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神韵和不凡气质拍得活灵活现。“真棒！”我脱口而出。父亲缓缓将书在手中调了一下个儿，我这才发现“封面摄影”字样的右侧写着父亲的名字。“爸爸什么时候学会了摄影？”我吃惊地问。“是碰巧照了一张好相。”父亲显然有些不好意思。
遗憾的是，汪德昭这位父亲跟随了四十年的老科学家去年仙逝了。夜深人静时，多少次看到父亲带着老花镜在案头翻阅汪德昭文集。他一定是在回忆与汪老一起走过的事业生涯吧。
父亲开放型的思维里充满巧。当我抱怨在日本读不到很多中国书时，父亲说：“没有机会读书时，可以读人。每个人都是一部书，都是一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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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父（3）
在父亲的点拨之后，我与人交往时开始往大脑中注入“读人”的意识，真觉得受益匪浅。人是一部具有活的灵魂的书。一本书可以对万人倾谈，然而一个人则可以对你一个人诉说。如果你正在阅读的“人”具有饱满的知识含量和文化含量，再有一种完整的人格力量，读他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如今，我已经养成习惯，经常找人读读。比如办公室里的小任就是可读性很强的一人。我经常从她的口中读她已经咀嚼过的书，真是好消化极了。这真成了我获取知识与智慧的便道与捷径。
当然，我读得最多的人还是父亲，与父亲谈科学、谈人生、谈未来总能使我的思想疆域开阔很多。我非常庆幸自己身边有一个可以随时翻阅的父亲。
我曾和父亲谈起祖国的经济大潮和东京的商业诱惑，父亲嘱咐我：“千万别让你的宝贵年华被钱赚去。”的确，当今的很多概念已经更新。金钱的味道已不完全是“铜臭”，它也具有了象征能力与智慧的光环。但是，不能将青春全部供奉给它；不能因为它，我们开始精神贫瘠。
在父亲的启迪下，我开始觉得：对人生的画卷应该采用“大手笔”，算“大账”，做“大买卖”，即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我的人生值了。
如果说母亲是我的空气、我的海洋，父亲则是我的心理银行、我的精神马达。心贫时即可获得补充，消沉时便可得到激励。在我历经坎坷的人生路上，一只无形的大手一直在为我解惑开智，呵护着我的精神。
上周末回家叩开大门时，见父亲满脸粘着橡皮泥正在与我的儿子一起在地毯上爬。此刻，真不知眼前的父亲是老是幼，是巧是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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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字鞋的往事
当年，朴素即是美，补丁就像一朵大大的印花一样，在同学们的身上竞相开放，大人夸我们是艰苦朴素的好孩子。其实，在以蓝灰色为基调的小小班集体里，藏着姹紫嫣红的点缀，我们女生之间的比美竞赛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小红的围巾毛茸茸的，可以绕颈两周，很显阔绰；小伶的毛线裤不是手织的，那紫红色整齐的机器走线总是高傲地从裤脚管中露出；在班里，小荣身上的补丁面积可以说是最大的，可是一个花格图案的假领子耀眼在她的领口；小欣更是大胆，白色套头衫下面竟出现了一圈花边；小霞的着装似乎找不到修饰的痕迹，但她的那两条大辫子却与众不同，不是通常的三股编成而是四股，就像平针毛衣大流行的当年突然出现了元宝针一样个性鲜明；小平的裤子虽是深灰的大众色，但它从不起褶打皱，大概属于我国第一代“的确良”吧；小亭的辉煌点的部位最低，是那双锃亮的丁字皮鞋。我的趣味与小亭一样，想美得含蓄不惹眼，想让别人一不小心便发现了我的美妙。我羡慕那比方口鞋沿脚背多出一道的丁字鞋，多出来的这一道竟使女孩子的双脚显得那样秀气乖巧。我常常在柜台前伫立良久，但从来没有向父母开口。
