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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春节，一位在北大印刷厂工作的义乌老乡，陪我去见吴晗先生。这时，吴先生住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正忙着做饭，见到我们就笑盈盈地热情招待，谈些家乡义乌的消息，接着就说：“今天年初二，按照乡风，该在我这里吃饭。你们在昆明没有家，就算在这里过年吧。”不容分说，吴先生就自己去做饭，做完后，先拿饭给生病的师母袁震在床上吃，多年来都是这样的。袁震是吴先生清华时的同学，也是历史学家，思想先进，才华出众，曾发表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不少文章。他们常在一起研讨学问，产生了感情。袁先生患有结核病，而且是脊椎结核，长期卧床，吴先生细心周到地照顾她。老实说，吴先生家里的人是反对他们结婚的。吴先生说：“两个人要好，不仅应当在顺利时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情况下要好。”婚后，袁先生仍卧床不起，又没有儿女，吴先生对她感情真挚，照顾备至，始终不渝，联大师生传为美谈。
王煊城 天真犹自笑盈盈（2）
第一次和吴先生见面，他就主动地问我：“家乡沦陷了，读书费用有困难吗？要坚持下去。困难，大家想办法。”接着，他又是笑盈盈地拿给我十元钱，说：“以后你每月到我这里拿十元钱，方便的时候，你老家把钱还给我家乡的老父，这算是‘互汇’，也是‘互惠’吧。”并说：“以后再想办法找点兼差，半工半读，一定要把大学念完。”以后我真的这样做了，也是吴先生推荐的。当时，我心里十分激动，我们素不相识，家庭亦无渊源，我只是一个他的同乡和学生，初次见面，就想得如此周到，真诚关怀，并且，实在是多亏他的帮助，才使我终于读完了四年大学。如今，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吴先生过早地罹难也已经15年了，想起那次与吴先生的会面，那笑盈盈的对青年人的热忱，怎能忘却？我总感到他虽死犹生。
吴晗是十分勤奋的学者，是民族的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书斋投身*革命。在抗战时的昆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闻一多先生经常并肩战斗，进步活动的场所，常看到他俩一起出现，他们大声地发表热情洋溢的精辟的讲演，宣传抗日，要求*，指斥反动逆流，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同学们把闻、吴二先生，一个比作雄狮，一个比作猛虎。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眼睛擦亮了，胆子壮起来了，看清前途，从而有的转向进步，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对闻、吴二先生恨之入骨，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想置于死地。他们还造谣说闻、吴是苏联特务，恶毒地把他们取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诺夫”。他们的处境恶劣极了，学生们担心他们的安全。有一次，我对吴先生说：“要多加小心啊。”吴先生仍是那么笑盈盈地说：“他们的‘穷极无聊’，你知道‘黔驴技穷’的故事吗？”对个人安危，只是一笑置之。
抗战时教授的待遇很低，吴先生上要供养老母，爱人长年生病，几个弟妹从家乡出来求学，也要供给费用。吴先生自己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穿的经常是蓝衫一袭，破鞋一双，吸着昆明地摊上买的手工土制香烟，有时还不得不卖去一部分他十分喜爱的书籍。但是，他不管自己如何困难，总是先想到别人，又能洁身自爱，以模范行动感染学生。有两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我和他妹妹吴浦月、妹夫宋汝纪在宣威一起工作的时候，春节我回到昆明，送给他两个火腿罐头、几包香烟。临行时他交给我一个任务，把一百本《*周刊》带到宣威销售。他送我到门口，忽然说一句：“这一百本，卖、送都由你，钱不用寄回了，你才工作，来一趟不容易，补充一点路费吧。”吴先生啊，你对青年人真是体贴入微。另一件是，有一次，大概是1944年吧，我在翠湖边遇见他，他手拿一捆线装书，往市区走，我知道吴先生又要上旧书店“割爱”了，就说“太可惜了”。吴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线大溃退，千家驹先生围困在广西，经济十分困难，大家在凑钱接济他。书嘛，以后好再买的。”我又看见他眼镜后眯着的眼睛，仍是那么笑盈盈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和千先生的关系，他们是金华中学的同学，又是*革命的战友。我只是在心里想起古人说的一句“助人为乐”的老话，感到自己应该学习吴先生的“先人后己”的美德。
往事如烟，有许多是记不清了。但是，在和吴先生有较多接触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吴先生在当时虽然已经是名教授、名学者，可谓是名人了，却从不摆架子，而且在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中，从“心底无私”中流露出可贵的纯朴天真，还带着浓厚的义乌一带农村的泥土气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战士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而且，按照俗话说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了，但是有些义乌老乡去北京看到他，依然是天真朴素，笑盈盈的。他正直、善良，又加上天真，想不到竟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如今陷害吴先生的人已受到应有的惩罚。千秋功罪终究分明。“天真犹自笑盈盈”的吴晗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站在他的学生面前继续教育学生为四化献身。
（原载《故乡的怀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侯大乾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1）
——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
一个人当他还健在的时候，同他接触、交往的一些印象，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冷漠与朦胧；但一旦当他不幸逝世，特别是蒙冤负辱离开人间，那已朦胧的印象，就会在怀念和激愤的泪水中得到“显影”。于是，他过去的一切就又清晰地、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久久不能消失。
