车贷款消费、休闲娱乐、宠物、运动器材、俱乐部会员卡、新汽车、私人交通等，而且它们的消费价格指数也是在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但中国CPI指数的变化往往跟不上实际消费品价格与类型的变化，从而使得官方CPI编制严重与现实的经济生活脱节。还有，近来增长最快居住类消费，看上去国家统计局听了市场意见，居住类消费在快速上升，但不仅计算基数有问题，而且其权重与国际接轨相差很远（如中国的居住类权重为，而美国则达到38％，国际一般情况是30％）。一种不能够反映现实经济生活的指数编制，其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力肯定是十分弱的。还有，居住价格变动能够通过虚拟租金获得吗？即使可以获得这种虚拟租金，但以计划体制下福利房为主体的住房持有体系，这种虚拟租金如何来计算与获得？
还有，如果我们假定官方的CPI编制是科学的、数据质量为高的，那么多年来社会早就希望官方把其CPI编制过程与程序、样本的取得、不同消费品的权数等公开化、透明化，这些都是十分简单的事情。CPI编制不公开透明，既容易导致民众对这种CPI指数的质疑；也不利于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决策，并剥夺了广大民众与研究者的知情权。
总之，目前国内CPI体系科学性我看是令人质疑的，如何来完善这种CPI体系，不是一句国际惯例就可一了百了。而要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完善，就得先从处理好CPI与房价关系入手，创立一种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国情CPI指数体系的统计，否则中国的CPI指数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差太远。（本文定稿于200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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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口结构变化房价是上涨还是下跌
最近市场流行一种观点，2007年的高考人数达到了1000多万人，而这些人几年之后纷纷地会进入劳动市场进行工作，而他们工作后都得购买房子。而且这种状况在未来的几年内都不会改变。如果这样；那么中国的住房价格只会是上涨；而不会是下跌，因为居民对住房市场的“刚性需求”在那里。甚至有人认为，目前中国不少地方的房价之所以会上涨这样快；就在于中国独生子女的人口结构。
其实；一般来说，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人口结构有关，住房市场的价格也反映住房市场的这种供求关系。但是，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它与发达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有很大的判别。因为我们知道，国外房地产市场一般都是经过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国外房地产市场都经历过了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及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成长的过程。但是中国的情况则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只是从1998年之后的事情。尽管，从1998年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走向一个快速增长的繁荣时期，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能否在几年的时间内走完国外发展几百年时间的路？再加上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因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根本上与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外房地产市场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市场的价格还差得太远。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基本上是由房地产商垄断性定价，特别是房地产作为一种异质性的产品、一种惟一性的产品，它更容易被房地产开发商操纵而垄断性定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没有一个好的房地产市场政策，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根本不会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因为在房地产市场的要素非市场化、产品市场化的情况下，房价由市场来定是不可能的。即市场供求关系无法来决定房价的高低，而是由非市场力量来决定，那么房价的变化并非由市场供求来决定，而是由非市场的因素来决定。既然房价不是由市场因素来决定的，那么其房价的变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的关联性也会不大了。
再退一步说，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人口是不断在增加，但增长幅度十分小。特别是独生子女的政策使得中国家庭的人口越来越少。
从1998年到2004年，为什么这几年住房需求短期爆发出来？其原因很多，但最为重要的是住房制度改革、银行按揭推出及人口结构正好处于多人口的家庭进入就业工作时期。也就是说，当多子女的家庭进入工作时期，一个家庭分出多个家庭，其住房的需求自然增加。而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家庭，其情况正好是反向的，即在独生子女的人口结构下，只是多个家庭向一个家庭结构的融合而不是分离。而这些家庭的父母亲多数都有住房。当家庭融合后，住房需求是减少而不是增加。
还有，对于每年高考的学生，几年后是就业的主力军，他们毕业后会纷纷进入城市工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家子女，他们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与社会地位，这当然是社会巨大的进步。但是当房价很高时，他们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有能力进入房地产市场吗？可以说，即使是城市的家庭，在目前的高房价下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进入这种高房价的市场，他们花几代人的努力都无法购买一个子女所需求的住房，那么农村居民的子女一进入城市工作就有能力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住房吗？如果目前的住房政策不改变，政府还是极力推行高房价、高地价的政策，从而使国内各地的房价都快速攀升，那么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有能力进入高房价的市场吗？我想，大多数城市里的居民尚且无能力这样做，那么农村居民更是无能力进入高房价的市场。
也就是说，住房的需要与人口结构有关（请注意这里是“需要”而不是“需求”，需要是个人对商品的欲望，需求是个人有支付能力的购买），但住房的需求与人口结构关系不是太大。住房的需求主要是与居民支付能力有关，与房价的高低有关。如果市场生产的住房是广大居民没有支付的产品，那么居民最大的对住房的需要都只能是潜在需求而不是现实的需求。而这潜在的需求与人口结构有关，但是现实的住房的需求则与人口结构没有多少关系。更何况，就目前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城市居民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家庭的扩张而是家庭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居民的支付能力及房价，那么家庭对住房套数的需求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多。所以，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从高考人数来推导国内房价只会上升而不会下降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本文定稿于2007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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