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正在里面喝着呢，一帮人就端着杯子进来敬酒：“腾哥，别的话不说了，敬您！”我一激动，得：“大伙儿回去好好喝，单都算我的！”
。。
酒是个好东西（3）
有朋友说我这是在装大尾巴狼，说有人根本就是在利用你，你难道看不出来？
我又不是傻瓜，岂有看不出来之理？但我不在乎。
店家往堂前一站：“腾哥说了，今天全免单！”然后周围一片欢呼……我要的就是这等感觉，这等豪气。
不就是赔点钱吗？钱当然是好东西，可和那种节日般的气氛比起来，它又算什么东西？
话说回来，这也是我向酒致敬的一种方式……假如不是为了拓展胸怀、张扬豪情，先人为什么要创造酒，我们又为什么要喝酒呢？
东彬，东彬，唯有饮者留其名（1）
说到酒的“场”效应，我最怀念的就是和三个好朋友组成的、持续了好多年的一个“场”。这三个好朋友，一个是崔东彬，前面已说到过；另外两个分别是杨强和康绍辉，都是团里的舞蹈演员，其中康曾名噪一时。
我们四个人，我、崔、杨都是60年生人，而以我为最长；康绍辉稍小些，但也小不了一两岁。
不过，让我们成为一个“场”的并不是年龄，而是酒，是和酒密不可分的脾性和感情。
91、92两年是我们喝得最厉害的时候。只要四人都在，必是中午、晚上各两瓶二锅头，几乎天天如此。
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满地饭馆，民族歌舞团周围只有一个“新疆餐厅”，我们就总去这个餐厅。
菜无所谓……反正贵的也买不起……关键是酒。有时人多得占不上桌子，我们就利用人头熟的优势，去他们的库房。
最惨的一次，四个人都囊中羞涩，没法点菜，可那也挡不住：正好库房里堆着好葱，我们就就着那些葱喝了一顿。
92年我们还在团里发起过一次啤酒大赛，号称“崔杨腾杯”；为此成立了一个啤酒协会，我任主席，崔东彬任副主席，杨强任秘书长，当然都是自我委派的；又录了像，非常好看。有关我的那段，用摇滚乐作背景，我戴着墨镜，正拿着一把刀子刮脸。画外音我记得是：草原上的牦牛，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很可惜，这盘带子后来被电视台借去搞丢了。
康绍辉当时在新疆演出，所以名号、职务，都没他的份。他回来看了录像，气得双脚齐跳，说我们四人这么“铁”，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等我？非要讨个“说法”。
他占理，没法驳，最后我们决定委任他为公关部主任，大致相当于当年孙悟空的那个“弼马温”。就那样，还把他乐得颠儿颠儿的。
一时团里酒风大炽，“酒鬼”、“酒仙”层出不穷。
写到这里不禁有点恍惚：我们真有过如此巨大的热情吗？
维持这样的热情需要一种魔力，那么究竟是酒本身就有这么大的魔力，还是我们共同的需要造就出了这样一种魔力？什么又是我们所共同需要的呢？
四个人在一起当然不只是喝酒，还说话，数不清的话；但至少在我的记忆中，那一次次的聚会更像一幕幕的哑剧；动作也极为单调，无非是举杯、举杯、再举杯。
唉，岁月、青春、遗忘，都泡在酒里了……
可是，很难设想，若没有酒，那些年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许多时刻将怎样度过。
什么叫“穷开心”？这就叫穷开心。时过境迁才越发体会到，这三个字，可是不那么简单。
崔东彬，一个多么实在的人，衬衫总是洗得雪白，但我更忘不了的是他那双汪着泪的眼睛。
那次是我们四人中闹矛盾，产生了隔阂；我既然是老大，当然就有责任出面摆平。
一家小酒馆，一个小包间，两瓶二锅头分四杯，一模一样多。
耳边还在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硝烟弥漫，沸沸扬扬。
我先站起来，面无表情地发话：来，感情深，一口闷，不然就拉倒。
大家一愣，全都端了杯子站起来，可又不喝，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
这时就听东彬说：我先来，干！一口就全干了。
平时他是个喝慢酒的主，哪受得了这么强的刺激？放下杯子，转身就去了卫生间，不用说，吐得那叫一塌糊涂。
他这一走，我们不约而同全坐下了，等他。
一会儿，他吐得眼泪汪汪地回来，见我们面前的酒都没动，感到奇怪：“咦，你们这是……”
我说：“谁跟你一样啊？我们这是……玩儿呢。”
他似乎听不懂，瞪着双泪眼看着我，这时杨强康绍辉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气氛一下就松下来了。我们四个又成了好朋友。
这几年先后有好几个朋友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东彬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最大。无论是在什么意义上，他都是我最亲近、最贴心的朋友。他去世那天我正在西安转机去别的地方演出，突然接到杨强的电话，一时怎么也不能相信，总觉得是一个谣言；失魂落魄地到了第二天，又打电话问杨强，杨强非常生气，硬梆梆地扔过来一句“废话！”我的眼泪这才喷涌而出。
东彬一走，剩下的三个也就成不了“场”了。一张方桌四条边，塌了一边，那还叫方桌吗？我们不能接受这一事实，那就让他活在完整的记忆中吧。
有次一拨人在餐厅吃饭，正闹着，突然就响起了我唱的《怀念战友》。仿佛是心灵感应，一时大家都静了下来。静了会儿，只听杨强说：我想东彬了，然后就哭了。那天我们全都哭了。
“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东彬好兄弟，来，让大哥再跟你喝上一杯。这回我先干！
然而，基于两个原因，我还是给自己定了个五年计划，准备在这一期间内从酒坛慢慢隐退。
一是不想太烦劳老婆。你想啊，比如说从我们团后面的餐厅到我家也就二百来米，可我有时喝多了回家，这段路要走半个多小时，而老婆就在后面跟着，一点不敢懈怠。据她说，我总是走几步又往回退，走几步又往回退，那模样，可笑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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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彬，东彬，唯有饮者留其名（2）
