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自己感到委屈。
但是姐夫大吵大闹。当姐姐到达时，医生正给他强行输入镇定剂。他渐渐睡着了，姐姐在他的床头放起了马勒。第二天又整整放了一天。似乎马勒不仅瘫痪，也成了一个傻子，一个性无能者。姐姐的泪水顺着马勒的音乐不断往外流。
妹妹心中一片烦燥，她想起了雷恩，想起了他送给她的登喜路以及他打了那个德国人一拳之后的开玩笑式的表情。她想抛开种种杂事，去见雷恩。她不知道怎样离开这个让人恶心的医院，而且如果让她真的去扮演姐夫的妻子，她将不知所措。是的，她曾经盼望过姐夫来偷窥她的身体，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要去跟他莋爱。她仅仅是想让看罢了，这是她人生中的小小的游戏，而真的去扮演他妻子，那这玩笑是开大了。但是从医生的口气看，是不可以刺激他的，否则他会又一次处于植物状态。
深夜长安街上的雷恩
她偷偷从医院跑出去，东游西逛，闷热的气候使她喘不过气。她进了一个酒吧，要了一瓶科罗那慢慢地喝着。她期望能在这里遇到个熟人聊会天，但是周围冷冷清清，似乎现在并不是进酒吧的时间。
她又一个人回到那个家。
她先在自己的房间里转了一圈，没有意思，又跑到另一间，直接躺在姐姐和姐夫的床上。窗外又园又大的月亮跟闪亮的路灯混杂在一起，是这么地迷离不清。一切都是迷离的。她想到昨天姐姐从街上买马勒回来时听到丈夫的嘶喊，她先是用责怪的目光盯了她一眼。妹妹知道责怪她不去照顾他，她的责怪仿佛正默许她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去照顾自己的丈夫。因为他只认准她一个，因为医生也明确地告诉她，为了他的病情，谁都应该服从他。这一切对她来说太突然了，起码应该有一个月或是一个星期的准备。
可是和姐姐的位置互换究竟算是什么回事？
在周围冷清的空气中，她突然又一次听到房顶上的床铺的咯吱声以及一个女人的大声的叫唤。她仔细听着，身体也迅速澎涨，她甚至听到了一个男人的沉重的哟呵声。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当然那肯定是一个年轻人，否则这床的咯吱声不会有这么快的一种频率。午夜时分，她终于拨通了雷恩的手机。她本不想这样迫不及待地给他打电话，她也没有要想着给他打电话，可是她毫不犹豫地打了。那次分手之后，尤其是发生了那个德国人的事情之后，她一直在等他打。但是算起来，即使没有德国人的脚趾，她也是比他主动。她对自己不满意。电话铃声清脆地响了三声，然后是雷恩的“哈罗”。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常，他没有显出意外的惊喜。这使她一下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下贱，她就是想跟他说话，想在他的车里转转，或是在一起喝点什么，从他身上沾染一点什么把医院里的马勒赶走。其实当她离开医院时，她已经对马勒跟姐夫一样的麻木了，像是听国歌一样，再激发不起一点点的悲伤、悲凉或者是气愤。她觉得姐夫对马勒表示出的茫然是对的，而姐姐在马勒里仍然像是一个在闷热的澡堂里泡在大盆里的婴儿哭泣不已表示出无限的惊讶。
雷恩已经睡了，他先是让她去他住的公寓里，而她说她想到外面走。雷恩很爽快约她去天安门见面。她洒了一点姐姐的ＣＤ香水，又认真地面对洗手间的大镜子打扮了一下。
当她看到雷恩那高大的身影时，她心里升起一种对他的感激。他还能从床上起来来到这里。
空气虽然闷热，雷恩不断地掀起被汗水沾在胸脯上的似乎在秀水街买来的那种丝绸短袖，望着她，露出愉悦的笑容。她想急急地把这两天以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但是既冗长又复杂，她无法表达这一切只得向他温和地眨眨眼睛，然后把手伸向他的手。但是只一会，他便放开了她。他说了些什么，但是她也无心去听。
他们沿着长安街一直向东走。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浓重的树影下，她搂住了他。他却敞开两手，对她说：“对不起，我没有带钱。”
她仍然搂住他，紧紧地，那只是一个热乎乎的躯干，并且带着胸毛的本和她没有一点关系的身体，意她听懂了，说是在大街上认识的，然后她给了他一本书，那书是她写的，他非常喜欢，这才跟她正式交往。她恐惧甚至是仇恨地望着他，她不知道他是有意把她往火炕推，还是美国人的头脑真的会那么简单，以至于简单到“性交”在警察面前是那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警察对他这么快的语速弄不清楚，放了他，然后跟着她一起到她家去取身份证，以表明她不是从外地来买淫的妓女。
他们让她跟他们一起上警车，她没有觉得受到侮辱，倒有点像是梦游一样。当他们也要进她的家时，她冷漠地说你们没有权力进我的家，你们在外面等着，我拿出来给你们看。
警察说：“不行，那你跑了呢？”
她笑了，说：“我不会跑的，相信我。”
警察说：“我们必须进去。”
她说：“那好，你们必须脱鞋。换鞋。”
警察说：“你这种人真是少见，不怕我们呀。”
妹妹把拖鞋拿过来，说：“请。”
她进自己的房间，头脑空白一片，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究竟在哪，于是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翻起来。她甚至在自己的床头上翻出了父母的骨灰盒，于是吓了一跳，本来这是放在客厅里的，但是小仙害怕，于是她把它搬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放在床头柜里。她呆呆地对着这个小盒子望了一会，很显然，那里面也不可能有她的身份证。可是当她终于想起装在一个信封里而把它拿出来去找等候在外面的警察时，那些坐在客厅里的警察，竟然早就走了。
