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政权最大的分野，因为后者统统是共产党的*。
接下来，*联合政府到底要推行哪些具体改革呢？党纲提出了三个目标：一、在安保、外交领域，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军基地，谋求日本的非同盟、中立化；二、在经济领域，扼制大企业的强横，确立捍卫国民生活与权利的游戏规则；三、在宪法、*主义领域，不容宪法“改恶”，使日本成为*主义扎根而没有军国主义担忧的国度。凡此种种，基本上是“两阶段论”中第一阶段的目标，即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革。
而为实现上述目标，又设定了在“21世纪早期，即2050年之前”建立*联合政府的路线图。当然，这个*联合政府应该是在日共主导下的，至少是有日共参加的联合政府自不在话下。进而，在2006年1月召开的“二十四大”上，日共通过决议，认为“自民党政治的危机与僵局，无论外交，还是内政，都已经迎来了最深刻的阶段。日本共产党在上一次大会（指‘二十三大’——笔者注）上决策的*纲和关于日本改革的方针，指明了道路”，对小泉“构造改革”的出路和日本的前途问题，表现出某种意识形态的自负。
而客观上，也正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向的社会改革及其“负面遗产”，为日共带来了新的生机。社会贫困化问题的出现及扩大，不仅改变了日本曾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导致今天每三个人中，便有一名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格差社会”，而且极大改写了世道人心和流行文化。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普罗文学的再度流行，到*《资本论》新译本的热销，日本文化的流行色已然不是曾几何时大企业上班族们笔挺的灰色西装，而是“派遣”、“宅男”、“飞特族”、“食草族”。
正如历史上共产主义信仰和运动的出现、做大总是与饥饿、贫困问题相伴而生一样，正是日本在21世纪初叶的社会转型凸显了日共的发展和壮大，党员人数和《赤旗》发行量的增量数据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但看一个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仅要参考其党员人数、机关报发行量等数据，更主要的，是要看其在国会的影响，说白了，就是选票：日共能否真正成为社会贫困层政治利益的代表，端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会的构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日共：从革命党到生活党（3）
如果从这种视角出发，对日共的政治资源整合能力做一番考察的话，结果相当令人失望：虽然基于种种原因，历史上也曾有过众院当选接近四十席的辉煌，但近二十年来的颓势却十分明显。90年代中期，又短暂呈现过二十余席的“回光返照”，但其背后显然有冷战终结，另一个左翼中坚政党社会党的历史性败北，原来挺社会党的选票流向日共的因素。再加上参院的实绩，日共“退潮说”似不辨自明，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国会取得三位数的席位，重操“保（守）革（新）”政治话语以制衡政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日本政坛大洗牌的情况下，缘何“骨灰级”老党日共偏偏无法“咸鱼翻身”呢？这既与当今国际共运的普遍性颓势有关，也与日共自身的内因有关，而后者无疑是主要的。首先，在日本战后长达六十四年的漫长和平发展过程中，日共总是到了重要的历史拐点，才不得不放弃某些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而缺乏顺应历史潮流，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前瞻性地提出富于建设性和现实可操作性的宏观发展战略的能力，被认为不是一个可“与时共进”的政党；其次，受制于意识形态，日共的政治话语过于晦涩，诸如“科学社会主义”、“*集中制”等表述往往令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市民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国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革新政治，要从革新政治话语开始；第三，日共在战后初期策动了诸多诉诸暴力革命理念的行动，其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弭。尤其是其党内*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包括早期内部派系斗争，动辄诉诸整肃清洗的残酷性，其干部人事制度的“从上至下”及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等等，不能不说与主流政治文化尚有距离。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正面的形象，如对黑金政治的绝缘（日政党中，只有日共始终拒绝接受国会拨款的政党交付金和任何形式的企业献金，其党务活动完全依赖党员的党费及个人捐款和机关刊物的发行收益）等，令国民觉得日共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普通”政党。
对此，日共自身也有所自觉。加上近年来70后、80后等年轻“血液”的加入，其党文化的生态也在悄然发生某些改变，旨在改写日共在国民心目中的固定形象的所谓“形象工程”（Image Change）已成了从党的领导人到机关报的常用语、关键词。
