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2306061元
（二） 酬劳
《红楼梦考证》 300元
十二年（1923年）5月至十七年（1928年）5月10000
附袁希渊交来 200元
（一）（二）两项共计 2938061元
付过十六年（1927年）底止 2423704元
付过十七年（1928年）底止 290147元
共付2713852元
两比存 2242元
胡适从“亚东”收获的版税及酬劳，到1928年底，折合银元3万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抵当时一个工人（月薪6元）400年的收入！这个时候的胡适确实富有极了，主妇江冬秀当然双目发光。胡适不善理财，从不过问银钱进出，而且出手又大方，更碍汪孟邹乡亲、世谊情面，于是她对胡适的著作版税收入当然紧紧盯住不放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亚东”经营不景气日益严重，特别是1934年难度年关。汪老板是最精明不过的商人，他了解胡适为人，就将他的版税支付一拖再拖；但过不了细致、精明的江冬秀这一关，诚如1037年前在胡适家帮办文秘工作的绩溪乡友章希吕所说，“孟翁（汪孟邹）是精明人，适嫂（江冬秀）的精明恐不在他下，或且过之”。江冬秀的精就在她并不自己披甲上阵，而是对胡适施加压力。有章希吕的日记为证：“夜，适嫂因亚东版税及借款和适兄起了一次争吵。适兄脾气真好，一面劝适嫂息怒，一面还为孟翁解释困难”（1936年2月18日星期三）。矛盾继续演变下去，过了一个多月，“今天孟翁有信寄适兄嫂，所言欠款改到今年还，力难做到。因此适嫂和适兄又吵嘴，吵得比前一次厉害。我既听见不得不去解围。适兄的脾气诚好，适嫂似不能体谅他。适嫂要我做中人，她以后家不管，每月要适兄给她二百元；如要她管家，就非六百元不可。我亦不敢答应做这个中人。”（1936年3月24日星期二）4月25日汪孟邹寄快信来，“内附给适嫂一千五百元借据一张，限期今年十二月一半并利息，明年四月还一半利息。”江冬秀还是不满意，继续穷追。江冬秀吵得实在太厉害，胡适大概只好躲进卫生间刷牙，把牙刷搅漱口杯的声音弄得很响，以图耳根“清静”。这场争执不知以后如何，不过到了7月份，胡适离平赴美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去了。到了1937年，江冬秀使出釜底抽薪的一手，逼胡适将他在“亚东”出版的所有书稿，都提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将胡著《藏晖室札记》版权抽出，卖给“商务”。这对面临严重困境的“亚东”无异是雪上加霜了。江冬秀不是不知，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靠了汪孟邹的“亚东”，才使他文气与名气如虎添翼，而今她为什么如此做绝，仅仅是为了拖欠的版税吗？有专家认为，江冬秀是为报“一箭之仇”。20年代初，胡适、曹诚英烟霞洞之恋，汪孟邹是全力支持的；亚东图书馆也是这对恋人幽会之地；1934年曹诚英赴美留学康乃尔大学前，还在“亚东”小住一段时间……尽管江冬秀办事大气，但究竟妇人肚肠。
不过这仅是江冬秀处世的一面，维护自家收获能不精明吗？另一面是待人接物，他与胡适可说“夫唱妇随”乐助慷慨，气派豪爽。章希吕则感同身受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因去年吾父六十六大庆，遥遥数千里，不能急归，拟在北平为吾父购一件皮筒……前几天我问适兄嫂皮货店何家为最货真价实，拟为吾父办皮筒之事告之。乃今天适兄嫂以四十元去买了一件来赠。退辞再三，而适兄嫂之意甚坚，只得收入。想我来平数月，适兄嫂相待之厚，已感不安。今天以贵重之物相赠，诚令我不知何以为谢。” （1934年3月5日星期一）
两做月老误两家，一部自传留人间（1）
江冬秀处世行事确乎有些特立专断，在家没有问题，有丈夫的忍让和包涵，大事化小，有时竟因此办事出色有成绩；在亲友间，因为一意孤行，往往好事办坏，酿成苦酒或悲剧。
江冬秀的能耐终于有了机会走出“家门”。1927年冬，胡适的三嫂在离上庄只有二三里的曹家湾相中了一块土地，去函询问胡适可否作坟地买下来。当时胡适的先父母胡铁花、冯氏都“暂厝”，尚未“入土为安”。胡适访欧美长途跋涉，归来不久，正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前夕，就去信上庄，委托他年龄相仿的族叔、志趣相向的总角之交胡近仁，请他实地踏看下，只要“干爽”，就代他拍板购下，因为他坚决反对“风水”那一套迷信。购了坟地后，他无暇南下，就派妻江冬秀前去老家，直接指挥施工事宜。当时的中国社会，大户人家筑墓敬祖是件大事，一个识字无多的家庭主妇能承担起这一重负吗？胡适想乘此考验下江冬秀。当然一切都由胡适遥控操纵，比如所有开支费用，他或托在上海做生意的本家兄弟胡卓林汇到旌德石恒春中药店，或由上海“亚东”汇款，再不然可向屯溪的交通银行支取。甚至运棺材的水客也安排好了，先预支60元，到上庄后再付60元。胡适还聘请了乡友、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程士范专程来上庄，为祖坟做工程设计。定下图样（四穴）后，胡适去信重点关照：“千万不要请什么风水先生。如果六婶七婶要请风水先生，只好让他们去葬祖父母，我们大可以不管此事。”（致江冬秀，1928年2月20日）这一切，江冬秀都一一照办了。她雇请石匠鲍春华一伙采运花岗石，凿墓碑，设祭坛、石桌、石凳，历时数月。这年的六月中旬，胡适将三块墓碑的碑文寄到了。墓碑是请郑孝胥书写的：“胡公奎熙及其妻程夫人（按：祖父母） 、胡公传及其续配冯夫人（按：父母）之墓”。