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像成三列挂在条幅上，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在烈士遗像群里，我努力搜寻我的战友刘继旭，刘光新，谌新民！好难找啊！所有烈士的脸都是一样的年轻，都是一样灿烂的笑容，都是一样的军装，都是一样的军帽，都是披着一样的黑纱！
我一刻不停地注视着他们，我试图记住他们的样子，并告诉自己在将来不要忘记了他们的样子，可是看来看去，我没能记住一个人，我只记住了他们灿烂的笑，他们的笑已深深烙在我的心里，是那样不忍，又是那样震憾。他们的笑容越是灿烂，我的内心就越是难以承受。因为那灿烂的笑容里，充满了太多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与憧憬。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是如此美好，甜蜜的爱情也曾让他们是那样的期待和向往，可是他们舍弃了这一切离开了，抛开了肝肠寸断的父母和亲人离开了，只留下了一张让魔鬼也善良，让善良人痛惜与不舍的灿烂笑脸。
仪式在一项项的进行，第一项：奏国歌。第二项：向全体烈士三鞠躬。第三项：向全体烈士遗像默哀三分钟。第四项：向烈士敬献花圈。第五项：向烈士英灵敬酒。第六项：政委致追悼词。第七项：向烈士遗像告别。每一项都是那样沉痛悲壮，悲壮的情绪感染了地方群众，或者说是烈士们的灿烂笑容不得不让我们每一个人动容，她们在哭泣，二千多将士也在悄悄流泪。仪式进行最后一项，向烈士遗像告别。我们走到遗像前，行鞠躬告别礼时，这才从烈士遗像群中找到了刘继旭，刘光新，谌新民三位战友的遗像。我的心一震，近在咫尺却已不能用语言交流，我深情依恋地看着他们，只能用深深的九十度鞠躬来表达我们的友谊和对他们的敬意与祈祷了。
走到遗像前的王建武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深深弯下的腰定格在战友的遗像前，不忍离去却又不得不作最后的道别。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120） 八六年五月十三日，晴。
三天前，连队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并强调这是上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我们以前立功的人都傻了眼。“除在（八五年六月十一）期间立功的人员不参与重新战评，其余人员全部参与战评，原立功等级全部作冷结处理”。别人都傻了，我却一点也不担心，我是战士当中的第一个二等功，再怎么重评，连队领导都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的。
三天前也恢复了出操，在连续的几个清晨，咱们一营的五个连队把盘龙这个宁静的大村庄变成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大军营。虽然这几天面临评功评奖的困惑，各个连队的士气都很低落，连长和指导员不相信自己连队的士气也是那样低落，就想展现一下，也顺便让其他连队看看。就在跑动的队列里，和着步调的节奏，让带队的值班干部喊起了“1…2…3…4”的号子，没想到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声音，还没有值班员一人的声音宏亮，把连长指导员气得够呛。
立功名额是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总政一再严令的控制指标。人多功少，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无法跨越的坎，心里都有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三个月的战前训练，加上十一个月的猫耳洞蹲守，吃了那么多的苦，流了那么多的汗，一次又一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回来了，荣誉就是对这所有付出的肯定与褒奖。可是，只有三十个人能得到肯定，另外七十多人的付出与牺牲用什么来证明？又用什么来回报日夜牵肠挂肚的父母？
教育一场接一场地进行着。什么“如何正确对待荣誉，做到不争功不抢功。如何正确看待军功章与付出”。每场教育之后就是一场讨论，讨论之后又是一篇心得体会，最后还要求在“不争功不抢功”公示板下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所有的教育和要求我都是在被动地接受着，甚至是违心地敷衍着。我的心里也开始惶恐起来，担心我的二等功会不复存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将如何向我的父母交待？又将如何向亲朋好友们解释我原来的二等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不，是恐惧，是一种让我不寒而砺的恐惧。连队的教育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潮………演讲，班副张念勇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六零炮班一名战士和连队八名干部也都发表了演讲，都坚决表示把功让给牺牲的烈士，伤残的战友和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战士。可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谁的贡献突出，谁的贡献不突出呢？
指导员也一直在教育中强调：不能评上功的同志，你们也有贡献，你们也有牺牲，你们也吃了同样的苦，流了同样的汗，你们也与毒蛇和老鼠为伍生活战斗了一年，攻击的丛林里也留下了你们的脚印，防御的战壕里也留下了你们的身影，甚至有的同志流过血负过伤，你们也承受了巨大的生与死的压力。但由于名额的限制，你们需要再度作出荣誉上的牺牲。。。。。。
