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涮。这三类“文体”各有各的追随者和忠实读者，红火了几乎整个上世纪90年代，直至今天依然影响者许多人的欣赏口味和阅读习惯。
当然，就我自己而言，“王体”文字我读得最多，“二王”的小说、散文、杂文，我几乎都看过；“余体”文字，我最欣赏，最近我还专门写了篇评述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但是真正让我为之倾倒、为之心驰神往的文章，却是非“张体”莫属。
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林、启功几位老先生都是在耄耋之年，在各自人生的黄昏阶段写作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文章，并构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版界和读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张中行这位老先生，一生历尽坎坷磨难，平生饱学，满腹经纶，终于在80岁以后才得以彻底抒发，创造了中国高龄畅销书作家的纪录。
最早看到张先生的文字是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有关“读书明理”的文章，我也同许多人一样有“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之类的疑惑。不久，看到了先生出版的《负暄闲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著作以后，才知道中国传统所谓的“大儒”、“鸿儒”，原来就是先生这样的人。
启功先生认为张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生哲学家。我以为，启功先生这样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极其正确的。为何？我们有先生的著作——《顺生论》为证。这部《顺生论》，据闻花费了先生近40年的时间，1991年完成，1993年9月出版。如今，先生的这本书，受到的最高评价是，有饱学之士称之为现代《论语》。中国人都知道《论语》的分量——“半部《论语》治天下”；张先生的《顺生论》有没有这样的分量，我不知道。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我知道《顺生论》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也是“张体”文字中的*。
本来，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忽视，甚至是漠视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的都是“国家”、“天下”的命运。可是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国家”、“天下”从来都是“家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哪里会对芸芸众生的个体生命有过尊重？哪里会知道什么“*”这样“异端”的问题。所以，人生哲学，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门完全陌生的课程；中国也从未产生过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有的只是一些如曾国藩之流的韬光养晦之术，根本与人生哲学风马牛不相及。
正像顾准先生上世纪70年代追求真理的声音，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一样；张中行先生的著作，于上世纪90年代改变了世人对于中国没有人生哲学的印象。事实上，任何人文科学的学问，一旦脱离了对人的关怀，对人生的关注，其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先生在书中，积自己平生所学，总结自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刻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人生、社会命运的思考。既有形而上的方面，如天心、社会；也有形而下的方面，如己身。特别让我们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鸿儒，勇于突破思想桎梏，对于自由、平等、民本、限权等人类普世的价值观，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和信心。要知道，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年代里，因言获罪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本书出版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自由、平等等字眼也是让不少人反感的。当然，今天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生呼吁、倡导过的人生理念，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近，尽管走近的步伐依然很慢，但毕竟在走着。
近年来，张先生由于年迈、身体的原因，已经很少有新的文字问世了。其实先生早就可以颐养天年、安享人生的幸福了，因为在10年前他就已经把他成熟、完整的人生哲学留给我们了，当然还有他代表的“张体”文章。
（2003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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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1）
我国当代著名出版家，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后又成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先生，一直宣称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他曾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含义太复杂，我也没有能力担负知识分子的使命。只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做一个知道分子还差不多。”
最近我读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以下简称为《知道》）一书，感触颇多。在书中，沈公从自己“从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孩童时期谈起，一直到“当了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这段精彩人生轨迹娓娓道来，既道出了他为躲避生活的风浪，施展小聪明而做的一些“坏事”；也道出了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做的许多大事。他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十年，“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读书界和出版界皆奉他为《读书》的灵魂人物。现在，这位“知道分子”很可能是出版界唯一被人一致尊称为“公”的在世之士。沈公一向谦虚，面对辉煌，他总是以一句“我其实没什么大本事，只是靠点小聪明”轻轻带过。读了沈公所述过往人生历史，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沈公所说的“小聪明”；同时我们也可以细细地体味到他其实是一位极其懂得为人处世之“道”，颇有人生“大智慧”的知“道”高人。
