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格尔：双方都很无辜
经历此次风波的腾格尔心情十分复杂，他说：“我从来不签售盗版碟，但是这次却为已经购买盗版碟的几十位歌迷签了名，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一大早就赶来排队的，我不忍心让他们失望。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不能再继续签下去了。其实，双方当事人都很无辜。”
腾格尔的助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很体谅从早晨便守候在签售地点的歌迷，起身离席时，老腾的心里也不好受。主办方的进货渠道也应该没有问题，他们有各方面的手续证明。问题出在这家影音公司身上，我们的确在以前授权给他们一张唱片的发行出版权，但是只能发行这一张唱片的该公司却先后发行了10多张腾格尔的专辑，让我们蒙受了很大损失。这次活动的双方当事人都很无辜，我们为了抵制盗版行为，也为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只能采取‘一走了之’的下策。我们会用法律手段讨回一个公道。”
新报记者 翟翊
事实上，类似的“尴尬”此后也曾一再发生过。这里尴尬的不止是我，也包括我的歌迷和所有相关的人们，那些把我当“烤鹅”的人同样把他们也给烤了。这是让我更加无奈、也更加愤怒的事。
我不能说我的愤怒最终毫无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将不断无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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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工作得像个劳模！”（1）
这话不止一位朋友对我说过。① 有点讥讽的味道是不是？但我知道他们并没有讥讽，就像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要我回答的问题一样。他们是在表达一种看法，一种心情，意思是我干活大可不必那么事事较真，那么玩命辛苦。“这年头，得自己爱惜自己。”
用一般人的眼光看，我确实有点过于较真和玩命：最多一个月演过24场！以至后来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快赶上鸡了，因为鸡也是一个月休息6天。
可以称得上创纪录（不仅是我的个人纪录，很可能也是当代乐坛的纪录）的一次是2002年秋天在湖北，7天之内连演7场，且都是个唱。平均每天一场，每场换一个地方，全是乘长途汽车，而平均每场不少于一个半小时，简直就是一次“铁人拉练”！最后两场到下半场时嗓子已彻底没有感觉，完全是用全身的力气在喊。就这样，我也没动过练“花活”假唱的念头，首首都是真唱。
那次我还紧跟着创下了另一个个人纪录：从结束第6场起，那是在宜昌；然后第二天一早从宜昌乘车，下午5点到达丹江口演第7场；演完后立即又上车，于次晨抵武汉，然后转乘飞机到昆明，又从昆明转机到保安，再换汽车到目的地腾冲已是晚9点；演完腾冲这一场未事喘息马上启程，于次日清晨赶到大理，从那里换乘飞机去昆明，再从昆明转机于下午4点抵达上海，再从机场乘车直接赶往剧院，那里正有一场团里的演出在等着我。
这就是说，三天两夜中我除了演出就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赶路，以至我演完回宾馆终于见到床时，真有一种见到阔别的亲人想哭的感觉。整整60个小时、上万公里啊，而且前面已经连续奔波了5天！谢天谢地，我居然没有被累垮！
我记得那次从大理到昆明后，本想利用换乘的间隙在机场的沙发上打个盹，偏偏没逃过一些歌迷旅客的眼睛，于是纷纷围上来要求签名留念。我的助手为了我的身体上前竭力劝阻，令他们大为不满，我的盹因此也注定打不成了。由于那次团里在上海的演出是集体项目，按规定不能带助手，所以他只能把我送到安检口；过了安检口我偶一回头，看到他正在偷偷地抹眼泪。
他这是在心疼我；而那一瞬间，我的心也痛得厉害。我这么“练”自己，同时不也在“练”他，“练”跟随我的全体工作人员吗？都是肉身凡胎，谁又能真是“铁人”！
一年中总有几次忙得不可开交、焦头烂额。有时真想变成孙悟空，拔根汗毛就能分身；要不就把希望寄托在科学家身上：能不能像科幻电影中那样，发明一种快速克隆法呢？“我需要一个腾格尔，多少钱？”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领上个跟我一模一样的家伙就走。
“得，别他妈跩了！”我听到有声音说。“吃了肥肉还要打饱嗝。丫这么成天东跑西颠的，不就是因为挣了还要挣，总也挣不够吗？”
出现这样的声音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在这个“积累和消费”往往被当作人生核心理念和终结目标的时代，拼命工作和拼命挣钱很容易被混为一谈。
钱肯定是要挣的，对此我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成见。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两样哪一样离得了钱？尤其是在今天。活得更好一点，质量更高一点，更人性化一点，这是再正常也再正当不过的想法……不仅是个人，还有家庭，还有歌舞团，还有乐队，还有公司，而所有这些都需要钱。钱固然买不来幸福，买不来尊严，也不能直接兑换成自由的空间；但在许多情况下，没有钱，什么幸福、尊严、自由等等，就会统统沦为美丽的幻觉和空谈。对我来说，这从来就不是什么道理，而是经验，包括悲惨的经验。还记得前面说到的“创伤性贫穷综合征”吗？我相信，如果我确曾有过这种心理疾病的话，那它也是许多人共有过的心理疾病。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谁会和钱结仇？孔子说他没有见过有好德胜于好色的人，那是句大实话；照我看，若把“好色”改为“好财”，也还是句大实话。
