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的被批评者，还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不会认错又如何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其实他那档子事，顶多对不起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实际上，对自己缺乏反省的人，也很难真正地了解别人。自己的错误都不能发现，又岂能抓住别人的要害？也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大家都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思维能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恐怕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认错，是不是很重要？
学会认错待何时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直言，恐怕任重道远。
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半过不去。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另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别人出错，更不能容忍别人挑错。在我们看来，犯错误是丢人的。犯了错误又被“揪出来”，就更丢人。这人如果还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鳄、江湖大佬、学界领袖，那就丢死人了。不但自己丢人，还会连带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徒子徒孙，一齐没有脸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认账，粉丝拥趸们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赖，誓死捍卫。哪怕说得漏洞百出、逻辑不通，也得死扛着。死扛着也振振有词：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会导致斯文扫地、体面无存，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难道我们民族的脸面是纸糊的，一捅就破？难道我们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炼，事实就是事实。认不认，事实都不会变。不认，只能显得心虚；认账，则至少像条汉子。比较一下，哪个更体面，哪个更丢人？
我同意凡事不可过头，更反对“全民扒粪”，那将变成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斗私批修”。但宽容的前提是认账。认账不等于认错。认错是承认错误，认账是承认事实。认账之后，错与非错，还可以讨论商量。但如果连事实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谈不上。因此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认账，即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纠错机制”岂非侈谈？我们前面的路，还真不知道有多长。
刊载于2010年7月17日《新京报》B04版，责任编辑赵继成
谁都能沉默，但是要负责（1）
□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 赵继成（《新京报》编辑）
谁都不能撬别人的嘴巴
〇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保持沉默。
易中天 汪晖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不少人对他的沉默不以为然。当然，现在汪晖教授已经说话了，但由此引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值得深思。这一连串的问题是：在事涉“诈捐”、“造假”、“抄袭”等公共事件时，当事人到底有没有权利“保持沉默”？如果有，这种权利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如果是有限的，那么，哪些问题可以沉默，哪些不行？如果是无限的，媒体的监督权和公众的知情权，又如何得到保证？如果作为公民，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他们出来“认话”，那么请问谁有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赵继成 我的观点，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保持沉默。这是从广义的也就是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局限于狭义的刑事司法中的沉默权。
易中天 公众人物也不例外？
赵继成 杀人犯尚且如此，何况只是涉嫌抄袭的某个教授？
易中天 事关公众知情权呢？
赵继成 也一样。
易中天 这就是说，沉默权是无限的？
赵继成 是。哪怕这个人位再高、权再重、责再大，他都有保持沉默的基本人权。因此，你的第二个问题──哪些问题可以沉默，哪些不行，就不是问题。
易中天 为什么？
赵继成 这个道理可以从很多层面来理解。首先是“无罪推定原则”。比如一个公众人物，涉嫌“诈捐”、“造假”、“抄袭”，公众当然可以质疑，也应该质疑。但，公众所能做的，也就是质疑而已，不能撬人家的嘴巴。因为此时既没有法院的判决，也没有学术委员会或相关部门的认定，当然应该推定他是“无罪”的。既然无罪，凭什么必须坦白？
易中天 也许，公众只是希望他有个态度？
