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之，你是越来越成熟了，真为你高兴！”夏衍赞许地说道。
陆久之笑了笑：“端先，你这阵忙什么呢？我听叔厚说，你在搞翻译？”
“是啊，我刚从那边的书局回来。”夏衍从他随身带着的包内取出一厚叠文稿，递给陆久之，苦笑着说，“走了好几家书局，他们都说不出苏俄的东西。”
陆久之拿过来一瞧，封面那页写着“母亲”两个大字，底下是一行小字“苏俄 高尔基著。”
“这是一部革命的著作，在世界上有影响。”夏衍向陆久之解释道，“我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可惜在目前的中国很不受重视。”
“是珍珠，就不会长埋地底下，”陆久之摩挲着书页，眼睛忽然一亮，“要不，端先，你把它先放我这儿，我替你问一下赵世炎同志，让他帮你找找门路，他对苏俄的东西一向是很热心的。”
“不过，世炎同志是很忙的。”夏衍皱了皱眉。
“但是，革命的著作有助于我们对群众的宣传。”陆久之认真地说道，“世炎同志虽然很忙，但我相信他会见缝插针地帮你的。因为这不是帮你一个人，而是帮助我们大家。”
夏衍的眉头舒展开了：“也对。那就拜托你，久之。不过我希望不要因此太干扰或影响世炎同志的工作。”
“放心吧，端先，我对掌握分寸的。”
夏衍离去后，陆久之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夏衍留下的那叠厚厚的文稿，令他愉快地想到赵世炎。想到他，陆久之浑身充满了干劲。
七：世炎其人
赵世炎是四川酉了人，又名施英。1901年生，他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以极大的热情在留法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2年6月，他曾和周恩来一道，创建并领导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他任*旅欧总支部书记兼法国组书记。1923年3月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任*旅莫支部委员。1924年9月回国，任*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时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赵世炎，虽然只比陆久之大一岁，但他在陆久之眼中已是个成熟的革命者，参加和领导过著名的开滦煤矿大*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虽然在党内有着足够的资格，但赵世炎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不但待人亲切随和，而且总是一意为他人着想。每次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工作，开完会之后，他总是笑着对大家说：“让我先离开，把‘尾巴’带走，以免麻烦你们。”他说的“尾巴”是指国民党的特务、暗探。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已趋于紧张，蒋介石虽未公开叛变革命，但暗地里已露端倪。
陆久之非常尊敬赵世炎，他们两个虽是下级和上级的关系，但赵世炎对陆久之向来关爱有加。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共产党中央受了蒋介石的迷惑，把周恩来调离了上海总工会。所以，陆久之和赵世炎的接触相对比较频繁。
那次北伐战争接近上海时，上海工人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公审大会，审判闸北区的流氓头子辛金生。
大会是在宝山路东方图书馆开的，主持大会的便是赵世炎。当他历数辛金生的种种重大罪行，审判他应得的刑罚时，群情激奋。
坐在审判席上担任人民法庭记录员的陆久之，为自己能用笔和纸记录下这历史的瞬间，感到由衷的振奋。而赵世炎那种领导者的风采，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赵世炎不仅是个出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为人热心，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陆久之想，既然《母亲》是一部唤起民众革命激情的进步小说，作者高尔基又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么，曾经留学苏联，对苏联有深厚感情的赵世炎是一定乐意帮忙的。
陆久之找到赵世炎，把夏衍和《母亲》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赵世炎一听是高尔基的作品，果然很感兴趣。
“高尔基是个革命作家，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在苏联引起过强烈轰动。我相信他的《母亲》会同样出色。”百忙之中的赵世炎翻了翻那部厚厚的文稿，“高尔基的作品，在我们中国不应该没有出版之处。只是现在太忙……这样吧，久之，等这一段工作结束后，我去帮忙联系出版。文稿还是先放你这儿。”
陆久之知道赵世炎所说的“忙”绝非推诿之辞。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刚刚胜利，临时市政府刚成立，赵世炎虽不是市政府委员，但有多少事等着他啊……
“那我代端先谢谢你。”陆久之见事情有着落，心中下了块大石。赵世炎是个诚心诚意的人，他答应过的事，是一定会放在心上的。想到将可以完成朋友的嘱托，朋友的才气将被得到社会承认，陆久之心里像喝了蜜似的。
然而，赵世炎终于没能来得及为《母亲》的出版做些什么，因为没过几日，“四一二”的枪声震惊了整个上海滩，震惊了整个中国。
八：汪寿华之死
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3月26日，处理完“南京事件”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默契下杀奔上海。第二天即召集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策划“清党”大计。
蒋介石一边阻碍临时市政府委员的开展工作，一边又指派其党徒吴稚晖、白崇禧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完全篡夺了上海人民的政权。蒋介石还玩弄两面派手法：他一边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等人秘密联络，一边又假惺惺地送一面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给工人纠察队……
蒋介石这一阴险的手法确实蒙住了一部人善良的眼睛。