然而，这和“东跑西颠，就为挣了还要挣”完全是两码事。我这么说不是要驳斥谁，更不是要表白什么，而是想趁便伸张一下我的“道”。我的“道”不是“大道”，只是“小道”；到底有多小我说不好，很可能，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还要小。这里“小”的意思是：一方面只适用于我自己；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和君子不君子的没什么关系。做“君子”是要动用意志的，而我的“道”向我指示的却是自然和良知。
学过音乐的人都知道我的嗓子特别准确，尤其是高低音的连接，极具爆发力，而又能一下子收回来；且越没有杂音、越静的地方，就越能找到美感。可如果我告诉你我从不练嗓子，如果我告诉你我直到现在也没给我的嗓子上保险，你信不信？当然信不信由你，因为我自己清楚，这两个“如果”都是经得起验证的事实。
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两条即便算不上愚蠢，也有点对自己不负责任；可那是职业的角度，不是我的角度。在职业的角度中包含着种种考虑：不断进取、可持续发展、免除风险和后顾之忧，如此等等；而我的角度却是“一根筋”式的：上天之所以会赐予我这么一副不练也成的金嗓子，就是为了让我尽其所能地使用它。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缘分，还是一种契约。什么时候不能唱了，那就表明我在这方面的缘分尽了，契约到期了，和练不练、上不上保险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上天不认任何保险单，而谁又能把险保到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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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工作得像个劳模！”（2）
这就是我的“自然”之道。有点宿命味儿，然而是我的，至少是我认可的。这里的“自然”似乎内在地包含了“良知”，只不过前者相对于上天，后者相对于社会和时代。作为一个歌手，我恰好身处这个社会和时代同样是一种偶然，一种缘分，一种契约；而只要缘分未尽，契约未满，我就应该珍惜这种偶然，克尽我的本份。这就是我的“良知”。
这个意义上的“良知”和通常所谓的“职业道德”相通，性质却不尽相同。能不能这么理解：职业道德就是职业所要求的道德，说白了就是被内化了的“行规”，其本质是他律的；而“良知”先于甚至无关于职业选择，它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心要求，其本质是自律的。
哎呀，我怎么跟教授似的玩起了定义？但既然义都定了，那就像小时候上语文课那样，“试举例说明之”吧。
比如演出中（而不是在录音棚里……那需另说）假唱的问题。这是当代流行乐坛的一个痼疾，观众对此深恶痛绝，却又不绝如缕。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这是必须受谴责的。因为观众花钱买了票，那张票相当于经过公证的合约；你又拿了出场费，几万、十几万地拿，那是根据和主办方签订的合同，同样具有法律效应。有谁愿意花钱订一个假合同呢？然而你却假唱；违约挣昧心钱不说，还至少愚弄了观众（主办方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严格地说，假唱不仅违反了职业道德，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触犯了法律，只不过国人善良，迄今没有人深究过罢了。
从“良知”的角度看，这些严重性都同样存在，但还要多出一点：如果说违约，那么你首先违背的是你内心和自己的契约；如果说伤害，那么你首先伤害的是你自己的内心。道德、法律意义上的违约尚可弥补（比如退款、赔偿），但内心的自我背叛和自我伤害却无可救药！
我之所以从不假唱，信守职业道德当然是一个方面，但从根本上说，是害怕面对内心的伤口，害怕那随之而来的无穷无尽的自我谴责。我会时不时地提醒或安慰自己：你是本着你的“自然”和“良知”进入这一职业的，不是因为进入了这个职业，或者为了在这个职业上混出点名堂，才去做一个“遵纪守法者”的。
而令我初感震惊，继而不解的是，对某些歌手而言，我所谓的“良知”似乎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比如XX曾经在电视上公开指责说，XX演出百分之八十都是假唱；而XX对此的回应竟然是：XX，我没得罪你吧？本来事关职业道德，却被XX就地转换成了个人恩怨，而且神色那么坦然。真是巧舌如簧、脸厚如墙啊！莫非舌头巧的人就一定脸皮厚，而脸皮厚的人就可以没有内心吗？
我钦佩XX的坦率和耿直。老实说，我可没有他那样破脸的胆气。我在这方面恪守的信条是：各人但行其是，最终必有果报。
这“必有果报”的信条来自佛家，说来也是我“工作得像一个劳模”的依据，因此也不妨归入我的“自然”和“良知”之道。不愚弄观众、不玩花活是底线，它还要求我把追求最佳效果和行善积德等量齐观。我在这方面一丝不苟的较真程度有时会让我的助手非常紧张。录音机的转速是否合适？音箱是否调整和布置得恰到好处？诸如此类都会影响我的发挥，因此一点马虎不得。谁让我的耳朵那么好？这时你再怎么叫“腾哥”都没有用。
前两年在湖北演出，班底是青海省歌舞团。他们那个CD机都老掉牙了，连个遥控器都没有。那次也是一时大意，事先没检查，结果我上去以后，那个机器不读我的碟，愣把我晾在了台上。不一会儿观众就开始喊，把我气得。据说我转到后台时脸阴得像锅底，声音沉得像黑洞，用勒令的口气让他们赶紧换。好在主持人赶紧蹿出去讲段子缓和气氛，又及时找到了另一台机器，演出居然还很成功，于是又对人家千恩万谢。第二天我就亲自上街买了一台新CD机，以公司的名义送给了青海歌舞团。
从此我出去演出，每次都带自己的音响师，连去美国时都不例外。以前吃过他们的亏，以为美国嘛，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