赵继成 那就会产生“被逼表态”的问题。这个口子一开，祸患无穷。“文革”中，父子、夫妻之间被逼表态的惨剧还少吗？极端地说，假如这位当事人“表”的“态”，不是对方想要的，或者被对方认为是不真实的，是不是要没完没了地“表”下去？这不就是刑讯逼供，或者变相的“刑讯逼供”吗？这不是赋予了某些人掌握终极真理的权力吗？太可怕了。
易中天 没错。这种变相的“刑讯逼供”，在“文革”中就叫“群众专政”。只不过在这时，被赋予了“掌握终极真理权力”的“某些人”，是“多数人”而已。但可惜，真理有时候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没有对少数人的保护，就没有对真理的保护。问题是，如果真理确实掌握在公众手里，那“少数人”确实是错误的，他还有权沉默吗？
人不能自证有罪
〇 辩护权和沉默权，都是对人性的尊重。
赵继成 任何人都有权保持沉默，哪怕是证据确凿的杀人犯。这种权利，有日本学者理解为“防卫权”，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防卫权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防卫权”，这就是“辩护权”；一种是“消极的防卫权”，这就是“沉默权”。这两种，都是人的正当权利。
易中天 为什么要有这两种防卫权？
赵继成 因为在刑事诉讼中，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是弱小的。如果不赋予被告人辩护权（积极的防卫权）和沉默权（消极的防卫权），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就可能被肆意剥夺，诉讼时的平等对抗制也很难实现。 。 想看书来
谁都能沉默，但是要负责（2）
易中天 但公众质疑诈捐、造假、抄袭，并非庭审，亦非刑辩啊！
赵继成 事不同而理同。刑事诉讼当中都有的权利，难道在日常生活中反倒没有了？况且，一个人说不说话，在生理上是可以自我控制的。他甚至可以咬掉自己的舌头，旁人奈他何？所谓“死不悔改”，就说明法律可以判人死，却无法做到让他一定悔改。悔改，只能是他发自内心的事。既然如此，何必苦苦相逼？
易中天 这正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要讲清楚，人为什么必须有沉默权？或者说，为什么必须既有辩护权，又有沉默权？我认为这是基于人的本性，是对人性的尊重。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你不能强迫一个人“火中取栗”。明明知道会被烧伤，他为什么还要把手往火里伸呢？同样，明明知道说话对自己不利，他为什么还要说呢？
赵继成 正是。这在法律上，就叫“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这已成为国际法学界的共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有明确表述。
易中天 其实就连他的亲友，也都有权沉默。比如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有权不出庭作证，或在庭审中只提供对嫌犯有利的证词，叫“免证特权”。
赵继成 中国古代好像也有类似规定？
易中天 儒家有“亲亲相隐”的说法，也就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但要讲清楚两点。第一，亲亲相隐是权利，不是义务。权利是可以放弃的，这就是“大义灭亲”。理解为义务，就成“江湖义气”了。第二，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一旦开口，就会成为新的证据。所以，像某些人那样胡搅蛮缠，甚至搞出什么胡乱担保的“国际签名”来，只能是帮倒忙。
赵继成 因为这是他们自愿说的，自然要被视为“呈堂供词”。
易中天 对呀！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逼人说话是“强奸”，自愿说话是“做爱”。自愿做爱生出的孩子，当然归他们自己养。
不说的权利，比言说还重要
〇 要像保护言论自由一样保护沉默权，因为这是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赵继成 可见逼人说话，就是不讲人权。
易中天 没错！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它其实包括四项权利，或者说四种自由：说的自由，不说的自由，说什么的自由，怎么说的自由。说什么，是内容；怎么说，是形式。也就是说，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怎么说，甚至爱说不说，都自由，才是完全彻底的“言论自由”。
赵继成 同样，想不想，想什么，怎么想，也应该是自由的。
易中天 当然！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前提。想都不能随便想，哪里还能随便说？有人说，可以有个人的梦想，但必须符合道德和法律。这真是愚昧无知！法律从来就只限制行为，不限制思想和言论。也就是说，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不能胡作非为。
赵继成 这在法律上是常识。
易中天 更重要的是，不但可以胡思乱想，还可以不想。同样，不但可以胡说八道，也可以不说。不说，就是行使沉默权。说，则是行使言论权。沉默权比言论权更重要。
赵继成 为什么？
易中天 沉默总比说话容易。容易的都做不到，还说什么更难的？沉默的权利都没有，还说什么言论自由？自由，首先表现为选择。选择，就意味着既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谁都能沉默，但是要负责（3）
赵继成 对！只有这样的选择，才是自由的，也才是选择。只能接受，就不叫选择了。
易中天 所以，能不能拒绝，就成了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在专制时代，我们没有这个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