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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少年读书生涯中有一位密切同伴，而且起着杠杆作用，就是年纪与他相近（长4岁）的族叔胡堇人（字近仁）。“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得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得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按，如上述之外还有《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传记、笔记小说及《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无意义小说）。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三十多部小说了”（胡适《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乡教育》）。
这些小说，都是用当时白话叙述的，胡适读它，无疑是潜移默化，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鼻祖后来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封建迷信风气像山岚一样不可驱赶地弥漫在皖南崇山峻岭的每一个村落里。胡适幼年时，母亲为保他健康长命（他身体先天不足），常让伯娘带去烧香拜佛；还把他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取了一个佛名（胡适只记得上一个字“观”，下一个字忘了）；去外婆家时，路上有庙亭，动辄膜拜；眼翳病好了后，随母亲到古塘去烧香还愿……他太小了，都是无意识的、被迫的。但有一件事是出于他心愿的：他做了一个孔夫子神龛，有内堂，有神位、祭桌、烛台……仿照家塾和大姐家的样，工艺做很认真、精细。母亲对此很高兴，提供一张小桌子、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月半，提醒儿子焚香敬礼。这一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对学界至圣祖师爷的敬崇礼拜，和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膜拜，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吗，胡适家大门上，贴着他父亲遗墨条幅：“僧道无缘”，已由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淡白色。
胡铁花应该是不盲从神鬼迷信的。他在协助吴大 郑州治黄患办河工时，曾嘲笑治河官吏祠祭膜拜水蛇虾蟆之类“河神”。他虽然未曾受过近代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笃信程朱理学，因袭古代自然主义宇宙观。“天地氲氤，百物化生”。他在给儿子编撰的《原学》，开门见山就这样说。父亲去世的太早，不能直接授予他的无神论教育，但胡适说：“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候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胡适《四十自述？（二）从拜神到无神》）。
父亲闪光般的影响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不过使胡适从上庄拜神阴影中走出，鹤立鸡群地自觉进入无神境界，主要是靠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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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司马光、范缜得了我心”（3）
首先，他从朱子的《小学》中，读到史学家司马光家训中有关评论地狱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精神震动了！胡适对朱子《小学》是能全书背诵的，但总是不甚了解，然而就是这句话，一下子使他联想起他曾读过的《木莲救母》、《玉历钞传》等卷子中所描写的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抛奈何河（喂饿狗毒蛇）”的惨状，人死后已然“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你随便怎么折磨我，“亦无所施”啦。自此，胡适对世俗迷信“死后受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了。
胡适11岁时，他的二哥绍之从上海回来，给他带来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已经对他有过启示，司马光的名字无疑是闪光的。于是胡适便撇开了塾师要他读而又不感兴趣的《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这时他已能句读古文），捧读“通鉴”。他很喜欢这部历史书，读得很认真，当他翻阅到第136卷时，论述5世纪时哲学家范缜与梁朝群官当众辩论“神灭论”时，眼睛发亮了。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忘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范缜用浅显的刀子与刀口锋利的比喻，说明形与神相互依赖的关系。没有刀子就没有刀口的锋利，没有形体岂能有神魂吗？胡适惊叹道：“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同在第136卷内，还记述了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因果轮回说。