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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讳言，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和平世界里，写作什么样题材的作品，早已经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了。著作家们的创作动力则更多出于自己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所以滥情 、空虚、无聊、媚俗的作品充斥了世界各个角落。就我们中国内地的情况而言，许多年以来，我们不仅已经见不到抑或很少见到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伟大作品了，而且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明传统也被我们抛弃到九霄云外。特别是在日益商业化社会的背景之下，有些作家为达到畅销目的，竟然不惜以展示自己那点个人隐私为卖点；更有甚者，有的干脆喊出了“下半身写作”的口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丧失了人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文学艺术和文化将会堕落到怎样的地步！
幸好，我们过去曾经有过遇罗克，有过顾准；今天我们又拥有了张纯如。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有机会对残酷的历史真相了解得更清楚、更彻底；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缺陷和罪恶有深刻的反省；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知道更加珍惜今天自由幸福的生活；也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相信作家之于我们之于社会之于世界的真正价值。
（2004年11月20日）
读书也是一种旅行（1）
在如今许多所谓“先锋作家”和“高尚”读者的眼中，余秋雨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十分赞许的名字，尽管余氏的作品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几乎家喻户晓。前几年，甚至于有个别青年学者不惜以揭发余秋雨的“历史问题”，来发泄自己对余作品流行的不平。其实，“文人相轻”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度里，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正可谓“国粹”是也。且不说，大清王朝的“文字狱”实质便是一些读书人为了向皇帝邀赏而不择手段陷害另一些读书人的结果；就是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反右”和“*”，不是同样盛行写文章打倒别人吗？当然，如今我们已经步入了法治社会，公民的名誉权、人身权、财产权都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是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一些劣根性，却并没有被我们今天的一些读书人所抛弃，可能在某些人身上还大有发扬光大之势呢。所以余秋雨先生和他的书不被一些主流作家和学者所看重，我并不奇怪。
余秋雨先生最早流行的著作便是他在1992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文化苦旅》，距今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了。虽然这十余年间，余先生又先后了出版一部又一部“文化散文”，并且每部都十分畅销，且“余秋雨”三个字也几乎在出版界、文化界成为“畅销作品”的代名词了。随着余先生的声誉日隆，其受到的攻击与诋毁，似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事实上，所有的攻击与诋毁并没有影响到余先生的声名远播，以及广大读者对余先生及其作品的喜爱——当然也包括我这个专业读书人。我对余先生作品发生兴趣，便是从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著作——《文化苦旅》开始的。
在阅读《文化苦旅》之前，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散文作品，要么是杨朔式的“政治抒情”与无病呻吟；要么是秦牧式的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檄文”；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以后，即使是那些被某些当代中国作家们誉为“美文”的散文作品，也无外乎是一些“咏物抒情”的小品文而已，不仅没有真正的现代精神，就是连唐宋八大家的古典精神也不具备。因此，在我第一次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之后，才真正领略到中国现代散文的风采，领略到“文化散文”的价值。我知道，我如此的看*得罪我许多的同行和同类，但是没有办法。如果有人非要说喜欢余氏作品的人是俗人没有文化的话，我宁愿承担这样的“好名声”。
在我看来，《文化苦旅》的最大价值是让中国文化走入民间。余先生是教授是大知识分子，然而许多喜欢《文化苦旅》的读者却是称不上知识分子的普通民众。不是有人在前几年编过这样一个段子吗：说公安在某“三陪小姐”的包里不仅搜到了口红、保险套，而且还搜到了《文化苦旅》。很显然编这个段子的人对于余先生的作品抱有些许敌意，但也至少证明了不喜欢余氏作品的人同样承认《文化苦旅》在读者（毕竟“三陪小姐”也是我们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心目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居于文化垄断地位，一般民众由于普遍地缺乏教育，是没有机会接触、了解文化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便是这一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均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文化便不再为知识分子所独占了。但是，无庸讳言，即使是一般民众接受了基础教育，由于社会的分工和教育水平的限制，仍然无法打破对文化的隔阂。所以，知识分子也仍然有机会对于一般民众进行所谓“高尚的教导”；甚至于“不愿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为了使他们的著作更“具有文化层次”，便只写给他们的同类甚至自己，是不屑于让一般读者读懂的；有些尽管也想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但囿于他们天生的知识分子的“高傲”，实际的结果仍然是得不到一般读者的欢迎。当然，我这里也无意否认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大量作品的存在，但是文化一旦成为政治的工具，被民众反感便也是一件极必然的事情。