类似的情况周期性地发生，她倒是没嫌我烦，但照我看，这样的老公也是够烦人的。
这二呢，就是想照顾照顾飞咱家乡的空姐们的情绪。据她们说，每次我从北京上飞机时总是高高兴兴、生机勃勃的，可回来时就如同换了个人：不说话，不笑，不反应，木得像个被谁欺负了的受气包。
她们可不知道，每次我回去，呆一天就得喝一天，呆两天就得喝两天，经常是被从酒场直接拉到机场。别看坐在那里，头脑中早已是一片空白，心里那个难受，浑身那个瘫软，就和快死的人差不多。能做到不吐、不闹、自爱、自保，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哪里还有余力说笑？
尽管如此，每次酒醒后我还是感到非常愧疚，觉得有负于这些美丽热情的天使；而要清偿这越积越多的陈年老帐，只有我自己做出牺牲。
话是这么说，这五年计划最终能否实现，却并不全由我一人拍板。咱还得看看酒的意思。或许我们都更倾向于一个折中方案，谁知道呢？“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已经是一种境界了。
不过我想，即便真的不得不分手，咱们也会像两个真正的老朋友那样彼此拍拍肩膀，互道珍重，然后怀着感恩的心情，各自奔赴余生。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若真从酒坛退隐，将是我国酒业的一个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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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时真亦假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所谓“出头椽子先烂”，说的都是名人不好当。其中有对人性的至深洞察，据说还可引申出高妙的东方智慧。不过说实在的，我从一开始就对当“名人”没多少感觉，倒是由此生出的一些故事让我一想起就乐不可支。
有一天中午我在魏公村想找一家餐厅吃饭，走着走着，就感到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跟上了。
也不是总在后面跟着，而是一会儿晃到左边瞅我一眼，一会儿晃到右边瞅我一眼。
我想这家伙肯定是认出我来了。唉，认就认吧，常有的事，就不管，继续往前走。
不一会儿，他又从后面上来了，不过这次没有再晃回去，而是在我身边顿了一下，不屑地丢下一句：傻X，装腾格尔！然后便扬长而去。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一时愣在了那里，等明白过来后不由当街笑出了声：敢情！闹了半天，我倒成假腾格尔了！
假腾格尔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各地电视台的“模仿秀”。据我所知，某省“作秀”的摹仿者出场费竟高达三万元，都快让我这“真身”相形见绌了。
我这人的头型、发型、胡子都比较有特点，好模仿；再学我喜欢的那样多眨巴几次眼睛，就更像了。
在所有的“模仿秀”中，最让我感到骇异的是昆明的那个：除了个子矮一点，整个儿就是我一个活脱脱的“克隆”版！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连忙抓住身边的椅子把，眼晕得厉害：天哪，怎么能像成这个样子！跟着就想，幸亏我不是萨达姆，要不然非抓他当我的替身不可。
他这人也好玩。我们一起做节目，我问他，你跟我长得那么像，有没有经常被人错认啊？他说有啊，刚才还有人找我签字呢。
而最让我感动的“模仿秀”是北京残疾人艺术团的一个盲人。盲人看不见啊，他就完全靠听着我的声音来模仿。有个导演为他拍了个专题片，也是穿着蒙古袍，戴着蒙古帽，这倒无所谓；关键是他的声音，声音中蕴含的激情。一次残疾人艺术团演出，好多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新闻联播时给了了几个镜头，其中一个就是他在唱《天堂》。紧跟着的一个镜头是###热泪盈眶的面部特写，说实话，当时看眶我的眼眶也是酸酸的。
但也有错位的时候。有一次和几个好友去餐厅吃饭，我戴了墨镜，可还是刚进门就被人认出来了，说“明星，明星。”我这人好面子，就回“你好，你好。”本来事情到此也就很圆满了，可他显然不甘心，又接着问：“您姓张？”搞得旁边的几个女孩一下子就笑出声来。
还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个人端详了我老半天，问：“你是唱《蒙古人》的那位吧，对不对？”那时我还不算太有名，心中暗喜，绷着点了点头，说；“对。”他还是盯着我：“叫什么来着？……”突然一拍脑袋：“噢，巴特尔！”
我的后台：从小说“啃”到菊花石（1）
莎士比亚说人生好比一场戏，既然是戏，就有前、后台之分。前台当然就是所谓的“事业”；而后台嘛，当然就是所谓的“业余生活”。
除了酒，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读小说。说来这得感谢天津音乐学院。学制是五年，但实际上主要课程三年就差不多学完了，这样就有许多富余时间。有富余时间正好读小说，所以那两年我读了好多小说。
这听起来挺洒脱，其实不然。那时我的汉语还远不够好，与其说在“读”，不如说在“啃”。实际上，我是把这当作了提高汉语水平的最佳途径。
出来工作以后，尤其是成名后没那么多空闲时间了，但读小说的爱好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不能自由阅读了就依靠朋友们的介绍，他们说哪部好就去读哪部。还有就是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