早在近二十年前的“苏东波”时期，日共就已经从党章上删除了“社会主义”、“先锋党”等表述，连“革命”的措辞也绝少使用，而代之以“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等“与时俱进”的委婉表达。特别是2009年8月众院大选之后，鉴于党的退潮倾向日益明朗化的现状，新一代领导人志位和夫提出“在新的情势下，我党的真正价值正在经历考验”，从而打出了“建设性在野党”的口号，以这种开放性的姿态谋求扩大与包括保守层在内的国民各阶层的沟通，以期吸纳、重建自民党政权崩溃后自身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一种从革命的反对党，到参与型的生活党的转型诉求越来越强烈。
而日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脸”，尤其是能否胜任*党及未来的两党时代，社民党也呈小党化后抗衡保守政治的“中道左翼”的角色，取决于这种转型之能否成功的因素甚大。
执政党的钱袋子
政党的活动经费，相当于血液，润枯多寡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及其在政治江湖中的地位。在野党不及执政党，自不在话下；即使同为在野党，差别也极大。譬如，公明党有创价学会的宗教背景，本来财源就堪称丰润，同时对源自国库的政党交付金也来者不拒；与之相比，日共离政权最远，对政党交付金制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始终拒绝申请，党务经费几乎完全依赖党员缴纳的党费和机关刊物《赤旗》的发行收益，其捉襟见肘可想而知。
鉴于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而形成的特殊利权构造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早在1994年，作为政治改革措施的一环，当时的细川护熙内阁便实行了政党交付金制度，目的是借此补偿来自企业、团体的政治献金被限制后政党活动经费的缺口，以鼓励健全、阳光、合法的政党活动，推进政治改革。按法律（《政党助成法》）规定，凡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或拥有1名国会议员，却在最近的一次国政选举中得票率在2％以上的政党，可每年分四次（分别为4、7、10、12月）申请政党交付金。其额度标准通常根据当年1月1日时清点的议员人数，或最近一次国政选举的得票率来确定。但当众院或参院选举时，选举结果当优先反映到交付额中。因此，此番众院大选投票的翌日（8月31日），政党交付额标准便被重新计算。
可以说，政权“变天”的最直接结果，是朝野换位，带来了钱袋子的“倒挂”：据日《每日新闻》测算，在刚结束的大选中斩获众院总席位480席中308席的*党，可望申请到亿日元的政党交付金，比选举前净增亿日元，超过了自民党支付额（2006年度的亿日元），刷新了该制度创设以来的最高纪录。可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个令，是财政预算令。公明党亦可获得亿日元；而在众院拥有9个席位、同样有资格申请支付金的日共，照例质疑该制度的“违宪”性，拒绝“分赃”，未提交申请。
与财大气粗，党内派阀林立，派阀大佬凭借自身实力，通过政、官、财的“铁三角”构造“套现”，然后再向派内成员发放“份子钱”的前执政自民党不同，*党的财政八成以上须依赖政党交付金。被看成“教父”的前党代表、从自民党脱胎出来的实力派领袖小泽一郎一不小心，按过去“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玩了一把，即遭舆论弹劾，秘书被捕，自己也被迫辞职，退居幕后。可见纳税人和舆论对政治献金的监督之“苛刻”。*党上台之前，在财政预算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为有效开展政治活动，对参选的候补议员实行变相的“月俸”制：从2004年起，对有志竞选者以“调查委托费”的名义，每月发放22万日元补贴。支取者原则上需对选举区的状况及自身的活动定期提交报告，但补贴本身也可充当生活费。虽然22万日元，在日本是仅够维持温饱的基本生活费，但对那些既不属于政治“世袭”，也不是企业经营者出身的青年政治精英来说，却不无小补。有人已经到了不得不向父母借钱，甚至靠邻居施舍蔬菜过活的地步。在日本竞选，整日四处奔波，讲演宣传，几个月下来，鞍马劳顿，衣衫破损。据说，有位前财务省官僚出身的青年议员，当选后，才好容易添置了一套西装，算是有了可出席国会的行头。相形之下，那些口衔金匙、继承了老爹的“地盘”（后援组织）和“提包”（资金）的“世袭”议员，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公子、自民党议员小泉进次郎，其竞选资金的来自老爹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东泉会”的资助。
在执政党钱袋子的构成中，企业政治献金绝对是大头，客观上也被视为自民党一党坐庄半个多世纪以来，金权政治的温床。虽然《政治资金归正法》在1975年全面修改，90年代以来又数次改正，对法人政治献金的管理已大大强化，但法律的漏洞依然存在，半年前使小泽一郎被迫辞职的西松建设政治献金案即是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日本大企业实力雄厚，为确保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对财界的政策支持，倾注被称为“利益诱导型”的政治献金，往往不惜血本。据统计，2008年度，日立、东芝等大企业，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营赤字，却并未削减政治献金的规模，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入了自民党的口袋。但物有所值，财界对执政党在经济景气对策上的期待，也基本兑现，诸如高速公路使用费下调、旨在普及节能环保型技术的特惠税制措施，等等。
到目前为止，被称为“经济内阁”的“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还对*党政权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作为其对旗下加盟企业政治献金捐赠指南性质的对相关各党的政策评价即将出台，视*党新政的政策魅力与实绩，未必不会向*倾斜，以期获得更大、更实惠的政策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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