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
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吧？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年的脚板，说砍掉就砍掉了；把中国教育搞得就像中国足球的人，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弹冠相庆。请问，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公道？
谁没受过教育，谁没有自己的老师？当你们大笔一挥下达“清退令”时，良心可曾有一刻的不安？难道你们当真忘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区区600元，居然拿得出手，说得出口！
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合理补偿”的问题。人，不是房子。难道给了点钱，就可以“拆迁”？也不要说什么“教育质量”。当年没有他们，教育都没有了，哪来的“质量”？更不要说什么“回归田埂，以特有的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回归田埂”就是“更大贡献”，你咋不把清华、北大改成农场？你以为代课教师是机器人，他跟学校、跟孩子、跟教育事业没感情吗？这几十年的情感、心血，还有希望，难道就像某人的博客，是可以一夜之间“清零”的？难道这回，哥清退的不是教师，是寂寞？难道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不跟老师说声再见？
我们不反对基层教育的正规化，更不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也清楚，就算是“正式教师”，也迟早会有退休的一天。但，退休和清退，一样吗？你就不能也给人家一个退休的待遇吗？就算不能，你就想不出一个比“清退”更体面的办法，非得用这该死的名词吗？而且，就算你愚蠢到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他妈的就不能做得有人味一点吗？
听说，这事好像要缓行了。听说而已，但我希望是真的。我希望，教育当局的新决定，能够对得起这数十万代课教师，也对得起良知和良心。搞教育和管教育的，如果也没有良知和良心，那么，该清退的，就真不知是谁了。
刊载于2010年1月20日《南方都市报》A31版，责任编辑任泉登
补记：本文发表后，2010年1月28日《南方周末》A4版，刊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谈话，称“解决代课人员问题，要有人文关怀”，还说“要肯定代课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前使用的“清退”一词，也换成了“辞退”。这当然令人高兴。但在该发言人的谈话中，代课教师仍被称为“代课人员”，实际上是坚持不承认他们的“教师资格”。这样的“字斟句酌”，究竟属于“严谨”还是“冷漠”，恐怕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坏脾气都是被逼出来的
〇 中国最该说话的人，如果慢慢地都没了脾气，就只好让历史发脾气了。
前些时，张鸣兄寄来他的两本新书《姑妄集》和《大实话》。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于是一口气读了大半。
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他为世人所知，大约是因为那本《历史的坏脾气》。这事我一直纳闷：历史，咋能有脾气呢？岂不闻“天若有情天亦老”？历史若是动不动就发脾气，或如现在所言，发飙，则我们岂能活到今天？
于是以为，有着“坏脾气”的，只怕是张鸣自己。
那么，张鸣，或“张鸣之流”（比如在下）的坏脾气，又是从哪里来的？依我看是逼出来的。谁逼出来的？好脾气逼出来的。谁的脾气最好？立仗马。什么是“立仗马”？就是皇家仪仗队的马，也称“仗马”。做立仗马，有两个条件，一是漂亮，二是听话。比方说，高大威猛，毛色纯正，膘肥体壮，又帅又酷。但更重要的，还是懂规矩，守纪律，决不随便嘶鸣，更不会尥蹶子。不难想象，如果这些乖孩子接受采访，或者做电视访谈，一定会很好地配合记者或主持人，问啥答啥，还都是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
这确实很应该树为榜样。
立仗马被树为榜样，是在唐朝。给谁做榜样？言官。谁给他们树这个榜样？李林甫。李林甫是什么人？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他的“历史功绩”，是为中国语文“贡献”了一个成语，叫“口蜜腹剑”。言官又是什么人？就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听意见是不舒服的。唐玄宗不舒服，李林甫也不舒服。于是，李林甫就把言官招集起来，对他们说，诸位没看见那些立仗马吗？只要规规矩矩站那儿不动，就能享受三品的待遇。但只要叫一声，就什么都没了。
言官们并不糊涂。他们当然知道三品的待遇值得向往，也知道拉车犁地不是什么好活。所以，后来他们都不再随便提意见，甚至干脆不提意见。再后来，安禄山来了，唐玄宗跑了，大唐盛世没了，只留下“历史的坏脾气”。或者说，中国那些最该说话的人，慢慢地都没了脾气，只好让历史发脾气了。张鸣先生《大实话》一书中有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事，题目则叫《“立仗马”毁了大唐盛世》。
张鸣先生当然不是“言官”，但也不是“仗马”。所以，他没有“好脾气”，只有“坏脾气”。我喜欢他的“坏脾气”，于是书赠一联云：
是侠客也是书生，有话就讲；
非言官亦非仗马，不平则鸣。
2009年9月1日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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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不是发飙是犯傻
