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知己。吴晗是个爱闹的人，对朋友都是嬉笑顽皮。我比他大好几年，他对我，犹如他的弟弟吴春曦的对他，彼此相敬如宾，终生不渝。
1934年我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家属来北平，全家五口，每月工资60元。那时北平小学很少，离家几里路才有一所小学，学校中午又不开饭。大儿子7岁上学，一天要来回四次，每月包一架人力车，要15元，占了工资四分之一。最小一个女儿有病，医生疑是肺病，成年服药，一月要上医院几次。生活很困难，只有卖稿补助生活。但我是个书呆子，埋首伏案，报刊编辑一个都不认识。我一写成文章，吴晗就给我跑，亲自送去，有时还帮我预支稿费。我写成《洪大全考》，这篇长文，估计可得一百多元，那就是我两个月的工资了，那是多大的希望。吴晗赶快给我送到某学刊去。那学刊的主编怕发表此文会得罪别人，把稿退回。吴晗跟那主编闹了一场，又立即送到另一个学刊去，终于刊了出来。
吴晗不但帮我卖稿，他还帮我找研究资料。其中最重要一种，是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书库里给我找到了一部太平天国史重要资料《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十二卷。这部资料，就是今天刊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内的《向荣奏稿》。《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作者郭廷以在清华大学撰著此书多年还没有找到，因为当时未登目录，只有到书库去翻查才能发现。他直到我在报刊上发表《向荣奏疏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一文才知有此书。
那时我对我在北大的待遇并不介意，可是朋友们却大为不平。因为他们都比我年纪小得多，又没有家眷，年年加薪晋级，工资都比我高，有高过差不多四倍的。而我工作也还算不错，不但把北大考古室尘封已满的艺风堂金石拓本作了初步的整理，并且在《国学季刊》上发表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讹误举例》，又取得金石学者的重视，所以都要我离开北大。于是吴晗就给我在清华大学找了一个职位，北大不放。朋友们大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负责人，吴晗不出声，他又和另一个朋友给我在南开大学另谋了一个职位，北大仍不放。朋友们把那个负责人更加痛骂，吴晗还是不出声，他再和另一个朋友给我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又谋了一个职位，这才迫使北大把我从助理升为助教，工资加了20元。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我是个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患者，吴晗怕我神经受不住。那时要离开北平极困难，他设法把我和大儿子先送到天津去。他叫吴春曦来照料我家。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设法由他兄弟俩带我家人离开北平到天津来。 。。
罗尔纲 怀吴晗（2）
1964年7月，我因为参加当时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受到大批判。批判开始后，亲朋绝迹，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老朋友，到京来我住的宿舍探朋友，还三过其门而不入。可是，吴晗在我被批判最高潮的时候，竟同袁震一起到我家来帮助我。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文章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要我好好地写检讨。吴晗就是在这种时刻，还是不顾一切来帮助我。追怀往事，友谊如山重，似海深。
三
前几年，我读过许多追悼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我完全同意。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画得全面些。肝胆照人，才华焕发，豪放不羁是一种类型的人，忠厚诚笃，又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两种类型的人物历史上都有，而以一人之身兼有这两种类型，在历史人物上却是少见。
吴晗待人忠厚诚笃，最典型的一件事是他对待被未婚妻解除婚约一事。他由父母给他订了婚。后来他在金华中学读书，他的天性本来就是豪放不羁的，少年时更是一匹野马，做了一些越轨的行为，学校要开除他。那女子感到跟这样的人结婚，终身何托，把婚约解除了。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反对封建婚姻，争取恋爱自由，风靡一时的时期。千千万万的男子把未婚妻或已婚妻抛弃，使无数妇女陷入苦海，但我却不曾听说过有男子被未婚妻解除婚约的事。这在那时说来，是吴晗一件大耻辱。汉代朱买臣贫穷，被妻抛弃，后来一朝得志，做了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在那个女人面前扬眉吐气，使她羞惭自杀的故事，吴晗是熟悉的。可是，吴晗对那女子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反之，他认为是他少年时行为不对，才使那女子退婚，不是那女子对不住他，而是他对不住那女子。别人对不住他，他却深深地原谅别人，后来还帮助那人，吴晗这类事件还有。试问像吴晗这样对人忠厚诚笃，古今有几人？
吴晗对袁震的爱情知道的人更多了。吴晗认识袁震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知道袁震得的是骨结核病，在那时候是没有药可治的。出医院后，一直睡在床上，不能起立。吴晗与袁震恋爱，他的母亲和弟弟吴春曦极力反对，他的几个好朋友也不赞成。1936年春，吴晗生肺病住在疗养院。他母亲从浙江义乌来看他，要阻止他和袁震的恋爱。他不肯从命。到他母亲要回家时，春曦和我商量，由我向他再作最后一次劝告。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睁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我以前，以为吴晗恋袁震，抗拒母命，只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此时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袁震有重病离不得，所以才不顾母命，这完全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上作出坚决不移的决定，完全是他做人忠厚诚笃的行为。吴晗，吴晗，你在恋爱问题上，真是超凡入圣，我们不了解你，实在是惭愧无地了。
