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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带着剩下的部队追击敌人，大家见我这个队伍人又少，枪也不好，都瞧不起。我觉得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怪。追击途中，一天，突有敌十二架轰炸机比翼飞来，我们遂作紧急疏散，散进连绵的橘子林内，敌机在我们上空轮番轰炸扫射达二小时之久，我心想这次必定会伤亡惨重，不料解除警报，清查人数却仅伤亡二三人，可谓幸甚。第二天，我师便打到飘风山。在此之前，贵州柏辉章师在飘风山刚被日军反击打下山来，当我部到达时，敌大部队已撤走，我师十三团顺山谷追击，遇敌收容队交叉火力网阻击，伤亡数十人，遂又折转，向山脊摸去，见敌收容队又已撤走，只是敌炮兵团仍在向飘风山行阻击射击，而我师的旗帜却在山上高高飘扬。即打电报回长官部：“暂五师已占领飘风山。”薛岳很高兴，命我师继续追击。以后，部队一直打到汨罗江，均未受挫。
我初来暂五师时，部队土匪习气很浓，所到之处，拉夫偷盗，扰害人民。后虽经整军教育有所好转，但拉夫扰民之事仍时有发生，影响极坏。在部队奉命开回长沙之日，全师结集待发之时，我令全体士兵解开背包检查有无民物。当时，特务连有一士兵，背包里有一床红印花被面，特别显眼，尚有两件便衣，我当即责令出列执行枪决，全师为之震惊。至此之后，部队所到之处，再不敢擅取人民的东西了。
我正面追击的部队收获甚微，但我原派出的五个支队却胜利而归，每一个支队都分别缴获了敌人几支枪和一些炮队镜、通信器材，其中有一个支队还俘虏两个敌人。我一上报请功，薛岳压抑不住欣喜之情，对饶少伟、曾粤汉说：“这个矮子真有两手，还看不出来。”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5）
薛岳授意他的军务处长对我说：“你打了胜仗，长官很高兴，你就多报一点嘛，就报二十几个俘虏，一百多支枪吧！”
我说：“我不敢，将来要我交那么多东西，我拿不出来。”
军务处长说：“长官叫你报，你就报嘛，难道今后还要问你要枪吗？如果有人问，就说交给我了，你若还不放心，我给你打一张收条好了。”
我说：“那好吧。”
军务处长当即给我开了一张收条，我便按长官的意图上报请功。
打了胜仗，薛岳在岳麓山开庆功大会，并要各师长军长报告作战经过。第三军李玉堂、第四军欧震，当然都打了硬仗，报告得有声有色，但追击战部队，除暂五师外，其余各部均未缴获敌人的武器，更没有俘虏敌人。在全战区的庆功大会上，我讲：“敌人撤退的规律是天拂晓，步兵即向后退却。仅留骑兵断后，我们追击敌人，百姓报告说，敌人骑兵刚过去，摸马屎尚热。可人怎么追得上马？接着敌机便来轰炸，我部队疏散，躲避空袭，敌骑就去得更远了。敌机去后，我们又追上十几里路，快要追上敌人骑兵，天就黑了。远见敌人安营扎寨，骑兵退进步哨线里边去了。我们派队夜袭，敌人步兵防守严密。打两枪，他也应几枪。第二天早上，步兵跑了，又是骑兵断后，飞机轰炸，一到下午敌骑又收进步哨线里。”紧接着，我便向大会报告作战经过。我说：“根据敌人的这个规律，我师打飘风山是仅与敌后卫接触，打的汨罗江正面追击，都没有什么收获。唯有按长官指示，派出支队绕过敌后卫，作平行追击。因而，略有收获。”俘虏和缴获数目，当然是按谎报的情况瞎编的。别的部队也不知我讲的情况是真还是假。无所可否，可是第七十七师师长韩浚暗中对我说：“你报告得很好，但是要注意别人嫉妒！”
以后，蒋介石又对薛岳进行嘉奖，薛岳对我也另眼相看。九战区在岳麓书院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他非要我兼任一期（一个月）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不可，我亦欣然同意。
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对象是各个部队的团长、副团长、营长等。教育长是叶肇，我自己又兼任战术教官。暂五师的副师长彭士量也是陆大十一期毕业同学，我把他请来，作图上兵棋演习，他指导东军，我指导西军，进行对抗演习。这一套东西，校官们以前没见过，都觉得十分新鲜，自然兴趣盎然。我还经常从暂五师调些兵来作演习，并给他们讲班、排、连应该怎样进攻，还进行了一次班战斗实弹演习，把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这一下薛岳处处照顾我，陈诚也一心扶持，他们加快为暂五师补充兵员，配给装备，很快就把暂五师搞起来了。
长沙三次大捷后，七十三军归入九战区战斗序列，我师奉命开驻长沙西岸岳麓山顺塘一带整训补充。因此，我在任校官大队大队长的同时，可以兼顾暂五师的训练。我觉得当时中国军队，搞制式教练，固然是形式，由于不注重练基本功，战斗教练也流于形式。于是我本着在日本学习的经验，在训练中，狠抓了三个环节：第一是纪律养成。如射击纪律、战斗纪律、作业纪律、行军纪律等。第二是技术养成。如刺枪技术、射击技术等。第三是力的养成，如体力、行军力、战斗力、作业力等等。我尤其重视对士兵们射击技术的训练，首先教士兵们要懂得射击方法（瞄准的方法、击发的方法）。并要求训练时射击枪要无依托，战斗时枪要有依托，每个连的射击成绩我亲自检查。同时规定，凡按射击教范的要求达到特等射击的战士每月津贴一块钱，特等射手生病时，医务人员送医上门。每连有九个特等射手的，连长升少校，遇缺即补营长。有人说你哪有那么多营长。说也奇怪，一年多我师百步穿杨的特等射手，不乏其人，却没有一个连长能升少校。其余两个环节，纪律养成和力的养成，我也要求甚严。就拿培养战士的土工作业力来说，我首先教士兵筑城作业，先不注重工事如何修，而是先教如何投土捣固，并要求步兵用小圆铲每小时要除土立方米，工兵用大圆铲每小时除土一立方米。进行班战斗教练时，我将德国军用书籍中的图复制下来给士兵们讲解，轻机枪组要与步枪组交互火力掩护，向前跃进。任何人不得违反这个规定，这是战斗纪律。我教军官守阵地时要懂得侧防，进攻时要懂得制压，要他们熟记“没有侧防就不成阵地，舍制压就不能进攻”这两句口号。然后，作阵地示范，侧射火力如何与障碍物配合，并教官兵们进攻时如何制压敌人的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等。为了使干部战士（当时称官兵）懂得这一套如何进行，我不断办教导队，亲自指导。这样仅几个月的训练，部队素质便大大改观。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6）
