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林老师对我也是宽厚。比如他有次布置作业，让写一首云南风格的曲子，可一个星期后，我交上去的却是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这事儿要换了其他的老师，很可能就不干了，至少你这是无视师道尊严嘛，再说他那里早已为云南风格的特点总结出了一二三，正等着你来印证呢。
但冯老师就是冯老师，他不会这么想。他会想我之所以要写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肯定有我的道理（当然也可能什么道理都没有，就是想捣捣乱），而从根本上说，这道理并不是哪个人的道理，是音乐本身的道理；只要对领会音乐本身的道理有好处，就可以了，其他都在其次。所以他决不会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布置为难我，相反会就我的曲子谈我的曲子，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当然，该给什么分数，就给什么分数。
我没有和冯老师交换过这方面的意见。我这么猜度他，更多是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作为艺术同道的看法。
谁都会说搞艺术最重要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个性；但要落实到人际关系、尤其是师生关系上，真能做到既珍重自己的自由也维护他人的自由，既坚持自己的个性，又决不以此来限制、压抑他人的个性，以至欣赏、鼓励他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就不那么容易了。
只有那些真能认识到艺术本身比个性和门户（有人说“门户”是被放大了的个性，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受限和受困的个性）都大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胸襟，才能既充分享受自己的自由，也分享他人的自由。
进内蒙艺校时我没想过会学作曲，而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唱歌；然而，我终于是以唱歌出了名，立了身。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两度违背师门的人，但现在，我的两个老师都特以我为傲为荣，跟谁都说“腾格尔是我的学生”。
路是我自己趟出来的，但我不会忘记，我曾一次次迈过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次次经历那些更多被偶然性支配的时刻。假设呼力亚其老师和那位教笛子的老师一样严苛，我完全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教三弦的。
我转来转去转到了唱歌上，或许如前所说是一种“天意”；那么，我总是能碰上好老师，是否也应该归于“天意”呢？不，我宁愿请你们和我一起庆幸。
还有当年我在县一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前两年我回老家搞了一次中学同学的联谊会，把他也给请来了。快30年了，搞这样的聚会还是第一次，大家那个高兴。
后来我和班主任老师时不时会通个电话，几乎每次他都会说，哎呀当时真是特别对不住你，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他是说我当年差一点自杀的事。
其实我那次闹自杀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告发我的人越过了他，而找我的是校长；我的遗书也没有交给他，而是交给了班长，然后班长直接就去找了我哥。看来真往心里去的不是我而是他——这么多年了，还在为一件不该他负责的事内疚不已。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2）
不用说，每当他这么说时我都难过得要命。我一再向他解释说没什么没什么，不要说您，就是校长，就是那个告发我的人，我也早就彻底原谅了。当时就是那么个形势嘛，就是受的那种教育嘛。可他像没听懂似的，还在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无论如何，我都是有责任的，弄得我都有点怕了。我想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直到有天乱翻报纸，看到一篇讨论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该不该忏悔的文章，我才豁然醒悟：老师并没有老糊涂，他这是在以他特有的方式作内心忏悔哪！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可以说比当年还要尊敬：多年后他又一次教育了我，他永远都是我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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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王”？蒙古人（1）
最初媒体上有人称我为“蒙古歌王”，我虽说心中愧不敢当，但免不了还是有点窃窃自喜；后来朋友们开玩笑，略去了“歌”字，直呼我“蒙古王”，这就让我惶恐了。
在我心目中，古往今来，这世界上能当得起“蒙古王”称号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成吉思汗。这人了不得，雄才大略。书上说他当年建立的大帝国，从中心骑马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奔驰，每一个方向都要一年才能到达边界。这不仅说的是版图，也在说他的心胸。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成吉思汗都是我内心最崇拜的人。
除了成吉思汗，本民族我最服的就是嘎达梅林了。但我不会把他和“王”联系在一起，而愿称他为“英雄”，和人民心连心、因此也让我感到亲切的英雄。每次唱《嘎达梅林》我都忍不住流泪，甚至听到别人唱也流泪。那是在蒙古人心里长流的泪。
成吉思汗和嘎达梅林是我们蒙古人的光荣和骄傲，不过，我不会让他们成为我的幻觉。因为我首先活在现实中，而现实中所有的光荣和骄傲，只能靠我自己去争取。
