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他们在黄河边的村子里租了个小房子，旁边的屋里置着一口棺材，晚上能听到风在房中穿行的声音。小房子极简陋，窗户上还糊着窗纸，他们用纸箱板和毛毯打了个地铺，扯来些花布挂了挂就住了下来。我们有时也会过去，笑着闹着，喝一点酒，抽很多烟，一本正经地讨论些艺术问题，或是读读各自写的诗，猜想一下他们两个在小屋里的幸福生活。偶尔，我们也会凑一点小钱，解决一下他们的生计。那时我们想，所谓波西米亚式的艺术生活，也不过如此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还有什么比这更纯粹呢？
算 命 村两个月后，私奔至此的小雨终于被家里探听到了下落，她那当海军的哥哥只身远赴西北，将她带了回去。阿健说他要在那小屋里继续等小雨归来，终日闭门不出，潜心思想和写诗。天气渐渐冷了，没有温度和女人的小屋里越发寂寞冷清，他说他晚上能听见隔壁屋里棺材在咯吱吱地响动。他回南方探听消息，一去不返。我们接管小屋的时候发现了他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名为《艺术之船》的行为艺术策划案：邀请中国所有知名前卫艺术家到一艘大船，密封此船，从三峡沿江而下，一直出海。然后凿沉此船，让船慢慢下沉，其中一半艺术家将死于冰冷漆黑的海水，另一半人将成为半神……
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的那个黑白年代，我们还是小孩子。到了晚上，听说有电影我们就提着板凳结伙成群地往人堆里扎。我们如鱼得水，快乐非常，但在别人眼里都是可憎的生瓜蛋子。
那时我们常玩的游戏，是拿医院里输液用的牛皮管子灌足水，像一根圆鼓鼓的香肠，把口捏住，做成威力奇大的水枪，躲在暗处向人群喷水。再有一样东西是偷拿家里的安全套，灌饱水，做个水弹，从电影场旁边的高楼上往人堆里扔。看电影的人经此突然袭击，轰然散开，一片喧嚣，大声喝骂。那反应就好比把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一圈圈涟漪。
四拐子是我们这伙孩子的头儿，能征善战，鬼主意颇多，带着我们玩了不少新花样。水枪和水弹，都是他发明出来的。他家里四个兄弟，命名极有趣：大老瓢、二保子、三瘸子、四拐子。四兄弟都长得生猛，孔武有力，是我们那个小地方上响当当的人物。四兄弟之间年龄各差三岁，梯级排列，也代表了地方上一茬茬小帮派的时间性分布。到四拐子这一档，已经是新生力量崭露头角了。我们的活动场所，主要在露天电影场、大澡堂、旱冰场这些公共场所。地方上有三家大厂，少不得的，来自三个方面的孩子们便要争夺一下地盘，消耗一下青春期时过多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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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村（2）
《少林寺》上演时，吸引了众多眼球，万人空巷。三家大厂轮流放映这部片子，孩子们也闻风而动，如同狂野的水流涌向那低洼的电影场。自然，随身携带着水枪、水弹、弹弓等物。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需要这种臆想中的争斗，有点刺激反而会让他们兴奋不已，可以在寂寞的日子里反复谈论……
先是四拐子躲在一幢破楼里高空掷下两颗水弹，电影里正放着牧羊女的恬静画面……人群一下炸了锅，我们躲在人群里不露声色，心中暗喜。可是，四拐子在逃离作案现场时出了事：那楼正在拆迁中，二楼有截楼梯拆剩下一半，就那么悬在空中，黑暗中他一脚踩空……
四拐子就这么成了真正的拐子，被水弹袭击的大人们罚他站在银幕前，两手伸平，各提着一只水弹，就像练功夫的少林和尚。他的身影被光束打在银幕上，无比高大也无比滑稽……
很多年过去了，听说四拐子现在开了一家性保健品店，生意做得很大。当年玩水弹，居然就玩成了今天的大买卖，我们听了都会心一笑。前年，有次我参加沙漠里的探险活动，有一项训练内容说，安全套在野外可以做很好的水袋，至少可以装两品脱水……
两品脱是多少，我一直没有算清楚。不过，我有我最直接的经验。这事，我早就干过了。那时候，安全套都用很简单的纸包装，套子外面有一层滑石粉。不像今天，盒子上印着男男女女的饥渴样子，花花绿绿的摆在超市里大摇大摆地卖。
马不停蹄的忧伤
他的忧伤气质与生俱来，太多的忧伤无处可去，所以他成了一个诗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校园里刚刚兴起经商热潮，随处都可以撞见拥挤的野心和膨胀的欲望。见面时的问候语通常是这样的——你要汽油么？或者——你能搞上钢材的批文么？脸上尚带菜色的家伙们每月入不敷出，却张口闭口都是些吓死人的大生意。通过这些虚妄的天文数字，展现了人心中的微弱地理。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到不幸福，那是理所当然的。他在一行一行不成段落的文字里寻找安慰，不知道大意，也没有中心思想，就是想散漫地以此躲过汽油和钢材们的疯狂袭击。
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午后的寂静时光，他听着走廊里传来水房某只没关紧的水龙头滴答滴答声，想象这世界就像一辆一直呼哧呼哧奔驰着停都停不下来的老爷车。世界的油箱老旧失修，正在一点一点地漏油。什么时候油漏完了，世界也就该停下来歇歇了。
