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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成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一次，我们单位派我担任计算机讲习班的讲师，我紧张得超过了当学生时的期末大考。结果，两小时的课，我对着天花板五十分钟便讲完了。余下的时间，实在无法从容应对，只好下课。总工程师柔和的批评中透着十二分的恼火。
来了日本以后，我能够教授的科目中轻松地加了一项：中文。我渴望在周末改变自己的学生身份，成为日本孩子的家庭教师。很快便如愿以偿，我成为一家三姐妹的中文加英文的专任老师。
可惜这个机会还没有开始便结束了，因为第一次授课时我便迟到了一个小时。还是禁不住想解释一下，并非我不懂守时，是女主人将我说的出发时间听成了到达时间，都怪当时我那龌龊的日语词不达意。
没想到精神头还没有提起来，第二次机会又降临了。朋友为我领来了一个学生，竟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她想学中文的目的是美容，她相信脑子如果生锈，脸上即会生锈。于是，请我用中文来启动她的脑筋。
我明明知道自己只适合教娃娃，还是应了下来。对母语的深深眷恋，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有滚瓜烂熟的汉语拼音都给了我信心。切勿再失良机。
我们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
时间：双周星期五晚六时至七时 地点：“樱”咖啡馆 报酬：三千日元 授课一开始我便刻意收敛起教孩子时习惯性的腔调，一举手一投足都放得庄重，也不忘自己是个晚辈，言辞谨慎。我不说“您明白了吗？”而总是说“我说得清楚吗？”我们之间的信赖以及课程的进度都在稳步进展。
又是一个金色的星期五，我们照例来到“樱”咖啡馆。在课程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临桌来了一群天底下最快乐的青年男女。安静的咖啡馆骤然间变成了沸腾的酒馆。我与她之间虽然只隔一方茶几，却需要将手做成传声筒才能让对方明白。
“您今天的问候用语掌握得很好。” “你……吹……牛。”
“说‘你吹牛’不妥，要说‘你过奖了’。”
“‘过奖’是什么意思？”
如同喊一般的一呼一应真是很累人的。
“我们去别的咖啡馆吧。”她的提议将我们带出了嘈杂。
在第二个咖啡馆一坐又是一个小时。起身前，她说：“今天的课程时间延长了一倍，中途又换了地方，很是抱歉。”
“在这第二个咖啡店的时间都属闲聊，谈不上是上课。”我实事求是地说。
“话可不能这么讲，‘吹牛’与‘过奖’的区别，我就是在这第二个咖啡店弄明白的。你今天一定要接受我的一点小意思。”只见她从钱包中拿出一张叠成一个窄条的一万日元放在手心里。
“我回家也是一个人，寂寞得很，就当您请我喝咖啡，我应该感谢您。”我继续讲自己的道理。
“如果你不收下我的这份心意，以后也无法再求你教我了。”她的语气由和蔼变为郑重。
“如果实在要将第二个咖啡馆的时间也算成上课，那也只是两小时。我们已说好一小时三千日元，两小时也只能是六千日元。我没有任何理由收你一万日元。”我话音未落，就看到她放着光彩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她将手中握着的钞票轻轻展平放在桌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一字一字地说：“这里是五千，不是一万。”
我顿时耳根发热、无地自容。如果脚下肯为我开个地缝，我即会钻进去。我不能怪一万日元和五千日元的钞票太像，也不能怪咖啡馆的灯光太暗，我只能怪自己的感觉错了。
此后，在她面前，我再也无法找回自己的自然态。
很多年过去了，每每记起这段“窘”，便自觉汗颜。
走的速度
来日的第一年，我上午在新宿日本语学校学日语，下午在涩谷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都说涩谷是日本年轻人玩乐的圣地，还是新潮、时尚的发源地，比如，让现代中学生倾倒的又松又长的白袜就是从这里出笼而风靡了全日本的。你身边只要有一群女中学生走过，就会有低低的一片白跃动着，耀眼着。你说怪不怪，那长长的白袜总像要掉，却总也不掉。
在涩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有点怪。当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次，两次，三次……，我记不过来是几次了。有陌生的男人挡住我的去路：“我们去喝杯茶吧。”“我们聊聊天吧。”“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吓了一大跳，两大跳，三大跳……，这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我站在镜前，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短短的头发，大大的眼镜，淡淡的口红，没有任何涂抹的面庞，雪白的衬衫，几乎盖住脚面的长裙，方方正正的茶色书包，矮跟的黑色方口鞋……
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一遍一遍地检点着自己，没有发现一处不得体的地方，也找不到一丝轻浮之感，我疑惑了。
此后，我的遭遇依然如故，总有慷慨的路人邀我同餐共饮，“丈夫在家等着我吃晚饭。”我开始说谎。
谎言有时也帮不了太大忙。“那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对方会为你和你的丈夫着想。
我放弃了谎言，放弃了温和的解释，我放开了步伐。我大步流星地去公司，去车站。看见“可疑分子”时索性跑起来。在喧闹的涩谷我一闪便没了踪影。回到家，我总是紧紧张张地锁好门，挂上厚厚的窗帘，再过上好一阵，才相信今天是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说来也怪，打这以后，在涩谷再也没有陌生人看我一眼，招呼一声，再也没有人邀请我共进晚餐。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走路的速度上。