在《知道》一书中，沈公将自己施展小聪明而做得不少“坏事”，几乎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全盘托出：
沈公的小聪明是有家庭渊源的。1931年，沈公出生于宁波一个商人家庭。由于父亲好吃懒做、沉迷于抽大烟，于是家道迅速败落。三岁时，父亲去世，沈公和祖母、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祖母和母亲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沈公就冒充是一位在上海工部局（指外国人管理租界的机构）工作的亲戚的孩子，从而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沈公读书时的名字也改为“王昌文”。看来，沈公日后的小聪明是有遗传基因的，或许是他那时从祖母和母亲那里学来的。
13岁时，沈公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首饰店）里的学徒生涯。他的确有点小聪明。老板喜欢打灯谜，经常打不出来，他就给他打出来，很讨老板喜欢。老板把他当子侄辈对待，以至于后来想把女儿嫁给他。沈公的小聪明还表现在做生意上。那时候抗战刚胜利，首饰店所处之地是上海低级妓院聚集区，时常有烟花女子拉着美国大兵到银楼来买首饰。别的伙计一见到美国大兵就害怕，而沈公不但不害怕，他还用美国总统的名字招呼每一位客人“Hi，（嗨，杜鲁门先生）”；或者“Hi，（嗨，罗斯福先生）”，对方一高兴买卖就成交了。所以他总是店里销售业绩最好的伙计。说洋泾浜英语，做伺候人的工作，住在“藏污纳垢”的地方，但这位贫寒的“小聪明”很勤奋好学。做工之余，他上过夜校、公园的免费“学校”，最后用给工厂造假账挣来的学费，在被他称为“野鸡大学”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一年级肄业。
1951年，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沈公伪造了一份介绍信和一个证件去报名。他通过一个开文具店的同学，帮他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写上“介绍本报工作人员沈昌文前去应考”。其实所谓《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儿奏了效，最后他竟然被录取了。几个月后，他从上海被派到北京工作。 。 想看书来
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2）
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沈公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过去的历史全部交代了，包括造假账的事情。不久人事部门找他谈话，认为他“不适合再留在北京”，准备将他辞退回上海。这时候，他的“小聪明”又派上了用场，由于懂得会计、俄语以及出版，他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俄文书《出版物的成本核算》。他翻译的书被出版社的领导看到，认为这个小校对是个人才，于是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他走，还把他调到了身边当秘书。随后沈公平步青云，且获得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
沈公还凭着小聪明，躲过了“*”这场浩劫。开始，沈公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于“逍遥”的，既没有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加保皇派。后来保皇派以“走白专道路”的名义开始整他。他便只能对造反派表示支持。“造反派那时让我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比如要抄某个领导的家，他们就叫我去，把他们抄来的书拿来让我作鉴定，看看是不是罪证。我不动手，不抄人家的东西，但是必须讲一点两面派的话。要说这本书不好，那本书也不好，不过也没有坏到哪里去，等等。我本来是可以逍遥的，可是事实上没有逍遥起来。我对自己当时的处境非常愤怒，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保全了自己，躲过了那场夺走许多人性命的政治灾难。
当然，也是凭借小聪明，沈公为三联书店干的好事也是有口皆碑。1986年，沈公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只得到30万块钱的经费。经过几年的经营，三联书店有了一些积累。沈公就筹划盖一座新办公楼，但凭当时“三联”的经济实力，怎么能盖得起呢？他就通过一位熟人，与邹家华副总理的秘书联系上了，后来就很顺利地拿到5000万元盖楼经费。楼盖好了，沈公也退休了，没有在新楼里办过一天公。还是靠小聪明，沈公在主持《读书》期间，“绵里藏针”之类的编辑策略使得这本杂志在赢得读者的同时，又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诸多风波中安然无恙。
在我看来，现实生活中，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确应当学学沈公这样的“小聪明”，它可以帮助人摆脱困境，解燃眉之急。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完全是一种误导，是盲目的执拗，除了以身饲虎，并不能证明你的勇敢，只能说明你的偏激和愚蠢。“机关用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知从何时起，当我们中华民族大智大慧得到更为充分发挥的同时，在一些中国人的头脑里似乎生出了对“小聪明”的难以接受。沈公没有被聪明所误，道理既深又浅，就是他做人做事始终是一个知“道”之人，他施展的所有小聪明都没有掉下“道”的底线。这或许正是沈公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和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沈公为人坦诚豁达、诚恳热忱，从不干整人、害人的事情。即使在“*”期间，他也没有违背自己为人之“道”，没有参与抄家、批斗人的所谓“革命造反”行动，只是做了一些鉴定好书坏书的事情。即便如此，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来常常感到惭愧；沈公待人温和谦逊、说话诙谐幽默，一向有绅士风范，凡女性则必称“小姐”、“女士”，凡男性则必称“先生”。正如出版人黄集伟所言：“沈公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正是由于沈公诚恳和谦逊的为人，使他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朋友。他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