范缜用“偶然论”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他回答竟陵王“君不信因果，何能有富贵贫贱”时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便而散，或拂帘幌，坠于茵席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在何处？”意思是人生贵贱因出身分野，是完全偶然性的呀。胡适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外来的佛家因果轮回盛行，而且超越了中国道德家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果报观，把人生贫贱移到前世、下世的宿命轮回中，深入老幼妇孺的精神世界，是十分厉害的，后果也是十分可怕的。少年胡适建立起自己的无神信仰，40年后，他回忆说，“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而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他深怀感情地说——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
（《我的信仰》）
思想上完成了由拜神向无神论的转换，小胡适就胆敢在上庄村演出了几出惊鬼神的活剧：欲拖三门亭神像抛茅厕；正月十五闹元宵时，乘着酒兴，当众高呼“月亮，月亮，下来看灯”……
上海，换了四个学校，追求进化论。“适者生存”，取名胡适（1）
徽州有句民谚出了名：“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徽州地方很穷，男人才长到十三四岁，正是少年玩耍的时候，便背井离乡外出学生意或干生活，独立谋生了。胡适那“往外一丢”，也正好十三四岁，12足岁，不过他不是去学生意的，是他母亲酝酿多年，为实践亡夫“令他读书”的遗嘱，瞅准抓住了三子振之的肺结核病已到很危险的程度，必须去上海医治的机会，1904年2月，将爱子一起送往胡家有基业的那个“五口通商”之一的大城市。从此，胡适就“向那不可知的人海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了。从此，母子一别便长长的一十三年，其间相聚，包括胡适回家完婚在内，总共不过四五个月而已，儿子对母亲“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生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后悔不已。胡适深知母亲，“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这情景实在有些悲怆。
胡适在上海求学总共6年，先后换了4个学校，闲居过半年并教过书，简历如下：
——梅溪学堂一年（1904年2月至1905年春季），13岁。
——澄衷学堂一年多（1905年春季至1906年夏），15岁。
——中国公学二年多（1906年夏季至1908年9月），17岁。
——中国新公学一年（1908年9月至1909年10月），18岁，读书兼做该校的英文教员。
——闲居7个月，并在华童公学做国文教师（1909年10月至1910年5月），胡适已是风度翩翩一青年了。
1910年6月，胡适由在东北任职的二哥绍之陪同，赴北京，参加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考试。被录取的70名官费生中，胡适在列，不过“很挨近榜尾”。接着，是年8月，他乘海轮离沪去国，结束了6年的上海求学生活。
梅溪学堂是一家近代教育尚很不完备的小学。校长张焕纶是胡适父亲生平最佩服的好友、上海龙门书院同学（张氏曾写过《胡铁花先生家传》，称铁花幼时有特殊秉性，“不喜甘饵及衣履之红绿者”），他的教育方针很有见地：“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虽然胡适只见过他一面，虽然胡适只读了一年，但张氏的教育思想在胡适成长思想旅程中是起到潜在作用的。胡适在“梅溪”一年学涯中，创造了一天升了3个班、一年升了4个班的奇迹。经过是这样的。
胡适刚进梅溪学堂时，穿着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呢大袖马褂，留着一条小辫子，一口绩溪土话。完全是个小土佬的样子。他被编在第五班，即最低年级的倒数第二班里。他因为在乡下已读过书塾，所以有在英文、算学上多花功夫。六个星期后的一天，国文教师沈先生讲到课文中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时说，是《左传》中的话。胡适一听，心中暗暗吃了惊，“先生讲错了”，但没有立刻提出来，大概这就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忍耐”，而是等到下课，拿了书，走到先生桌子边，轻声对先生说，“这个‘传曰’不是《左传》，而是《易经》中的《系辞传》。”态度显得谦恭。先生的脸立时红了起来，问：“侬阿读过《易经》？”胡适回答读过。又问：“侬阿读过别样的经书？”胡适用刚学来的上海口音回答，读过《诗经》、《易经》、《书经》、《礼记》。先生睁大眼睛看这个瘦弱的乡下学生，听着不住顿首，接着出了一个题目《孝弟说》，要胡适当场写篇文章。胡适书是读了不少，作文倒还是第一次，但他回到座位上，过了会，一百多字的文章还是做出来了，交了卷先生相当满意，笑吟吟地向胡适招手，“你跟我来。”将他带到楼下前厅二班课上，向任课教师顾先生俯首耳语了一些，推荐胡适到此班。顾先生接受了，将胡适安排到末一排桌子坐。就这样简单，胡适在一天内升级了3个班，即从二年级跳到了五年级。紧接着，两个作文题难住了他——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日本在天南海北何处？“经义”文章如何做？一片茫然的胡适正在苦恼时候，梅溪学堂的茶房来报凶信了，暂时缓解了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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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换了四个学校，追求进化论。“适者生存”，取名胡适（2）
原来胡适的三哥振之病危了。当时在上海的唯一亲人就是胡适。胡适赶到南市胡家经营的“公义油栈”店里送终。几个钟头后，三哥靠在胡适手腕上咽了气，他只活了27岁。先前两个孩子夭折，遗下妻子与三子由后母冯氏收养。三子思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