〇 动机有什么可问呢？应该问的，是事实，是道理，是逻辑。
据新浪四川4月27日调查的结果，李承鹏在书博会对记者“发飙”，得到了九成网友的支持。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年头，毕竟还是明白人多。不过说实话，我前两天看新闻时，一口茶差点就喷了出来。李承鹏这也叫“发飙”？明明是犯傻么！他难道不明白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而是“陷阱”，还愣往里跳，有病呀？
不妨回到现场，同时做一个分析。
那男记者问：你们出打假扫黑的书，赚得眼球，拉动了人气，赚了稿费，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吗？如果这真是什么“问题”，答案也只有两个选项：是，不是。回答“是”，你就只能等着挨砖，当然不会有人选这个，包括那些真正“动机不纯”的。因此，能选择的答案，其实只有第二项──不是。这个结果，提问的人应该心里有数。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问？是想亲耳听你说“不是”吗？恐怕也“不是”。那是什么？也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但我知道，这种问题，是会让受访人出丑的，因为“不是”无法证明。比如你去逛商店（逛逛而已），营业员却问你“是不是想偷东西”，请问你如何回答？你拿得出“不是”的证据吗？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吧？
所以，李承鹏（还有郝洪军）的回答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耐心”，都是很可笑，很犯傻的。什么叫“已经到了淡漠名气和稿费的年龄”？多少岁算啊？不是有人七老八十，还追名逐利吗？什么叫“根本不需要靠这种方法炒作自己”？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名气大得不得了啊？还有，什么叫“我们不是炒作不缺钱”？你有多少钱啊？你的钱既然多得用不完，怎么才捐十二万，还要开发票呀？你们说自己“只是在追求真相”，是“有责任的媒体人”，请问谁会相信，谁能证明啊？总之，李承鹏和郝洪军的所有解释，都是可以质疑的。就算记者不问，也保不住有别人问，有别人起疑。比方说，在网上发帖子等等。
于是，李承鹏和郝洪军就只好继续解释，这又会引出新的问题。他们呢，也就会陷入“质疑－解释－再质疑－再解释”的没完没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理会出问题。因为当那记者提出那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形中被设定和暗示为“嫌疑犯”了。只要接招，就等于自认了“嫌犯”身份。否则，你回答他干什么？
这就已经很窝囊，何况还要忍受反复解释的折磨，心里肯定发毛。事实上，需要反复解释，只能说明提问者要么弱智，要么阴险。如果他弱智，那么，你越解释，他越不信。如果他阴险，那么，你越解释，他越得意。而在公众看来，需要反复解释，却只能说明你自己有问题。否则，为什么不能一句话说清楚？结果，要么你发火，这就前功尽弃；要么你发虚，这就“越描越黑”。最后，你给公众的印象，就不但是个想出名和想发财的，还是个不老实和爱撒谎的，既贪婪，又虚伪。
说那问题是陷阱，道理就在这里。说李承鹏不是发飙是犯傻，道理也在这里。他正确的做法，是反问那记者：你提这问题的目的，是打算赚多少眼球，拉多少人气，领多少奖金？或者像我在北京台那样，宣布“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愚蠢吗？愚蠢，因为问的是动机。动机有什么可问呢？难道李承鹏“动机不纯”，足坛就没问题，南勇就抓错了？应该问的，是事实，是道理，是逻辑。不过，他们如果只是客观地问动机，比如问李承鹏“为什么要打假扫黑”，或者问易中天“为什么要质疑余秋雨”，倒也罢了。 毕竟，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动机，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习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即便不想回答，也会婉拒，不会“发飙”。
然而他们的问法，却是预设一个“道德污名”，比如“出名赚钱”或者“保持名人热度”，然后问你“是不是”。这就不仅是把受访人当“嫌犯”来审，而且是“有罪推定”了，跟警察问小偷“那东西是不是你偷的”，没什么两样。但警察这样问的时候，手里通常是有证据，或者有疑点的。记者和主持人这样问，有证据吗？没有。有疑点吗？也没有。因此，说此类问题“愚蠢”，还是客气的。准确的说法是“恶毒”，或者“既愚蠢又恶毒”。
当然，我并不认为那两个记者是故意使坏。北京台那两位主持人，就更没有主观恶意。说实话，他们只是这样问惯了。而且，别人也都是这么问的。别人问得，我问不得？问别人没事，问你们就不行？难怪他们或者委屈，或者愤怒。这种心情，我能理解；这种想法，我也能理解。但理解不等于赞成，更不等于迁就。相反，我主张并建议，今后但凡遇到这样“愚蠢而恶毒”的问题，受访人都应该断然拒绝，决不“配合”。
不配合又怎么办？发飙也不是好办法，要被骂作“毒舌”，被不怀好意的人恶炒的。最好的办法，是一句话都不说，只盯住他们的眼睛笑，直到他们自己心里发毛为止。
刊载于2010年4月30日《南方都市报》B23版，责任编辑雷剑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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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个问题
〇 设置陷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