此刻吴晗同志那朴实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同他那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情操，交织在一起，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怀念。
一
我第一次见到吴晗同志是在1941年。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优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地解决中国问题，以扩大它对国际的冒险。因此，它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诱降和威逼的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接着就用军事压迫，国民党由于坚持*反人民，经不起日军的扫荡，相继丢失了大片大好河山。四大家族那种黑暗统治和危机，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考进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国通史的课堂上，我见到了吴晗同志。他个子不太高，身体很强健，穿一件灰色的大褂，戴一顶破旧的礼帽，脚上是一双旧皮鞋。这朴素简单的外表，使我颇有点不相信他就是颇有名望的吴晗教授。但是，一讲起课来，他就判若两人，完全是一副学者和战士的风度。他与他的博学多闻，多才善诱，像春风化雨，充分满足了我们每个同学对知识的渴求。他又以古为今用的讲授方式，用事实用隐喻，讲述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质，像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我们同学要求进步、要求*的思想窗口。
当时的昆明是抗日的大后方，由于地方统治者与蒋介石集团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运动得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吴晗同志又目击了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人民受苦的境况，这些都使他感触很深。于是，在讲通史时，就不单单是讲历史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着重地讲了历史上的兴亡规律，并以此来影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能持久。他讲道：一个朝代的政策、措施，如果较开明，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朝代就兴；反之，皇道昏庸，任人唯亲，政治上不开明，则前途一定没有好结果。他大胆地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压制*、鱼肉人民，是在走衰落灭亡的道路。在当时国民党特务如蝗似蚁的昆明，吴晗同志敢于直言不讳地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显而易见，没有强烈的爱憎、无畏的胆识是根本做不到的。
在旧社会的大学里，一般教师都是教书，只管教书，不管教人；课上讲完，下课就走，什么都不管。而吴晗同志不是这样，他是又教书又教人；不仅在课堂上，而且在课后，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热情辅导，并且经常帮助大家进行时事分析。同学们都把这位性格奔放、平易近人的中年教授视为自己的兄长，非常乐意和他接近。记得那时他的家里经常成了辅导的课堂、时事讨论的场所。
二
时局发展得很快，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总算是以我们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了。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倒行逆施，继续*反人民，因此，内战的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应运而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些同学办了一个周刊，在昆明发行，宗旨是要*，要和平，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当时类似这样的周刊，在昆明有好几家，吴晗同志对于这些周刊有些是进行了指导的）。由于吴晗同志工作很忙，加之刊物较多，他没有直接为我们刊物写稿，但他经常介绍一些知名的*人士，倾向进步的青年以及地下党同志，作为撰稿人，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侯大乾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2）
那时国民党统治的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我们的周刊也没能逃脱这可怖的阴影，很快就发生了经费的危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吴晗同志获悉后十分着急，他一面劝说一些撰稿人不要稿费，一面提议合并刊物，以便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傍晚，在一所私立中学里（因其校长也是刊物主办人之一），吴晗同志主持了我们与另一个进步刊物的合并仪式。狭小的屋子里，烟雾缕缕，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有时将眼镜拿下来，用手绢擦擦眼，心情看来不大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他激动地说：“出版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老百姓没衣穿没饭吃，没有出版自由也没有出版的费用，岂有此理！愈是这样，我们愈应将刊物办下去！”过了片刻，他点着了一支烟，长吁了一口气：“眼下我手头不富裕，虽然我是教授，但物价飞涨，节余甚少，而且还要接济别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将刊物合并起来，把人力物力集中一下，让刊物继续办下去。”紧接着，慷慨激昂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要打内战，要我们刊物揭露这一阴谋，宣传和平、*。
正因吴晗同志关键时刻的帮助，使我们这个合并后的刊物能在内战的激浪中站住了，一期接一期，宛如一支接一支小小的投枪、匕首，投向了内战祸首的胸膛。
三
吴晗同志坚持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刚直不阿精神，使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深为敬佩。给我印象最深的许多事情当中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组织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