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沓来的骚扰，令陈独秀难以招架。他已年过花甲，他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这个广场上的领导者、这个法庭上的雄辩手，这个老虎桥的潇洒汉，已经明显衰老了，病弱了。
然而，这孤独、执拗的老人，仍然固执地住在县城之郊，苦苦挣扎。他的居处是两间破房。在这里，除医生十天半月来一次外，几乎门可罗雀。有次朋友朱蕴山到来时，恰好陈胃病发作，痛得冷汗淋漓，在床上打滚。朱环顾四周，一床一桌，几架书，别无其他。刺骨的寒风从破旧的窗户中窜入，冷得人直打颤。
那年入冬以来，他的病情愈加严重，除了胃痛常常不能自持外，血压也一直徘徊在二百上下。翌春，病况愈下，江津名医不时前来义诊，惜疗效不佳。这时，有人告诉说一个治疗高血压的土方：蚕豆花泡水喝。陈试服几天后，仍未见多大效果，却也无损害。一次，他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忽觉一阵腹痛，并伴有腹胀与呕吐。医生马上为其切闻司药。医生这才发现尚未用完的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所泡的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原来是这次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想必是因霉变而产生了毒素。
次日一老友来访，陈兴奋不已，又食四季豆烧肉过量，导致呕吐、发烧、晕眩、昏厥症病，一病不起，终日卧床，从此再未起来。他一切都已力不从心，无奈中，意识到自己已到死亡边缘，他强打精神写了一张便条，喘息着让潘兰珍找人寄往江津，想叫儿子陈松年和好友过来，还想请医师过来。众人赶来时，陈独秀的病况正在急剧恶化。潘兰珍决定亲自去重庆延医。然而医生也自知无力回天，只好赠送了几样药品让带回去。
那日，在日趋衰减的气息里，陈独秀接连三次昏迷，每次都被强心剂从死亡的边沿拉扯过来。一周后，陈独秀约人前来，说：“我的钱都存在农工银行，你将存单收下，如果我好了，再交给我，不然，由你去支配。我没有别的东西，几个瓷碗和衣服都给她（指夫人）……”他所说的存款，就是*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预付的稿酬，迄今仍未动分文。
又是一天多水米未进，他感觉到体力的衰竭已明显地造成了思维的枯萎。他艰难地示意潘兰珍再靠近些，然后用极其微弱的语气说：“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已没了先时的效验。他周身能动的，只有微微的气息和凌乱的心跳。当老友包惠僧从重庆气喘吁吁地赶来时，他已失去知觉。潘兰珍一只手托着他的头，一只手拉着他的手，轻轻地而又不乏激动地说：“老先生，侬醒醒，包先生来看侬了！”她轻轻地拨开了老先生的眼皮，只见那眼珠滚动了一下，几颗眼泪滚落下来。
眼皮又重重合上，他释然地睡去。在浓重的夜色里，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再没有醒来。
七
抗战胜利后，他的灵柩始归故里。自此，独秀峰的丛林之中，荒草之侧，添了一座不起眼的坟茔。
风雨几十年后，坟已破旧不堪了，蒿草弥漫。几经努力，旧坟新修。修好了，墓碑却不知如何落笔。最后，上面只留下五个字：“陈独秀之墓”。
晚风中，这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湮没在荒郊野外，湮没在深山老林之中。多少年了，当年新修的墓，也有些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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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1）
一
是在重庆吧，客人告别时主人特地请了六位伙计来伺候。伙计们拿了滑竿就眼巴巴地等着客人出来。这时，有一位出来了，是个胖子。伙计们都图轻快，不愿抬此人，就客客气气地谦让着。谦让一番之后，还是有两人不得不上前去把此人抬走。余者等着后来人。后面的人来了，是个更胖的胖子，四人立即心里发怵，于是就推推诿诿不利索。客人这才生气了：“怎么回事？”轿夫不敢吱声，他们不敢说老爷您太“壮”了。他们担心的是滑竿吃不消，便是滑竿吃得消他二位的腰杆子也吃不消。可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无奈，其中两位就上前去了。剩下二位见同伴们为他们消除了“障碍”，心里乐得正欢。这时，第三位客人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一位又高又大而且更胖的大个子耸在眼前。他们差点拿了滑竿就逃跑……
有人遂哈哈大笑，笑声震动山峦。
其实这个官人模样的大胖子，本就被称作“胖猫”或者叫“老虎”，不认识的人都以为他大腹便便所藏皆是民脂民膏，可熟悉他的人，才知道他大肚子里尽是学问和脾气。
严格说来，他不是个官人，而是位读书人，名叫傅斯年。
二
傅斯年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曾是清代开国第一状元，是康熙帝的启蒙老师。而其曾祖则是安徽布政使，是李鸿章、丁宝桢的老师。傅斯年日后的成长，显然不无得益于此家世，但他从来不曾自恃于自己的家世。“英雄不问出处”，傅斯年就是如此。
傅斯年敏而好学，十二岁上遍读十三经，这就初步奠定了其国学基础。后来考入北大预科，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他二十岁升入北大国文系，二十三岁投身文学革命，创办《新潮》杂志，参加五四运动，任总指挥。不久，他考取官费生，游学于英、德等国。在北大时，傅斯年成绩特优，取得几乎所有课程都接近满分的骄人成绩。此外，他在社会活动中也卓富组织能力，处处彰显出异乎寻常的才华。察其言，观其行，俨若翩翩浊世佳公子，一时无有第二人。当时在北大笑傲一时的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等人物，都对傅斯年格外青目。黄侃尤对其宝爱有加，寄望极高，时加奖掖，希望对方成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