从4月9日起，上海的天气开始“天阴欲雨”，而蒋介石的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9日，总工会委员长，临时市政府委员汪寿华收到杜月笙的请帖，邀他11日晚去杜公馆赴宴。到了那天，他刚跨进杜宅的大门，即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所挟持，将他打昏后，塞进麻袋，拖到门外的汽车里。汽车急驶到枫林桥。
在汽车上，汪寿华醒后英勇反抗，凶残的敌人猛扼他的咽喉，致使他再次昏死过去。开至枫林桥，流氓们选择一片荒林，匆促挖坑，竟将一息尚存的汪寿华活埋了。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汪寿华成了“四一二”事变中首遭不幸的烈士，牺牲时年仅27岁。卑劣的反动派深知汪寿华是上海数十万工人爱戴的领袖，一直不敢承认这件血案。在4月16日白崇禧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及汪寿华之行踪，白崇禧竟推说“完全不知”。四十年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月笙传》才证实了汪寿华的死。
拔去汪寿华这个“眼中钉“后，蒋介石便放心大胆地行动起来。
12日晨，近千名大小流氓个个臂缠“工”字袖章，手持各种武器，分头冲出租界，杀向工人纠察队，造成内讧的混乱局势。白崇禧等奉蒋介石的指令，以调解为由，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枪械，然后调转枪口，开始大肆屠杀。起初仅是长枪盒子炮声，继以手提机关枪，一时枪声大作，泥瓦纷飞。
陆久之那天清早和往日一样，照常去上班。还未走到湖州会馆，就有子弹向他“飕飕飕”地飞来。他意识到事情不妙，扭头就跑，后面有士兵追着他，向他射击。情急之中，他爬上一堵矮墙，逾墙而去，总算脱了险。他不敢掉以轻心，又赶紧叫了辆车，回到家中。
夫人陈宗蕙见他神色仓惶，气喘不已，不觉惊慌，连问出了何事。
“没什么事，只是外面有点乱。”陆久之不想惊了夫人，他在总工会工作本来就是瞒着夫人的。他一边安慰夫人，一边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可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但庆幸的同时，他惦念起别的同志们，不知他们是否和他一样，安全撤离了吗？
陆久之想着，心情便沉重起来。他隐隐约约感觉：今天的枪声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有着大阴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特殊任务
“四一二”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
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蒋介石在上海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他任命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负责，又任命东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他们两人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派青红帮的著名打手常玉清担任调查部长一职，派潘冬林任密查股股长。这是一个专门调查共产党和进步工人的特务组织。这些人像成群结队的狼犬，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窜。在他们嗅觉灵敏的鼻子，血红凶残的眼睛的帮助下，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疯狂追捕和屠杀，殷红的血染红了苏州河。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流行着“狼虎成群，鬼神皆惊”的民谣。
在这样极为严峻的形势和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准备再干”的指示，对干部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安排。
那一天，周恩来派陈寿昌秘密约见了陆久之。陈寿昌时任中华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正在紧密关注事态发展并为党组织捏一把汗的陆久之，看见自己的同志，心里非常激动。
陈寿昌告诉陆久之，4月14日陈延年（时任中央委员）奉*中央之命来到上海，与赵世炎、罗亦农、周恩来等组成特委会，负责处理“四一二”政变后面临的紧急情况。经过周密的研究，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派人打进陈群、杨虎控制下的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即清党委员会。
“组织上认为，你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陈寿昌把他的来意和盘托出，“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期望。”
“我？”陆久之一下愣了神。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是在所不惜的，那样的牺牲是轰轰烈烈、让人刮目相看的。可是，整天跟着工统会的那帮屠夫去搜索自己的同志，算个什么事呀？本来嘛，就有人认为像自己这样背景的大少爷，跑到总工会来做刻蜡纸、印传单、跑腿打杂等琐事肯定是别有用心。现在自己要去加入被称之为“黄色工会”的工统会，那帮对他有成见的同志又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他呢？
陆久之的种种忧虑被陈寿昌一览无遗，他再三地做着思想工作：“久之，这个工作并非所有的同志都能胜任。因为得符合下列条件：第一，他要有可靠的保护色和适合的社会家庭条件，使敌人不致于产生怀疑；第二，他要有同流不合污的优良品格；第三，他要机警、灵活，因为身在狼窝，随时随地都有被豺狼伤害的可能。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非你久之莫属啊！”
虽然思想上还有些疙瘩，但陆久之还是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因为他明白，党派他做这项忍辱负重的工作，是出于对他的信任。
“我告诉你三个秘密的交通站。”见陆久之表示愿意服从党组织分配，陈寿昌见不虚此行，甚为高兴，但他马上收敛了笑容，“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立即向这三个联络点报告。”
那三个秘密联络地点，一是善钟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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