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当时正值青春期，加上学习成绩又好，自我感觉不错，就狂，就逞强，什么事都不能输了别人。
这从我当时的汉语名字中就能看出来。在县一中的花名册上，在我当时的所有课本上，写着的都是“杨占武”——你听听，“占”了还要“武”！
至于姓“杨”，那是随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是当时我能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
男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喜欢斗嘴比大，比如你说你是谁，我就说我是谁的爸，谁的爷爷。这种过嘴瘾的游戏其实现在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不再担风险罢了。
有次课间又开始斗嘴。我忽然想到，假如我说我是毛主席，那他们肯定都得完蛋——谁敢说他是毛主席的爸，毛主席的爷爷呢？这么想着就说出来了，果然所有的人一呆之下，全都做声不得。
我力挫群雄，好不得意，自以为有了“杀手锏”，以后一段时间内遇到类似情况，就赶紧使出来，真可谓百战百胜。
也有同学说我这是“反动”，可也就说说而已，没人当真。
这么一来二去，自己好像也有感觉了。
那天上体育课，我一个人先去操场上玩球，一会儿我们班同学们排着队过来了，正好附近有个高台，我就“噌”地跳上去，摆了个挥手检阅的造型。
那年头谁都熟悉这个造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嘛，问题是站那儿挥手的怎么能是我？
当时正赶上“四人帮”针对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伙儿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挺紧，就有同学把我给告发了，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说我“想当毛主席”。
在鄂托克那样的小地方，这可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设身处地地想，接到告发的校方也不可能不做出反应。
没过两天，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就找我谈话来了，谈了一个多小时，特严肃，说你这么狂妄，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后果严重，要深刻检查，狠挖思想根源。最后他说，你暂时不用上课了，回去一趟也行，打电话也行，总之把你父母亲叫过来，我再跟他们谈。
我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惹了这么大的祸，而且是政治错误；怕的是那深不可测的“严重后果”，还有我妈的巴掌。
出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边哭边想，想找个对父母说的法子。可一个14岁的孩子，能想出什么法子呢？
我实在是既没脸回家，也没脸给父母打电话，于是就想到了死。都说“一死了之”，死了不就了了吗？至于是不是“畏罪自杀”，是不是“轻于鸿毛”，当时倒没想，也顾不上。
我还真有点说干就干的劲头，立马回教室写了遗书，大意是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只有去死什么的。
我把遗书折好交给班长，然后骑上自行车就离开了学校。
当时我们县里最高的建筑是正在修建的影剧院，大概有四层楼那么高。工地管理不严，我曾多次和同学一起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玩。我想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准能一下结果自己，于是就直奔影剧院而去。
从学校到影剧院约有四五里地，我正闷着头骑啊骑啊，突然我哥也骑着车从后面追上来了。
原来我们班长拆看了我的遗书，眼看大事不好，就赶紧先找了高我一班的我哥。
我哥追上我后就一把抱住我不放，死活不放。过了一会儿，好几个同学也赶到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弄回了宿舍。
那时当中学生很苦，主要是吃不饱。中午窝头，晚上馒头，可我们县一中有六七百学生，就算钱不是问题，也只许买一个，多一个都不行。我常常是没到中午便饿得头晕眼花，可吃了午饭还照样觉得饿着。有时实在顶不住了，想改善一下，就去县政府的第一食堂，那里卖粉汤，两毛二一碗，相当于现在的大鱼大肉。
我哥为了安慰我，就请同学去买了一碗粉汤。
第二天我妈得到消息急急赶到，疯了一样在校园里把校方大骂了一通，说我的两个儿子以前都是好学生，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就变坏了！那个吵！好多学生都围着看热闹，足有二三百人，像搞运动一样。
我和我哥不敢露面，只能躲在一边哭。
出完了气，我妈一把扯过我，就带着我回家了。
回到家里气氛那个凝重。我的两个小妹平时一见我回来都亲得不行，这次见我和妈妈都阴着脸，心知二哥有难，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十四岁，自杀未遂（2）
吃完晚饭我早早就睡了，其实是醒着躺在炕上。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我爸问我妈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妈没好气地说：把自个儿当毛主席，然后想自杀！死就死呗，可又没死了……
当时我那个难受啊，可也只能在心里流泪。
我可能属于那种有自杀情结的人，遇到心里有事过不去的时候，很容易动这方面的念头。当然有认真的有不认真的。到目前为止，认真的至少有三次，但还是数14岁那次最认真。
那天如果不是我哥阻拦我，我肯定会上到影剧院的顶上；至于会不会真的往下跳，现在我只能说不知道。
不过回头去想，潜意识中恐怕还是不想死，希望有人阻止我，否则我就不会将遗书交给班长，在去影剧院的路上也可以骑得更快些。毕竟才14岁，花季刚刚开始嘛。
据说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杀是人人都会有的潜在生命冲动，并且像出麻疹一样，迟早要出一次；出了，就好了。
我衷心希望这是一种科学的观点。
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
那次自杀未遂事件对校方起了明显的吓阻作用。他们没有处理我，连检查也没再让写，但我“好学生”的生涯就此也走到了尽头。