那时，我常去家附近的食品店买肉馅。平时买两毛钱的，周末偶尔买五毛钱的。肉馅的基色是白的，烧好的菜里也挑不出什么肉渣，但是菜的确是浸着肉味，比素炒香多了。我知道一双丁字皮鞋等于吃多少次两毛钱的肉馅，我怎么会开口。
我家住在北京西郊，难得进城。当年如果爸爸去了西单、王府井，就像如今我漂洋过海一样令全家激动不已。一次爸爸进城回来，我即去翻爸爸的人造革大书包。当翻出一双丁字布鞋的刹那间，我的目光凝固了。世上还有丁字布鞋？我从来没有见过。丁字皮鞋曾是我少女时代藏在心中的对美的渴望。然而，那个年代皮鞋是昂贵的，不是小小年纪的我应该索求的，我深知。丁字布鞋是一个多么圆满的替代啊。虽然父母总是紧衣缩食，经济上以我为先，但爸爸同时也是实事求是，量入为出的。我至今学不会爸爸的计划经济，治家有方。
自从穿上了这双丁字布鞋，我的双脚便生了弹性。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开始蹦蹦跳跳的，就像每一脚都能踏在一个快乐的音符上。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钟情于它，直到鞋底已磨得薄如纸可以清晰地感觉脚底世界的全部。爸爸用一双旧凉鞋为它粘了底，鞋面发白了，大拇指处也出现了一个小洞。它黯然失色了，不再可以用来显美了。但它依然具有寄情的功能。我至今尚不知父母是如何洞察出我对丁字鞋的向往的。
还有很多事情想问父母，可是隔着大海问与答有时都是难以传递的。东渡前，我揣了父母摄于一九五六年的第一张合影而没有带近照。“父母没有衰老”，哪怕这只是一种可怜的自我欺骗，至少对我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我总是默默地对着这张照片倾吐，有时还干脆替父母回答。在日本孤独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学会了角色变换，让自己生活在不同的角色之中，一个人独处的日子便也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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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情
孩子熟睡后，我在电视机前坐了下来。瞧，屏幕中的那些树多像北京的树，多像我家楼前的那排树。小时候我和楼里的小伙伴们放学回来便把猴皮筋儿抻在两树之间，然后就像燕子一样在皮筋儿上跳来跃去。逢艳阳天，我与妈妈常常在树上拉一条绳，让被褥在绳上睡觉。那树叶就是这样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充满羞色；那枝条就是这样在阳光下纵情伸展的，充满生气。
我知道自己是又怀乡了。今天突然记起了幼时家里的三只箱子：一只绿色的大铁箱，一只褐色的大木箱和一只咖啡色的大皮箱。箱子顺墙而摞，外面铺上一块白地绣花台布，简直就像个时髦家具。最上面压了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上面放着暖水瓶、茶杯和两个造型典雅的陶瓷罐：一个高高圆圆的，另一个矮矮方方的。那个高高的陶瓷罐的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缝，是用胶粘过的。这两个陶瓷罐虽然算不上古董但也够古的，是一九五七年爸爸来北京工作时从老家镇江带来的。
两个罐子中的内容物不同。高的里面总放着萨其马、桃酥等糕点，矮的里面则放着大白兔、高粱饴等糖果。我放学回来便把这两个陶瓷罐翻得叮当响。吃糖时，一抓就是一小把。吃点心时，常常很秀气地先掰一半。可是对另一半的渴望往往在前一半被消灭前就出现了。结果一分为二的点心总是会合在我的肚子里。
虽然我对台布上面的这两个陶瓷罐怀有殊情，但那是因为它们伸手可及，来得全不费工夫。因此我对台布下面，平素不见天日的那三只大箱子则更觉神秘。