一声汽车的鸣笛划破了她的梦境，她下意识地看了看那个被封闭起来的窗帘。窗帘紧紧闭合着，等待着什么人来拨开，但是不会再有人了。偶尔一连窜的汽鸣声从下面公路上通过。从楼下似乎还有狗吠声，她也想像狗一样长长的发出叫声以控诉自己的孤独。但是狗吠声却是令人厌恶的，一声接一声，她真想起来对着窗下冲楼下的狗主人大喝几声。她只睡了约莫一个小时转右。离清晨的到来还很遥远。她不知道在这新的一天将怎样渡过。她想起昨晚雷恩在陈述如何跟她认识的经过的表情，他不加任何过滤，并且在陈述时眼睛偶尔盯着她时的神态丝毫没有恐慌或是害怕，仿佛他在解释一道数学题应该怎么解开，他是真的没有意识到正在给她的人生制造危险的陷阱吗？
她跟那些警察离开他时，他眼睛里才闪着一丝困惑的光：所有的事他都解释清楚了，为什么不放她继续跟她走？
她在警车上并不像是电影中坐在后面大大的囚车里，而是跟那两个警察坐在一起，在他们旁边靠近窗口，看着窗外的辉煌的长安街。
此刻她望着闭合的窗帘，她想，也许那里就是污泥浊水的源泉，所有隐蔽的缝隙都与此有关。她是堕落的，立即，“堕落”一词与那软绵的感觉一起如同马勒的音乐贯穿了她的全身。
她抽出手指，翻了一个身，而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是无法将它们从体内拂去的。她正被自己一种什么样的渴望或者是烦燥折磨着，好像有什么新鲜的事物正等待着自己。
早上起来在炉上热牛奶时，手被烫伤了，而她毫无疼痛感。
她去医院了，像迎接太阳一样等待着阳光的照耀。临走时，雷恩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将离开一阵北京。她问他去干什么，他爽朗地笑了一声说：“回纽约离婚。”
他的笑声在她听来是那么遥远，她走在北京的天空下，忽然又重新想起了雷恩对她说的话，要回纽约离婚。蓦的一下，她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惊醒了：离婚？他为谁离？
“离婚”这两个字使她的眼中一下就充满了泪水。她意识到自己好感动，不管他是为谁，反正这个世界上只要是有男人离婚，那她的生活就会充满希望和光明。她的眼泪不停地流着，过路人都在看她，她不管，索性让它们流淌，就像书中常说的：丫流的是幸福的泪水。
康定斯基与姐夫天大的秘密
妹妹的脸涨得通红。她不知道在她离去的这一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诊断学几乎像是奇迹，因为那个专门从事脑研究的医生也无法解开这个谜。她不由自主地说：不，这是不可能的，昨天他还……
姐姐说：“这是真的，你自己去看好了。”
妹妹忍住哆嗦，在姐姐看来这是喜悦的哆嗦。她转身向姐夫的房间走去，还没有到，就听到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她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于是那声音就更清晰地传入她的耳朵。她一步跨进去，姐夫正把小仙搂在怀里抚摸她的头发，一边盯着妹妹微笑。那适度的笑容告诉她，他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她脸色苍白地站在姐夫面前，也向他笑着，心里在想他还记不记得两天前他让她……
一个星期后姐夫出院了并且照常上班。家里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妹妹望着姐夫充满着智慧的脸，心想，只有在他痴呆时自己才能做他的妻子，这不公平，换句话说，就是傻子才会娶她。
有一天，姐姐出去教学生，只剩他和她在家里。本来她也去了趟编辑部。当她早早回去时，一推开门，就看到了从白沟那里买回的鞋。猛一看到这双鞋，她下意识地想到了姐姐在那白沟市场上提到的康定斯基这个人。她想到了他在画一幅画时的激情，那是他与一个女人坚持了很多次莋爱之后所完成的画。那幅画又与激情无关，就像这双鞋与那个男人的脚无关一样。它是那么大，与那双放进去的脚太不成比例了。
屋子里跟灰尘一样飘洒着音乐，但不是马勒，这是另外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她想，幸好不是马勒，使她避免了她要从目前所处的二十四层楼跳下去的欲望。但即使不是马勒，她也开始恨所有的作曲家，他们把燥音像瘟疫一样带进人间，像是深夜里的月光，像是北京郊区不断地括着的风沙，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它们都会紧紧地跟着你，构成你生活中的颜色，构成你无法摆脱的风影，而且构成你每天夜晚对于黎明的期待。在那一刻，她不知道有没有音乐，在那一刻，尽管她自己看不清阳光，但是在那一刻，她想，她会跟许多女人一样因为阳光而湿润，因为温暖而恐惧。
姐夫正坐在沙发上，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她发现自己到现在还是站在门厅里没有换鞋，于是像往常一样，一边脱鞋一边向姐姐的房间看去。在她明确姐姐不在之后，她听到姐夫正在问她：“马勒的ＣＤ哪去了？”
为了回答他的问话，她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他的对面坐下来。这些天以来，她明显觉得她和姐夫都因为某种原因面对许多事情不得不犹豫起来，就连是不是抽一根放在茶几上的烟都在犹豫，就连回答姐夫的问话，她也不想用知道或不知道这样的话来回答了事。
他似乎也在犹豫，究竟抽不抽烟。她看见他的手朝桌上伸了过去，又马上缩回来，然后又伸出去抓住那包烟，那是一包万宝路。他抽出一根后，把它放在口唇上，这使她发现他今早递了胡须，其实他每天早晨上班之前都要把唇上的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