读书也是一种旅行（2）
《文化苦旅》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沙龙作品，尽管标榜的是“文化”，却实在是一本大众通俗读物。从上世纪90年代起，普通中国人便开始知道了旅行（游）之于人的必要性。恰好，余先生是一个酷爱旅行的人（他曾经自称是旅行者，而不是学者或其他），而且他又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旅行。《文化苦旅》一书中所有文章均与旅行有关，或者称之为一般中国人所熟悉的“游记”也十分恰当。可余先生的“游记”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余先生是游中有思考，尽管我相信一般旅行者也会有思考，但却没有余先生思考得那么多，那么深；又由于余先生本身是个文化人，且是个教授级的文化人，所以他的游记中又浸透着文化的意味，这也是我们一般旅行者的游记所不具备的。在余先生的眼中，在余先生的笔下，三峡也好，敦煌也好，庐山也好，庙宇也好，既是我们所熟悉的，又是我们所陌生的；既是我们思考过的，又是我们所思不得其解的。所以，我们想读，喜欢读。当然，余先生的思考并不是那种象牙塔式的学术思考，因为他毕竟做的不是学术论文，而只是散文或者说“文化散文”。这也许正是让许多学者所诟病的地方，他们总拿他们所谓的“学术标尺”来测量余先生的散文，这不仅可笑而且荒唐。在我看来，许多的所谓被我们学人认为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著作和论文，不过是一些文字垃圾而已，怎么可以和“洛阳纸贵”般的余先生著作相比呢？不错，我们确实曾经有过一些大师的作品同样堪称“文化散文”的精品，如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古访古》、文学家矛盾的《白杨礼赞》；甚至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张中行的《顺生论》都是可以当作优美的散文来阅读的。但是从《文化苦旅》中我们仍然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独有的思想魅力。
另外，《文化苦旅》之所以让我们广大读者痴迷还在于书中所散发出的现代人文精神。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例来有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都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无意否认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意义，但是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导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官本位”和“热衷政治”的弊病。而且这样的传统弊病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我们一些人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其实，现代人文精神，更强调的是人心灵的自由与“漂泊感”——这种“漂泊感”首先是以自由思考、个性解放作前提的。在《文化苦旅》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旧知识分子的愤懑不平与思古之情，而是一个现代的甚至是超越时代的读书人的自由心灵。这颗心灵，既对历史的文化进行反思，更对现代文明加以评述。余先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旅行的，“既然是漂泊旅程，那么，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他还说：“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想一想我们自己所曾经经历过的旅行，是不是也常常有着如余先生的感受，自由、漂泊、年轻，还有幸福。当然余先生没有讲到幸福。我想《文化苦旅》中，那种“苦”的味道，又何尝不是幸福的味道。
继《文化苦旅》之后的余秋雨先生的著作，诸如《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等，我无一没有拜读过，尽管依然十分喜欢，但是却没有读《文化苦旅》的那种兴奋、那种沉静、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了。我很想用这篇短文记录下我当初的那种感觉，就像余秋雨先生记录下他旅行的感觉一样。因为在我看来，读书也是一种旅行，心灵的旅行。
（2003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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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体”与人生哲学
毫无疑问，畅销书的畅销，固然首先与其内容有关，毕竟图书业是一个内容产业，凡内容适应和附和时下大众的精神需求，便有可能造成图书的畅销。但是我以为，另一方面，文笔与叙述风格也是十分必要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作家，可能喜欢的就是他动人心魂的文笔。所以，如果他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受到大众的喜欢，他的作品也没有理由不畅销。
记得上世纪90年代，自己与书圈儿里的几个朋友曾经把当时流行的畅销书，按作家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划分了这样几个类别：其一为“张体”，以张中行老先生的文字为代表，也包括季羡林、金克林、启功等老人的文章。由于这几位皆为当世之鸿儒，学贯中西，所以他们笔下的文章、著作，往往微言大义、虚怀若谷、意境深远、气度非凡，具有为常人所不能及的大师风范。其二，为“余体”，即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文化随笔”派，这类还包括周国平、刘晓枫诸先生的文字。“余体”文章的特点是：以叙述、煽情为名，行道德、伦理之实，如《文化苦旅》，如《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其三，便是尽人皆知的“王体”了，代表人物为“二王”，不过可不是当年杀人越货之东北“二王”，而是王朔、王小波是也。他们作品的路子，总是透着一点“拐弯骂人”的意思，并自称“无知者无畏”，拿传统知识分子开涮。这三类“文体”各有各的追随者和忠实读者，红火了几乎整个上世纪90年代，直至今天依然影响者许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