记得我刚到暂五师时，我说我喜欢射击，一个名叫沈筌的团长听了之后，就在我面前吹嘘说：“打枪嘛，不是我自夸，那是弹无虚发，摔一个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枪打中。”
湘西土著之中，确有打好枪之人，实不敢藐视，我忙对他说：“沈团长，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就露一手吧！”
我遂命人拿了一个柚子来，抛上天去，叫沈团长用手枪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沈团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他连打了几次，均未击中，沈狼狈不堪。接着，我又在距离五十米远的大树上画了一个人头大的圆圈，命全师军官手枪射击，整整一个下午，竟无一人击中目标。当时，暂五师战斗力之弱，可以想见。
然而，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在一次九战区举行运动会的射击比赛中，我派出的射手，夺回了运动会上射击项目的全部锦标。
世人皆知，国民党军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新官上任，带来一大群亲友旧部，把前任的大部换掉。但我出任暂五师师长时，只带一个卫士郑国辉和秘书王石夫，旅团长一个不换，连军需处长和副官处长都不换，录用干部，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采取人事公开的办法统率全军（我到师就提出“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的口号），如全师有一个连长缺，必将全师的副连长、中尉排长、参谋、副官等凡有任连长资格者，均集中师部甄别、比试、考核，论其战功年资学历，择优而用之，师内的打手（有战功的人）、军校学生，特别心悦诚服。
长沙第三次大捷，我的家属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从四川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辰溪来到部队。副官处吴主任见我家属至此，无栖身之处，要特务排让出房子。我得知此事后对副官主任说：“当兵的人住的地方，怎么能让她住呢？”副官主任再三坚持，我仍执意不肯，并在老百姓那里找了一间草房让老婆安身。一回到“家”里，老婆责怪我说：“你也做得出来，房子这么漏，一下雨，我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这说明我对得起我的士兵嘛！”
这件事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也正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使我在士兵中的威信特别高。
1942年冬，陈诚叫刘云瀚打电话问我：“你愿不愿意到国防研究院去学习？”此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我又惊又喜。心想，到国防研究院，一定可学到不少东西，机会难得，即对刘云瀚说：“我愿意去，请你报告长官。”
1943年初，我便到了国防研究院。在我离开暂五师时，有一件事给全体官兵们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我临走时没有多要一个钱。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但在国民党部队中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官兵们见我来去一身清，无不为之感动。其实，要想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真正当一个好官很容易，那就是真正不要贪财。今天解放军不贪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那种环境之下，不要钱就真不容易啊！
以上所写我在暂编五师的经历虽全属事实，但写*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求学术，忘我地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整顿成为劲旅。如果再加上“出阵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当日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在持久战斗中的相持阶段，是可以多消灭敌人而促使反攻阶段早日到来的。反攻阶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湾国民党骂我是“共谍”的回答。说实在的，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在进国防研究院之前，是舍生忘死为国——也就是为国民党卖命的。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湾当局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恐怕也不会那么心死，无所作为吧？另外，我亲身经历两种军队，认识到今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