吴晗发表的道德继承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以及他写的检讨，那时我在南京工作，都不知道。从我对他的认识看来，他绝不是个维护封建道德的人，可举他两件大事为证。第一件，就是上面说的抗拒母命与袁震恋爱的事。在封建道德里，不从父母之命为不孝，不孝就要给人唾骂。吴晗敢于反抗母命，就是反封建道德。另一件大事，是他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绝，划清界线。1952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袁震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受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曾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吴晗就是在这时候跟胡适划清界线的。在封建道德里，是把天、地、君、亲、师并列的。吴晗并不讳言胡适是他的恩师，但是，到了认为胡适无可挽救的时候，就站在人民的立场，跟他断绝关系，划清界线了。又可知他断不是封建道德的拥护者。在封建道德上，他对母亲和老师尚且如此，其他可知。有人举出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时，吴晗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是他没有跟胡适划清界线的证据。其实吴晗在全国解放前三年已经跟胡适划清界线了。他这个*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又努力改造思想，虽在家庭燕居之间，不忘改造。他的为人，已见于行事，为众所共知，又何必再用文字作自我表白呢。我认为这也正是吴晗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罗尔纲 怀吴晗（3）
四
吴晗的明史研究，世有定评。他在这方面研究开拓之功，将来还要记录在中国史学史上。他研究明史的时间，起于1931年冬，到1937年夏止共五年，其中有两年半是学生时期，需要学习各种课程，他又是工读生，要给学校做工作。毕业后三年，他留校做教员，要预备功课教书。他于1936年生肺病，医病时不算，只住疗养院就住了半年。计算起来，他研究明史实在还不到三年，若非天资卓绝、精力过人，曷能臻此。吴晗是史学界的一代人才，他如不死，得专研明史，其成就断不在陈寿、范晔之下。吴晗之死，岂仅仅吴晗个人的不幸而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我们从天津南归，在徐州分路，他取道越南去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我到长沙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来住。那时吴晗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出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1940年秋，社会研究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从此与吴晗一别11年，直到1951年夏他到南京来才得相见。我问他能不能摆脱行政工作，再做明史研究。他说：“不能。组织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他绝不考虑自己的愿望，只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吴晗虽然是担负行政工作和民盟工作，但在史学上他也发挥了大作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是他领导的，他对我说这件工作，是毛主席亲自叫他做的。毕沅《续资治通鉴》也是他请专家标点的。年轻一代得以读到这两部中国通史的标点本，应毋忘吴晗的功劳。他又秉承毛主席的指示，领导重编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艰巨工作，现在大家见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吴晗奠下的基础。吴晗是北京史学会的领导，对北京史学的推进做过不少工作。吴晗在他年轻组织史学研究会时，就定有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计划，并列有目录，只因那时人才少，没有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才辈出，吴晗得实现他当年的计划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64年5月，我从南京调回北京。他十分欢喜，同我说周总理和他谈清史，我回来得正好，叫我计划一下。我从他的话里，知他渴望专做撰著历史的时候将要到来了，替他欢喜。怎知一旦平地风波，竟尔凋落了！
（原载《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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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溥之 万金难买生死情（1）
——记吴晗、袁震夫妇的爱情生活
吴晗同志的道德、文章，世人广为传颂，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他一生挥毫不辍，发表了大量文章，却很少提到个人生活。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吴晗、袁震夫妇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崇高爱情，为年青一代树立了优秀榜样，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钦敬不已。
我二妹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是担任当地国货维持会会长父亲的好帮手。她和一大批青年学生，热情宣传爱国道理，大力抵制日货。1921年她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即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