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粉，退还配购证的公开声明，就是吴晗老师参加起草的。
在北平，吴晗负责编辑*同盟的《*周刊》北平版，后改称《*周刊》华北版、《*半月刊》等。他在上面发表了《论军队国家化》文章，提出“不许以军队国家化之名行党化、私人化之实”，同时不指名地但却是明显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发表了题为《人民怎样渡过这内战的难关？》的笔谈，指出和平与独立*是不可分的，反对那种不与爱国*运动相结合的所谓“和平运动”。
他和民盟北平市的同志（其中有些是地下党员）还秘密编辑和出版了一种不定期的地下刊物《自由文丛》。1947年他在《清华周刊》上撰文纪念“五四”，号召同学们“继承五四精神”，“把五四运动发展为新五四运动”，并且预示了“新中国在不远的前面”！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中国*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吴晗同志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不畏强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反动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拒不接受解散命令，并领导北平市民盟组织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1月，张申府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和所属一切地方组织，并且要求民盟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和所有盟员一律停止活动。吴晗同志和北平市临工会的同志们一起，立即发表了驳斥张申府的错误行动的声明，并且号召民盟同志积极开展民盟的活动，继续不屈不挠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斗争，同时还要求民盟总部开除张申府的盟籍。1948年以沈钧儒、章伯钧为首的民盟部分中央委员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积极恢复了民盟的活动。吴晗老师和北平市的民盟同志热烈拥护。
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时，北京大学教授周炳琳起草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宣言，在得到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的48位教授签名后，发表在《观察》杂志第3卷第11期（1947年11月8日）上。在这个宣言上各位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的签名，大都是吴晗教授等登门拜访取得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10）
从清华园到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吴晗老师住在今天清华大学旧西院12号。这个古老的院子是当时*青年和进步教授经常出入的场所，多次*运动的宣言和通电就是在这里起草的。那里还隐藏过军调处执行部结束我方办事处撤退时，徐冰送给民盟北平市支部的一台美国军用收音机，那时就是用它来收抄解放区电台的电讯，并且很快刻印出来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鼓舞人民反蒋斗争的意志。这台收音机后来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那时的北平，随着反人民的内战的展开，通货膨胀的加剧和物价的加速上涨，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也越来越低，一般教职工被迫在饥饿线上挣扎，大学教授也有不少过着贫困的生活。吴晗老师就曾到东单一带旧货地摊上买旧衣裤穿。1946年秋，他还特地向我们介绍过买旧裤子的经验，他说：“一定要将裤裆对着亮光照一照，看它磨损的程度，否则就会上当！”
北平解放前几个月，吴晗老师就准备响应党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到解放区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8月以来的紧张的政治空气，特别是8月19日公布的黑名单和大逮捕，使他下决心离开清华园去解放区。吴晗老师在8月12日朱自清教授逝世以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抄录了谭嗣同的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欲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要献身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坚强决心。8月15日清晨，我去看望他，在清华旧西院西北边的树林中和他谈话，我们都坚信黑夜不会很久，黎明即将来临，要不了多久北平就会解放，他就会回来的。在树林边，我给他拍了一张半身照片留念，这就是《吴晗画传》封面上的那张照片。不久后，吴晗老师于9月6日乘飞机到达上海，本来准备次日就乘飞机到香港去和在香港的同志们一起进入解放区的，不料看到当天的报纸上登载的消息说去香港的飞机票一律要凭照片买，上了黑名单的他只好不走香港了。在上海，吴晗老师不好露面，隐姓埋名地在余庆路182号《中国建设》发行人王艮仲的宅中蛰居了一个多月，他抓紧时间阅读明史资料，为进一步修改《朱元璋传》做准备；其间，曾去淮海路（现名）虹桥疗养院里探望被幽禁的*同盟中央的两位负责同志；又曾由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黄裳等同志陪同去苏州玩了两天。回上海后不久，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来信说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他就坐飞机回到北平，当天就转车到天津，过了两天党派来的交通员来了，他和袁震夫人化了装，由交通员陪同顺利地进入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地区。11月，吴晗老师来到党中央所在地的平山西柏坡，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
在*革命时代，吴晗不仅是一个有造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坚强的*战士。
北平解放以后
1949年1月31日北平城解放了，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吴晗老师身穿佩有北平军管会标志的灰军装和灰棉大衣，随同钱俊瑞同志到北京大学*广场参加对北大的接管仪式；不久又参加了接管清华大学的工作，回到清华旧西院居住了一段时期。1949年10日初，他和陈毅、张奚若、李秀真、张茜等同志在清华大学操场参加了清华大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陈毅、张奚若、李秀真等政协代表讲了话（陈毅同志早在1926年3月1日就同李大钊同志一起到清华大学讲演过，宣传过共产主义）。他和张奚若、叶企荪、周培源、潘光旦教授陪同陈毅、张茜等同志参观了清华校园和图书馆，在图书馆大门口由张茜同志给他们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11）