毕业实习，他的忧伤气质与奇思异想吸引了实习单位一个已婚女人，两个人从心灵碰撞到身体接触，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他是诗人，从来不考虑什么实际问题。这一男一女的情爱故事，迅速在小城里蔓延开，并在谣言的藤上开出了版本各个不同的花来。这城市是个熟人社会，走上几步路就会被人问候：“做啥去呢？”人们的好奇心自然不会放过这样香艳异类的故事，于是他们成了人们眼光集中观察的中心。事情终于传到了那女人丈夫的耳朵里，男人是个警察，熟悉各种手段，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了他们的现场，痛殴之。事情不得不搞大了，女人离了婚铁了心要嫁他。他要被学校开除。好在他已颇具诗名，有些识得他才情的人给校领导说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分配到一个极其偏远的小地方去教书。那个地方，据说满地石头，一年只刮一场大风，从年头刮到年尾。这样的分配，不如说是发配。
离了婚的女人追着嫁给了他，但他拒绝让女人跟他同行。他用歌词里的话说：“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但不想看到你在受罪。”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居两地。他一直向西，向西，看到马群时，就到了这个游牧为主的小地方。
这一去，就是十年。在缓慢的生活里，他写了若干首诗，吃了一小群羊，喝了上千瓶烈度白酒，摔坏了几副马鞍子，也睡过几个不同肤色的姑娘，与人动过刀子，也曾和朋友抱头痛哭。十年后，他调回到城市里工作，女儿刚刚上了小学，当年的女人如今头发蓬乱，手里永远提着个花布口袋。他得挣钱，他得养家，他得和老婆争吵，眼光偶尔也得瞅瞅别人家里——人家刚换了大屋、人家刚买了车、人家的孩子弹钢琴学外语一样不落、人家……
算命村（3）
他的钟走得比别人都慢，不幸福感从来都没离开过他。老地方是回不去了，也不能一直走在老路上。从前在草原上，他听说，若是马群里混入一头驴，就会炸群，以为来了长耳怪物。在他看来，这驴和他一样忧伤而多余。
算命村
蛮婆子村又称算命村，地处甘肃兰州永登县薛家湾。该村以出会看手相的老婆子出名，因为这些老婆子在过去的年月里经常闯上门来硬要给你算上一卦，凭着人们对蛮横命运的惧怕心理，老婆子们也能收入些散碎银子，但同时也就得了个“蛮婆子”的绰号。
蛮婆子村在人们的传说里早已经走形变样，有的说它是中国的吉普赛部落，有的说这里的人算起命来个顶个地都是活神仙。传说中的薛家湾人是这样的：男女老少对占卜术都不陌生，很多人近乎“半仙”，能掐会算。解放前，没有地种的薛家湾人常年成群结队，出外流浪，以占卜算卦和看手相为生。他们一般从农历二月出门，游走四方，足迹遍布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走到哪算哪，快过春节时才回来。为了不使手艺外泄，他们从不与外人通婚。
关于算命，有句最经典的话叫做：你不用算命，命早就在算你。
把这话放在蛮婆子村的整个背景里来说，就在空气中制造了许多传奇。有故事说，某年某月某日，村里来了一个大官，没坐轿车，没带秘书，没提黑颜色很有派头的公文包，径自来到村上手艺最好的老高处探问前程。当然，他没说自己是一个大官。可老高一眼扫过，便判定了来客的身份。但是，老高只是沉默，眼光只是来回扫着那人的脸，不说一个字。那来客很急，不知自己的命里究竟藏着多少硬伤。整整一个下午过去，老高最终只吐出一句话：你的命，可看不可说，凶多吉少。果然，那人回去没多久就出事被抓，两手被铐上的时候，吓得尿了裤子。
另有故事说，某年某月某日，村里来了一个南方口音的瘸子，衣着寒酸，但一心探问的只是自己的财运。另外一个手艺也很好的高老婆子看了他的手相，沿着他掌心里一条蜿蜒而去的纹路，指明他的财运在本城的东部，玄机就在他不能两条腿走路，必须集中全力单向发展，从最小的事情做起。也是果然应验，那南方人后来靠批发纽扣挣了大钱，建起了一个大型的布料批发市场。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其实无从考证。命运的不可捉摸增加了这些故事的神秘性，也让蛮婆子村声名大振。但是，人们最常提出的质疑也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那些算命人自己的命运何去何从？他们算得了自己的命么？如果能，何不就此升级做更大的事业？如果不能，凭什么要对别人的命运说三道四？当然了，这尘世上活着的大多都是些俗人，他们对这些算命人的种种猜测也许完全是一种妄言。俗人们总是对自己不清楚的事情说三道四，无知者无畏，这也是一个例证。
现在，村里的算命人越来越少了。毕竟这是一门貌似高深的手艺，不多背几本卦书不多学点东西，还是不敢轻言妄语的。村里那些正在长成的孩子们，早从电视上见识了外面的华丽世界与热闹生活，连蹿带蹦地全进了城。
老高的儿子，现在就在城里一家很有实力的单位当保安，月薪八百元，他很满足哩。他说，那单位的头儿来找过他爹算命，自己的体面工作就是这样得来的。
这也是命。
美国雷锋
有个中文名字叫丁大卫的美国人，被崔永元在《实话实说》里称作“美国雷锋”。他在中国西北很多年了，拿着一点钱，整天精神抖擞，要做一个山村教师。你问他，他也说不出什么高深道理，眼神直愣愣地看着你。他就是愿意做自己选择的事情而已。
一开始，丁大卫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任教，先就闹了个新闻出来。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问了问别人，算了算自己，说是无论如何也花不掉这笔钱，于是主动要求降薪。校方以前只见过哭着喊着要加薪的，丁大卫这样的人还是头一回碰到。钱拿得少了，丁大卫反倒越发快乐起来，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傻乐傻乐”的。在大学里教书，丁大卫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