我不会忘记在天津读书时一位同学的话。他说假如不是因为你，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个蒙古族。受刺激啊！好在他接着又说，因为认识了你，现在我翻报纸，只要说到蒙古、内蒙古的什么事儿，就会多溜两眼，不然我非跟他翻了不可。
当然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事后想，他那样说，恐怕也是存心气我，不至于那样无知。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表明了某种偏见，而偏见有时比无知更气人。
有次在广东乘车，我边上坐着一个瘦瘦的女孩，听说我是蒙古人后特惊讶：蒙古人？蒙古人是不是天天吃肉呀？我笑笑。她又问，那你们不吃粮食吗？让我觉得特无聊。蒙古人也是人嘛，对不对？可她似乎就是想不到这一层。许多人都这样，他们只关心身边的故事，从来就不愿费心了解什么少数民族。于是我没好气地答：是，我们不吃粮食，光吃肉，生吃，而且还敢生吃人肉！说着恶作剧地抓起她的一只胳膊，作出要咬的架势，吓得她那叫花容失色。
有人说我唱《蒙古人》“格外深情”，想想有点道理。歌唱自己的民族，歌唱普通的蒙古人，我不深情谁深情？潜意识里恐怕也有回应种种无知和偏见的成分。
但换个角度又不对了。蒙古人唱《蒙古人》，再怎么深情，也不存在“格外”的问题。作为蒙古族的一分子，我就是我的“格”嘛，从哪儿“外”呀？
我的民族是我的母体，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的镜子。
我在歌中唱“这就是蒙古人，热爱故乡的人”，但我发现，蒙古人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以四海为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成吉思汗留下的精神遗产，反正对蒙古人来说，在哪里都是在家的感觉。北京吗？家。东京吗？家。华盛顿吗？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熟悉的程度如何，到了你家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就坐上了，就聊上上，就喝上了，没一点客气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蒙古人家里，就是到了自己家里，就尽管坐，尽管聊，尽管吃喝，没人跟你客气，你也千万不要客气，否则就见外了。
我是早学会客气了，谁给倒杯茶，都要说一声“谢谢”。开始时心里有点犯嘀咕，觉得自己被“汉化”了，尤其是草原老家来人的时候；但慢慢发现他们也在变，你给他倒茶，他也说“谢谢”了。这是怎么回事？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吗？
蒙古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反应不够快，凡事慢一拍，同时也不善于表达。
前两年去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演出，因当晚要赶回昆明，演完我就急急回宾馆取行李。
大厅里歌迷如潮，人叫那个多，只好一路拨拉着上去。
拿了行李下来，不由一愣，只见五个人，前面两个中年男人着西装，拿着酒，可能是领导，后面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都穿着蒙古民族服装，捧着哈达就过来了。
献完哈达，一位穿西装的就说，我们是蒙古族，想见你，饭菜都准备好了。说着就倒酒——当然是按蒙古人见面就喝酒的习惯。
我因事先不知道那边也有一支蒙古族（大概是历史上移民过去的），他们的长相、说话又都不像蒙古人，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一直傻在那里。这时见他倒酒，就赶紧制止说：不行，这次不行！我得赶路，车在门口等着呢。
我这一说，他们几个都彻底愣住了，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歌迷们又涌上来了，嚷嚷着要签字什么的，正乱着，就听见身后“啊”地一声，那个女孩大声哭了起来。她这是急的啊。
上了车很长时间，那哭声都在我耳旁盘旋不去，搞得我脑子里像塞了茅草，乱得理不出头绪。我恨自己太笨：为什么就不能喝了那酒，就没想到哪怕过去拥抱那女孩一下，给她一个安慰呢？我也恨那两位领导：怎么就光知道端着酒傻愣着？也是笨啊！一把抓住我，说话呀！我们都被自己的反应慢，被自己的不善表达伤害了。
唉，这就是我们蒙古人，越着急越激动的时候越没话，跟绵羊一样，杀它的时候就不叫了。
不过我敢肯定，这样的“笨”性格永远不会伤害艺术，不但不会伤害，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特别可贵的艺术资质。好艺术家都是有股“笨”劲儿的；相反，那些太聪明的、反应太快的、太善于表达的，往往都是过眼云烟。
“蒙古王”？蒙古人（2）
许多人都说我长得像成吉思汗，包括谢飞、余秋雨在内。我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这么说？历史上传留下来的成吉思汗画像我也见过，说不上有多像；看来他们更多根据的是各自内心的想象。当然，我没有理由为此感到不高兴。
前两年美国的动作片“大腕”西格尔想拍成吉思汗，来中国时约见了我，被媒体炒得一塌糊涂，“两个‘格尔’在马克西姆相见恨晚”什么的。西格尔说，你肯定有一个重要角色；而我对他说，成吉思汗中国拍过，蒙古拍过，但都没有拍好；你要拍，一定要拍好。但愿他能理解我这么说的份量。
我这话本身没什么份量，我所说的“份量”来自历史。我的意思是：假如你真要拍，就要尊重历史。如果只想娱乐一下全世界的观众，也拍成个打来打去的动作片，那就完了。那就要挨骂，首先是蒙古人的骂。
关键是想法要对，本子要好；至于是不是有我的一个重要角色，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在乎。除非适合我，否则就不演。我不能让我二十多年的形象毁于一旦：我的形象可不只是我的形象啊。我心里知道，真让我演成吉思汗的话，我还真能演好；但我不会去费劲争取，而宁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不过有一条可以肯定，如果西格尔本人要扮演成吉思汗，我肯定就不上了。
腾格尔，天的意思
额尔和图，我的根
在草原，每一根草都散发着阳光和大地的芬芳（2002）
就这样，我从草原深处走向你们（2001）
和乡亲们在一起。背后是我给家乡修建的佛塔（1998）
回到草原家中，装扮成一只混入羊群的“苍狼”（2002）
从北京回家的路上（1995）
民歌的海洋
每一座蒙古包里，都有我的亲人（2001）
回到草原家乡，和小演员们在一起（2002）
和民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