每年冬夏两季只开两次箱子。每到夏天爸爸妈妈就把衬衫裙子等夏装拿出来，再把毛衣棉袄等冬衣晒好后放进去。冬天则逆而行之。一年两度的开箱就像家里的一件重要活动一样。这一天，一家人会早早地吃好晚饭，饭后我会自觉地帮助妈妈洗碗，然后上床盘腿坐好，为爸爸妈妈搬箱子让道。从箱子里，我总是能够发现令我兴奋的东西，如妈妈五十年代的两面都能穿的呢大衣，如爸爸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和结婚证书。最使我着迷的还是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的一沓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我才知道妈妈年轻时是那么美丽的江南闺秀，爸爸做学生时是那么英姿飒爽。我还发现了摄于一九五六年的父母的第一张合影。也是通过这些照片，我才知道自己小时候穿得是那么漂亮：美丽的发结，华贵的丝袄，精美的项链……
可是到我上了初中三年级，家里就不再有一年两度的开箱活动了。箱子里面的内容物早已被搬进了新置的大立柜、小立柜里，伸手便可开启闭合。昔日放在箱子上面的那两个陶瓷罐也转移到了小立柜上。三只箱子则被排挤到了床底，而今不知它们命运如何。有一次电话中妈妈提到家里为灾区捐献了三箱旧衣物。不知它们是否也随之到了灾区。若此，它也捎去了我的一份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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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阁的烧卖（1）
大好的十月，只要走出家门，我的心便和外面的秋高气爽连成一片。我们来到横滨中华街。
到处都飘着比北京的馒头还诱人的香味，随处见的是比北京还北京的旗袍、中式鞋、痒痒挠等中国物产。可我依然无法在心中将这里幻化成北京的任何一条街，也说不清究竟是哪儿不同。
我们不断躲闪着比肩继踵的行人。孩子贴在我的怀里，在这个垂直的摇篮中香甜地睡着，我下意识地将手张开到了最大的几何面积，好像这样就能为孩子遮挡直吹过来的秋风似的。孩子的梦是脆弱的，只要肩头一换，他会马上回到清醒的世界，睁开一双疑惑的眼睛，问你为什么要趁其不备的时候偷梁换柱。大人眼里的区区小事，在他看来，可能和变了天一样。因不忍破坏孩子的梦境（我始终认为人生最美好的是梦境）。此时，孩子父亲的那身粗壮的体格枉费着，手中只有一个空空的奶瓶。我常常为他惋惜。
“找个饭馆坐下来吧！”我两手酸得真怕孩子落了地。他举起手中的奶瓶，向前一指：“去海员阁，那里的烧卖日本第一。”
海员阁的门帘窄小，光线贫弱，橱窗里连料理样品也没有陈列。在色彩斑斓、富丽堂皇的中华街，我简直怀疑这种“其貌不扬”是刻意操作的，该不会是有意把所有的魅力都藏进烧卖吧。它的“人气”是无可置疑的。瞧，离开门时间还有四十分钟，门前便有了队形。孩儿他爸一改火急的脾气，屏气凝神地站到了队尾，脸上笑嘻嘻的。 “去别的店吧！”眼下，在我看来，烧卖日本第一也好，第一百也好都无关紧要。尽快将这身负重托付给一把椅子才是当务之急。再说了，没准儿隔壁的小笼包是日本第一呢。大千世界里的它与它（他与他），抑或你与我总是各有所长，平分秋色的。
“孩子我来抱，你到那边石阶上坐坐，歇一歇。”从这不常有的温柔中，我感受到了他对那烧卖的深深渴望。还能再说什么呢，我的个性中从很早以前就删去了“固执”。我不知不觉地“入伍”了。
久久的站立之后，我们终于就坐了，占据了一个小圆桌的半圆。另半圆划分给了另一个家庭：父母与两个女儿。一位胖大婶请我们点菜。“烧卖，啤酒，……”想一想，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孩子爸点菜时没有将啤酒放在首位。
点菜之后又是一阵等待。“如果烧卖根本不好吃，我们专程远道而来则有点可笑了。”同桌的那个父亲与我们搭起话来。原来，他们也是慕名而来的。海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