狭小的房间里十分拥挤，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烦躁，每个人都心思重重，每个人又都不能沟通，不，是不能吐露自己的心声。木楼后面就是一片开阔的水稻田，我想，此刻那里才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我赶着西下的夕阳来到稻田边，辛劳的人们还在水田里插秧，这是我家乡的劳动场景，也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生活场景，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年复一年过来的，而我的兄弟和姐妹也将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我不想继续下去，于是不满18岁的我参了军，希望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努力自学，企图提升自己而有机会改变，战争的命令来了，一切轨迹都改变了。但我把战争看成了最好的改变机遇，我要求从炊事班下到战斗班，我毫不忌讳自己想当战斗英雄的愿望，我在士兵中第一个立了二等功，我的命运改变了，我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写信告诉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可在五个月后，又说是冷结了，说白了就是作废了，走了一个大圈，我又回到了起点，我又要继续我眼前农民们劳作的场景，又要继续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原始劳动。
重评的结果已经报到了连里，我仍然是二等功，只是连里还在研究，最后的决定权在连里，可是二天都过去了，连里一直没有公布名单，我不明白迟迟不公布是什么原因，忐忑不安中，班长和战友们都肯定地说我的二等功是铁板钉钉。人大概都喜欢往好的方向设想和幻想吧，我竟然也相信了。
上午十点，立功名单公布了，平静期待的队列里当即就有很多的人表示了不满，队列一下就乱成了一锅粥。一天阵地没有上过的老爷兵XXX竟然也立上了二等功，而我的二等功变成了三等功，反应最为强烈的是那些既没立功又没入党的人。一年作战的牺牲，一年作战所承受的磨难与压力，难道真的就是过眼烟云？过去之后不留一丝痕迹？还有评功中的标准到哪去了？不是说要按贡献大小来论功行赏吗？怎么一天阵地没上的老爷兵也立上了二等功？
想归想，不平归不平，我甚至认为，我是得罪了连队的某个领导才有今天的结果。不满和不平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质疑。
就在有人得意，有人愤怒，有人不平的时候，郝爱和刘延河的举动，让我，相信也让所有人的灵魂都受到了震憾，他俩慷慨激昂地让出了自己的三等功，让出了证明和肯定自己的三等功。他们说，跟牺牲的烈士们相比，跟伤残的战友们相比，我们能活着回来，能健全地回去孝敬父母，父母不遗憾，自己不遗憾。我们不立功也是最大的满足，也是最大的幸福！
他们说的没错，做的也让我敬佩，可我不知道自己是该不平，还是该反省了。
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又回到了入伍时的起点。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121） 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晴转多云。
凌晨三点，值班干部吹响了刺耳的哨声。这次的哨声跟一年前在古木的哨声一样，情景却大不相同。我醒了，却不愿睁开眼睛，更不想动弹，听着木楼地板发出“咚咚咚”的响声，我清楚身边战友们的起床动作到了哪一步，更清楚也有其他战友跟我一样，赖在地铺上没动。
在班长的催促声中，我睡眼惺松地详装不知是怎么回事，当看到其他战友都已着装完毕并开始捆被包了，这才慌忙穿好衣服，拿起毛巾就直奔楼下李久清的房间。他那里有脸盆，也有水，这是后勤区别于战斗班的优越，有事没事，我总喜欢到他这里来优越一下。此刻黑灯瞎火，估计全连不会有多少人能洗上脸。
边洗边得意着，因动作过快，不小心碰触了这几天特别爱流血的鼻子，腥热的鼻血涌流起来。此时部队就要离开，出血的鼻子让我在心里暗暗叫苦。
来到盘龙，可能是天气过于干燥炎热，加上情绪也一直很糟，鼻子动不动就出血，而且出血量很大，堵都堵不住。我赶忙用水在后脑勺上拍打，意图冷却发热膨胀的血管，这招在平时是基本没用的，可能是凌晨并不太热的原因，此刻却很有效，鼻血很快就不流了。
整座木楼都在颤动着，我故意把脚下得很重。自从能改变我人生的二等功变成了无关痛痒的三等功后，我想发泄，却不知道找谁发泄。如果原来没有立过二等功，现在的三等功或许还十分值得庆贺。就要回去了，我该怎样面对父母和亲戚朋友们？又该怎样跟他们解释？又该怎样面对他们的猜测和议论？
边打被包边想着，越想越觉得窝火，十分熟悉的被包打法，却一连好几遍都打错了，别人都下楼了，我还在打着，心里发着狠，不打好，宁可掉队走不了，也得把被包打好。
值班员的哨子显然吹早了，匆匆忙忙下楼等待的战友们又回到了房子里，半个小时后才开始登车。三辆物资车，四辆人员车，个人物品都扔到物资车上。枪随身带着，被包通常是当坐垫。连队花了两天时间专门训练登车的动作，此刻被无边的黑暗搅得一塌糊涂，当然也有人借着黑暗制造一些混乱，以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除了车没动，到处都是骚动的黑影，把连队干部气得大骂。有人想坐在车尾看风景，就磨磨噌噌落在后面，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先上车的已凶狠地吵了起来：“这儿不能放就是不能放，你又能怎么的？”口气很凶，是一付强者对弱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我听出是张锋的声音，虽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的脸上是轻蔑的表情。
跟张锋吵架的是张忠元，张忠元并不是弱者，但在气势上他是弱者。张锋是班长，他是战士，这本来就是一个无形的压力，争吵当中又得到了王永利和董吉良的增援，妄图用气势压倒张忠元，如果张忠元不服，就有大打出手的劲头。
张忠元的口气软了些，但仍在据理力争，“连队规定把枪放在车厢两边，你说不让放就不让放？”
张锋他们又群起而攻，我和李曰洋忍无可忍，拉开了要和他们打架的架式。他们太欺负人了，我清楚这不为纪律所容许，但我们的心里都有一股不名火要发泄，李日洋的矛头指向王永利：“仗着老乡多，就可以随便刁难人？”
我的矛头则指向董吉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