墓铭是胡适撰写的：“先人有训，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唯吾先人，实践斯言。不怍于人，不愧于天。群山逶迤，溪水清漪。唯吾先人，永息于斯。”铭文之后，胡适又撰书两行：“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妇冬秀。”胡适把祖坟筑就的大功归于江冬秀。事实证明，干事务性工作，妻子确是十分能干的，于是他在给她的信中称赞道：“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同绍之都不行，等你回来，好好的谢你。”“你此次替我做了这件大事，我心中只有感激，一百二十分的感激。”（5月25日）江冬秀继续指挥石匠把碑文铭刻到青石墓碑上，封了四个墓穴，盖了坟顶，树好墓碑；又在墓地里种植常青树木。此类筑墓工作终告完成，已经是六月中旬，胡适的重要著作《白话文学史》也出版了，他参与的《新月》月刊也创刊了。此际，他十分想念妻子，盼候“千万望你早日出来”，担心皖南有土匪，危及安全，要她由胡卓林作伴，取道余杭返上海。
1930年胡适重返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参与重建、振兴北大工作。他的家已搬到米粮库4号，宽绰气派，群贤毕至。“我的朋友胡适之”名扬京华，他的小脚夫人也名气日隆。这时江冬秀的专断果敢锋芒使人感到敬畏，但也有人敢顶敢违，毫不卖帐呢。“南国诗人”梁宗岱是也。广东新会才子梁宗岱，少年扬名岭南大学，参加茅盾、郑振铎的“文学研究会”。后留学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翡冷翠大学，精通英、法、德、意语言，与文学大师罗曼？罗兰（他的偶像）、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往来，返国后，1931年为蒋梦麟校长、胡适院长聘为北大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是年才28岁，其诗才横溢，其讲坛风采均为男女学生们所崇拜，和胡适博士当年美国学成归来做北大教授情况相似。胡适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小脚村姑完婚的；但这位英国绅士派头的梁教授则不然，早在出国留学前，他以裸体抗婚，不与发妻同室而名噪一时；到了北大后，与他的相知女友、极有才华的作家沉樱相爱得如胶似漆，他们打算结婚了。正在这时候，封建包办婚姻定下的原配妻何氏从百色赶来北平，要与夫君梁宗岱建立家庭，一起生活。梁坚决不同意，否定这椿婚姻。事情闹大了，可怜何氏在北平举目无亲，江冬秀拍案而起，将她引到米粮库4号自己家中，安顿下来，怂恿丈夫出面，再做一次月老，玉成其事。胡适对此有切肤之痛，又听说山东潍坊来的复旦大学高材生沉樱女士小名也叫“娟”，与自己未成正果的恋人“娟表妹”正好同名，如今要棒打这对鸳鸯，实在于心不忍。但违不得太太的意旨，而且人已住入自己家中，只好联络北大史学系主任、梁的岭南大学恩师陈受颐，一起去说服这位雪莱式诗人教授。哪知梁宗岱仍是不听劝言。他那追求婚姻自由的决心，胡适不能望其背项。梁何婚姻案上了法院，江冬秀“出家门”，（与胡、陈两教授一起）坐上证人席，为何氏助威，指控梁宗岱。最后法院判决梁宗岱败诉。但这颗“自由的种子”还是坚决不认何氏为自己妻子。最后在胡、陈等诸多同事的调解下，付了数千元赔偿费给何氏，办竟法律离婚。热闹一时“梁宗岱婚变案”划上了句号。胡适这时貌似一反昔年支持徐志摩、陆小曼两个二婚恋人结婚的立场，公开站在江冬秀一边，参与此事。他在1934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两做月老误两家，一部自传留人间（2）
梁宗岱婚变案，自前星期日梁夫人亲笔写信委托我与受颐为全权代表后，昨夜受颐报告与宗岱代表朱孟实谈判结果甚满意……下午两点钟，孟实来了，我们三人把商定的条件写出来，梁夫人签了字，由孟实带回去，请宗岱签了字，仍送给我保存。
条件如下：
（1）须法律离婚。
（2）诉讼费归宗岱担负。
（3）法律判决之抚养费，自去年一月起，至今共二千六百元，由宗岱付与何氏。
（4）另由宗岱付给何氏生活费五千二百元，分四次付清。
此案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议离婚，他（她）只要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无赖，不理此事，就致诉讼。结果要费七千多元，而宗岱名誉大受损失。小人之小不忍，自累如此！
梁宗岱婚变案至此已走出江冬秀的阴影，胡适的调解实质上是帮这位年轻人的。因为“名誉大受损失”，暑假过去了，胡适对他就不续聘。宗岱与沉樱到日本去度蜜月……但故事的尾声却是：抗战胜利后，这对自由恋爱，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小家庭破幻了（梁宗岱又有新爱）。江冬秀又作何感想呢？
村姑终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感情婚恋缺乏了解，而按自己的理解去做月老，执着地去办好事，再显霸气的是为她仅有一个亲侄江丕莹择偶的事了，可说是“乱点鸳鸯谱”。
抗战时，她避战乱在上海租界“孤岛”认识了小儿子思杜的光华大学同学高泽明。他们曾合租过姚主教路的一套小公寓楼房。高少爷的父亲曾是东北王张作霖帐下的参谋，东北沦陷后经商，十分富有。高少爷对江冬秀说，他的姐姐高泽桂在北京结识了你的侄子江丕莹，后一起留学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