1949年5月15日，中国*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在沙滩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举行。在这次盟员大会上，我们正式投票选举吴晗老师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的主任委员。等待开票时，我和他在解放后第一次个别谈话，并把去年在清华园拍的那张照片交给他，他很高兴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以挂着“中国*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员大会”大字横幅和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三位民盟烈士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为背景，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全国解放后，吴晗老师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多种职务。从1949年11月起，他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分工主管文教工作和民政工作。他对提高首都中小学教育质量、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保护和整理首都文物古迹、建议发掘定陵和建立定陵博物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认真负责，许多工作往往亲自动手，例如颐和园内几个殿堂的解说词就是他执笔写的。就是在建设首都街头公共厕所这样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广大市民生活的关怀。记得50年代末，吴晗副市长在西郊中关村公共汽车站附近发现没有公共厕所，而邻近的农家的厕所却又一个个都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他就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的需要，从而在全市各街道和较大的公共汽车站附近都增建起公共厕所。这件事在他的生平事业中可说是排不上号的一件小事，却使首都人民至今身受其惠。
吴晗老师早在1943年参加中国*政团同盟以后，就有在将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终于在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位资产阶级学者、革命*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当时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党员身份并没有公开，但是我们在北京市委大楼里开会时曾经见到他。
1956年，吴晗老师克服了身体上的困难，积极参加了赴西藏的慰问团，在拉萨，因有高山反应，曾靠吸氧气过日子。回京后却兴奋地向我们谈论西藏的丰富宝藏，极端残酷腐朽的农奴制，以及*改革后的新貌。不曾想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就只曾在街头墙报上看到他“坐喷气式”的照片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吴晗老师除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外，身兼的职务很多，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等。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从不放弃学术研究工作，而且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史学界的学术活动。他写过不少论文和杂文，还不断修改《朱元璋传》，书中对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皇帝的*统治，宦官的擅权，东西厂特务的横行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加以抨击。他对朱元璋的功绩基本上作了肯定，但对其晚年大杀功臣也作了如实的记述和批评。他写道：在朱元璋的衰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杀得无人敢出一口气了”。他由于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提高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在解放前挺身而出愤怒声讨蒋介石政府的封建的、法西斯统治，在解放后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深得广大群众喜爱的著作，这绝不是偶然的。
烈士丹心
吴晗老师是不甘心于庸碌无为地平平安安“死在床上”的。他在读史之余，早在1933年就表示要壮烈牺牲的愿望。那年2月20日，他在读完《碧血录》一书后的底页上写道：“读完此节，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1948年夏又抄录谭嗣同烈士的《狱中题壁》诗，寄赠友人，以表示准备去解放区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一片丹心。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把《海瑞罢官》这个正确的作品，诬蔑为“一株大毒草”；把一位积极反蒋并从革命*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竟诬陷为“*老手”；一个历史清白从未被捕过的历史教授，竟然被蛮横地定为“叛徒”；解放战争中的坚强*战士的一些历史功绩，竟被诬蔑为“特务活动”。真是敌我颠倒，是非混淆，令人发指！吴晗老师没有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无声手枪之下，却死于用“最最革命”的词句装扮起来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酷刑审讯和逼供之下。在他大口吐血的时候，周总理曾经指示抢救，可是“四人帮”及其“顾问”却以加紧*来对抗周总理对他的关怀。这不仅是老师一人一家的浩劫，而且也是从反面给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其深刻的教训。
党和人民将永远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