一方面，从那以后学校对我变得非常冷淡，比如我想请假，搁以前老师肯定会问为什么，还会提醒我星期几有什么课，现在，得，只一句话：行，你走吧！就是不管也不想管的意思。
另一方面，我对学校也彻底失去了兴趣，不可爱！没意思！想上学的那份心是一点也没有了，慢慢甚至发展到自暴自弃：好，你们不管我，我也不管自己。就一个劲地请假。有时明明只请了两天假，可总要在外面混四五天才回去。
不用说，这样较劲儿对抗，吃亏的总是我，那个郁闷，天天心里只盘算一件事，就是怎么离开学校。
家里人看我这样都挺着急，特别是我姐姐，她说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就废了；不行，得有个什么法子变一变！
我姐当时在县里的乌兰牧骑当演员。那时的乌兰牧骑可是不得了，风光得一塌糊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轻骑兵”嘛，“无产阶级艺术的王牌军”嘛，哪像现在，只落得个给领导唱唱“堂会”陪陪酒的份儿？现在有的领导那叫“谱”，简直就是过去的王爷。
我们县的乌兰牧骑是全区最好的，我从小就看。我们那里71、72年才装上高音喇叭，偶尔能看到电影也是那几年的事，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看乌兰牧骑演出是我们唯一能过得上的文化生活。
我看乌兰牧骑其实就是看我姐姐，瞅着她在台上又唱又跳又演奏，心里那叫个骄傲。
当然不止是骄傲，还有羡慕。
那是个人人都在大谈理想的时代，但谈出来的千篇一律，全都又大又空。真要说理想的话，15岁前我的最高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当上乌兰牧骑！
也是天意，由于在学校落魄，我的理想无意中撞上了我姐的心思。
那时内蒙古艺校招生，老师下来时都是乌兰牧骑接待。这一年——1975年——又来了，我姐就向老师推荐我，说我如何聪明，学习如何好，等等。面试时老师让我唱歌，我唱了两首民歌，其中一首就是前面说到的《送亲歌》，但似乎没有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在我还会打一点扬琴，就又打了会儿扬琴。
说实话，考完后我并没有心存什么期待，也不知道姐姐在不住地为我跑腿，想办法“开后门”。
结果就是那天姐姐突然来学校找我，说你考上了！
我开始有点犯迷糊，等明白过来后那叫大喜若狂！要知道当时县一中对我来说差不多相当于监狱，你说，还有比突然让一个囚犯逃离监狱更让他高兴的事儿吗？
我是站起身就走，跟谁都没打招呼，直接就回了家。宿舍里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包括被子啊，褥子啊这些大件头，也都顾不上拿了，统统扔下了。逃啊。
就这样，在我心理上陷入绝境，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废人的当口，生活突然对我绽出了美丽的笑容。
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为我感到庆幸——不仅庆幸我摆脱了已经陷得太久的受挫的泥潭，也庆幸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前程。后一条份量肯定更重，因为那会儿我们县还没有高中，而照我当时的情况，初中毕业肯定就没戏了，再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曾自问过：你还能回去当一个牧民吗？还能当一个好牧民吗？说实话，一点底气都没有。现在好了，考上了专业学校，换句话说，我已得到了某种承诺：毕业后可以立刻牢牢地捧上国家的“铁饭碗”！
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会，得到这样的承诺在当时意味着怎样一种巨大的幸运！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又尤其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更不是一个能透过迷雾、看清明天的人，在当时，眼瞅着有了“铁饭碗”的保证，我已和我的家人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只是在我和历史一起磕磕绊绊地走出了足够远之后，在“饭碗”已不再是生活的最大压力、最高目标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这一转折之于我的重大意义，或者说，它才向我呈现其真正的意义。
多年后我曾将这次转折表达为“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这听起来有点酸，但不这样说就不足以强调我的看重——
假如没有这次转折，就没有我以后的艺术之路，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命运之神”表明了我对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敬畏，这和我对姐姐的感激并不矛盾。因为，我能有这么好的姐姐——包括这么好的哥哥，这么好的家人——本身就是我命运的一部分。“爱的手”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所谓“幸运”，就是在关键时刻突然握住了一只爱的手。
我父母对我本已失望，这时态度立刻产生了变化。我去艺校报到时父亲将他的一套中山装送给了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第二年父母又送了我一块手表，延安牌的，时价90元，就更不得了了。
我高兴得心里直痒痒但又有所不忍，就假假地谦虚了几句。妈妈说：拿着吧，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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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老大”不敢再傲慢
我进内蒙艺校顶的是学舞蹈的名目，进去后也确实练了三个月的功；但我本心并不想学舞蹈，真想学的是扬琴，也不知为什么，或许和我父亲会打扬琴有关。无奈那年扬琴只招一个，我条件比不过别人，只好认命。
但三个月过后就憋不住了。问题是正经八百地找领导谈肯定不行，怎么达成目的？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老招数，即在我姥姥面前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