我走路的速度是北京的速度，我的脚步是北京的节奏，优哉游哉。我起步和落脚的时候，也许都是有短促的停顿的，我常常在走路的时候思考。如果走得太快，我的思路会被扯乱。
我吃惊地发现在涩谷，凡正经人走路都比我快，只有那些不太正经的男男女女才把脚步放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人或拦什么人。我差点被他们拉入伙，好险！
很快，我学会了用日本速度走路，用日本速度办事，我再也没有遇到麻烦。可是，我的思考却不再跟得上我的脚步，我的灵感也不再融得进我的工作，我快得一点也不自然。
日本大蟑螂
初到日本的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一开灯，发现沙发上方的墙上爬着一只知了那么大的蟑螂，顿时毛骨悚然。愣了半天，才去厨房拿喷药，对准沙发上方和背后闭起眼睛喷了一气。大蟑螂大概被喷死了，可我也不敢挪沙发看。静了好一会儿，还是觉得这屋无法待。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进到里屋，把门关好。
刚刚在榻榻米上坐下来打开电视，电视机上方也蹿出一只知了那么大的蟑螂，我“啊”地掩嘴惊叫，魂飞胆破。
家中哪里还有我的安全地带？大活人也不能在虫子面前败下阵来呀，我为自己壮胆。于是又去厨房把药拿来，对准大蟑螂劈头盖脸地喷。大蟑螂没有动静了，它的遗体可能在电视柜的背后，可我不敢“验尸”。我战战兢兢地爬上床（实为榻榻米上的一床褥子），手僵直地握着喷药瓶，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家里的每个角落。天晓得犄角旮旯里究竟藏着几只大蟑螂！
入夜后，我蜷缩在床，惊魂未定。忽然，从厨房传来大虫子扑棱翅膀的声音，一定是大蟑螂被我放在厨房的除蟑黏着剂粘住了一半身子，而另一半身子还在做垂死挣扎。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从纸门（和式住屋的门是纸做的）的那一边——厨房传来的这声音似乎很大、很真切、很恐怖。我屏住呼吸，按住心跳，闭目等待，等待着大蟑螂还活跃着的那一半身子也被黏着剂粘住，等待着它的一对翅膀能被双双俘虏，我情愿相信日本除蟑药的威力。
可惜，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无论我如何等待，大蟑螂依然在扇动翅膀，频率不减，力度不变，声音不衰。那一刻，我简直认为世上生命力最顽强的蟑螂就在我家了，恐怖中又平添了几分悲哀与自怜。
我几次鼓足勇气，却依然不敢拉开厨房的纸门。最后只好向中国人邻居，北大附中的老同学、好朋友小郑夫妇发SOS，紧急呼救……
此后，我家每时每刻都全方位地布有除蟑药。大多数蟑螂被迫害致死，少数幸存者也迁居别处，另谋生路了。
在日本，很难与蟑螂绝缘。因为这里的气候太适合它们的生长。药店里的除蟑药有喷的、熏的、粘的，花样翻新，销势经久不衰。
我从小怕虫子，怕发霉的东西。小时候，家里烧的是蜂窝煤。当我看到从蜂窝里钻出小蟑螂时，便立即停止洗碗等厨房作业，跑进房间再不肯出来。
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桌子下面常囤积着白薯，我们有时蒸着吃，有时烤着吃，有时煮着吃。记得有一次，我钻到桌子下面去拿白薯，当手触到发霉的一个时，顿失言语，浑身发软。从此，研究霉，研究微生物的妈妈为我定了论：小帅永远成不了微生物学家。我很高兴在这个领域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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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1）
有一位名叫木下彰的日本长者，幼年过着比当年的阿信还要赤贫的生活，睡铁板，盖草席，填不饱肚子，他如今已成了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企业家。
木下先生的年收入一亿几千万日元，可谓巨富，请客时多不看菜谱，只说“要最贵的”。
他很喜欢同中国人谈天说地，聊家常。一次，我跟他谈起了北京的父母。
母亲年轻的时候，膝盖的半月板做过手术，手术后过了一段时间的双拐生活。直到现在父亲还在向我和妹妹揭母亲的老底说：那个时候，你妈妈回家时，如果爸爸不在家，不能背她上楼，就会掉眼泪。
后来，母亲脱去了双拐，但是从此腿便对气候敏感起来，简直可以做天气预报。母亲腿疼，必是阴雨天；母亲腿不疼，必是艳阳天。
母亲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北面，而我家住在中关村的南面，在全家四口人当中，母亲离家最远。但是去研究所食堂买馒头，到菜市场买菜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着。我当时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去帮帮母亲？甚至母亲累了一天提着重重的菜兜回来以后，我也没有让母亲好好休息过。我常常是在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时才装模作样地打开书本。母亲一见我在好好念书就会去厨房任劳任怨地准备晚饭。在父母的厚爱下，我懂事很晚。
母亲一生也没有学会骑车。父亲曾下决心教会母亲，可是在中关村大操场练习了几周以后，母亲依然只会转圈而不会走直线，父亲投降了。母亲一生乘“11路”，走了不知多少路。
在我和妹妹都出嫁以后，一天父亲突然对我们姐妹俩说：“对两个女儿我已尽到了责任。过去你们两个一直是全家的重心，以后重心将变为妈妈。妈妈身体不好又辛苦了一辈子，养大了两个女儿，劳苦功高，爸爸要好好奖励奖励妈妈。”
“怎么奖励？”我和妹妹异口同声。
“给妈妈买一件在北京城最暖和的，可以遮住膝盖的高级皮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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