黄侃的算盘打得不赖，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上，北大来了个蔡元培，而后又来了个胡适。那年胡适才二十七岁，嘴唇上的胡子刚刚有点样子，他年纪比那些先生们差一大截，倒和学生们差不多，于是他格外谨小慎微，处处伏低伏小，看人眼色。可自从那篇《文学革命论》刊布之后，他竟立刻声名大震，红极一时。傅斯年开始还对胡适不上心，后来开始很留意，再后来终于就跟着上了胡适的道，再不吃黄侃那一套了。黄侃颜面尽失，咬牙切齿，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胡适开始给本科生教课。傅就在胡适的那个班上，听胡适讲课。那时北大藏龙卧虎，学生多非凡类，胡适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加倍刻苦用功，一个劲儿地开夜车。后来他还是很不幸地发现自己的学生中仍有三两位的国学功底似乎比他还要强一些。这些人中，有毛子水，有顾颉刚，当然，头一个就是傅斯年。
此言大概不虚。且说当时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朱蓬仙的，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老先生的门徒，可是讲起《文心雕龙》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舛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然而，须知要举发这些错误，得“拿证据来”（胡博士语），学生的笔记终不足为凭。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三十几条错误。蔡元培是内行，一看自然明白，可是他很难相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因为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众人顿时惊慌，害怕蔡元培真要考大家，又害怕傅斯年一个人担负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校长之前，每人分认几条，预备好了，这才进去。校长大人果然口试起来，分担的人就头头是道。考完之后，校长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学生们退出之后，个个大笑起来，一旁的外系同学罗家伦也跟着哈哈大笑。——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功课果然就得到了调整。
傅斯年：当年“大炮”已无声（2）
正是这过人的才气，滋长了傅斯年特别的豪气和脾气。于是在他所在的那一级（一九一九级）北大国文系，他理所当然地被推为老大。而他的小弟，则有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罗庸、杨亮功、郑天挺、邓中夏、郑奠、张煦……几乎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几个还成了名校之长。那是个盛产传奇的年代。而这些人，则是传奇中的传奇。在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依然像老大哥一般罩着他的这班小兄弟们。
那些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住一屋，大家一起拼命用功。常相往来的罗家伦也和他们一起做事。一不留神，大家就弄起了《新潮》杂志，三下两下的，几个毛头小孩子居然捣鼓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一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刊，便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在此期间，他和罗家伦开始了一生的交往。
那一年上，俞平伯毕业了。时人留洋成风，俞家又很有些银子，俞平伯就也想要留学去。家人总是不让，以为孩子尚未长大（那时他年方二十，个子又小，书生气重），所以终不放心。后来，俞平伯就说：“傅斯年也在那边呢！”这样一来，大人才松了一口气：“有他在，就放心了！”于是遂得放行。俞平伯高高兴兴地就去了英伦。
三
那时候的柏林，因为大学水平高，也因为消费水平低，中国人云集于此，甚至英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前来。比如，朱家骅、陈寅恪、赵元任、毛子水、姚从吾、俞大维、徐志摩、金岳霖、周炳琳、段锡鹏等等。傅斯年和他的密友罗家伦也在其中。真可谓群贤毕至，蔚盛一时。有一次，老校长蔡元培来到了德国，各方人物咸来问候。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同游波茨坦的无愁宫。行经一处房间时，傅斯年沉迷于欣赏伏尔泰的雕像，因此落后了。人们把他找回人群后，蔡元培问罗家伦说傅在看什么呢？罗家伦信口胡诌道：“孟真（傅斯年）对伏尔泰深深鞠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原来是李义山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主无才应怜君’。”傅斯年气得要上前来揍罗家伦，罗家伦笑着躲到了蔡元培边上，蔡元培也不禁失笑，这一笑，傅斯年骨子里的幽默就恢复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饶是如此，留洋的日子还是异常枯燥。学子们每每只好编织各种荤荤素素的“段子”来消磨闲暇时光。傅斯年更多地是潜心苦读，学问大进。这为他日后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回国后的傅斯年，立即不管不顾地大干起来。他先是应朱家骅、戴季陶之邀到了中山大学。广州是革命的大本营，北大是新思潮的发源地，当然就有缘，新派人物常常往那儿跑。在那里，他遇上的鲁迅、顾孟馀、朱家骅、许崇清、何思源、江绍原、陈公博、郁达夫、杨振声、罗常培、顾颉刚、冯友兰等许多人，都是当年北大的人物。那时候的中大啊，差不多就是北大人的天下。
当然，岭南终非久居之地，傅斯年还是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又到了北平，终于在母校扎下了根。那些年，傅斯年一边任史语所所长，一边做北大教授，和蒋梦麟、胡适、周炳琳等人一道，干得风风火火。眼看着就要过气的北大，在他们一拨人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