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长了，就有点负面影响。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给领导添乱。
那年的五一、五四，按团里的安排，全体团员要去延安接受再教育；我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人，照理更该去。可事儿有不巧，好多当地人都安排在五一期间结婚，请帖送来了好几张，都说务请光临。其实我去，无非就是抱着吉它唱几首歌，关键是我却不过他们的盛情。结果真抱着吉它去了，却耽误了去延安。
没过几天团里开大会，团长在讲话中就批评了我，虽说没点名，口气却足够严厉：五一期间绝大多数同志都服从了团里的安排，可有的人就不，要留下来参加什么婚礼！别人都在接受党的教育，他却在那里喝酒，昏天黑地，影响极为恶劣……不用说，就跟在天津音乐学院那次被当众宣布受处分一样，弄得我特没面子。
更没面子的事儿还在后头：我们团分到固原的共有9人，到讲师团“班师”时全都入了党，就我一人没入上；回到北京，团里原先答应给的房子也泡汤了，还得回到原先分给我的那间小平房里去。这两件事，谁都没给我明说，但我心里倍儿清楚：那叫自作自受！帮别人闹新房，却闹丢了自己的新房，心里的那份沮丧，就别提了。
从固原回来，正赶上崔健的《一无所有》火爆京城。在固原时说是闲得只能喝酒，却也没真闲着，一年中写了二十几首歌，许多都给当地人唱过，他们特喜欢，我也挺得意；可回来一听《一无所有》，顿时就有落后了几十年的感觉。那二十首歌，除《东去的列车》一首后来录过音外，其余的都让我悄悄撕了，也羞于跟同行提起。
我没有后悔去固原的意思；但从专业的角度说，这一年是我停滞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被我荒废掉的一年。世界日新月异，你不一定要紧紧跟上，但不能不了解种种变化。假如这一年我没有离开北京，即便一首歌也不写、不唱，光是听，情况也会大大不同。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在封闭中自得其乐就更不好了。
草原风暴震撼宝岛（1）
人生如大河行船，忽儿急流险滩，提心吊胆；忽儿潮平水阔，气定神闲；忽儿峡谷夹岸，难见天日；忽儿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拽这么一堆成语，连自己都觉得牙酸，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算命先生所谓的“运程”如何，“定数”如何。只可惜，再好的算命先生也算不好自己的命，更甭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
我对自己的“运程”什么的不是太感兴趣。那是天意，管理权在“天”，就让天去管吧。
不过，真要说“运程”，我觉得90年前后我肯定是走在好运程上。那几年好事接二连三，挡都挡不住，包括89年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90年获在蒙古国举办的“乌兰巴托—90世界流行音乐大奖赛”最高奖，91年获“第二届亚洲音乐节”中国作品最高奖，等等。紧接着，1992年，我又成了应邀去祖国宝岛台湾演出的第一位当代大陆歌手。
申办去台签证真是历尽曲折，前后办了差不多一年。对方说是所谓“藏蒙委员会”和一家电视台联合邀请，但真做主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他们。审查得那叫严格，如临大敌，有时简直就是刁难。好在当时我是那边风潮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他们的老板杨锦聪就帮我跑手续，缺什么补什么。
咱们这边也是谨慎得不行。文化部、对台办、国家民委，层层审批，有时话说得含含糊糊，但那意思并不含糊，也就是别去了。
到后来我是真的不想去了，折腾人嘛；但就在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突然，事儿就成了。
诗人席慕蓉到桃园机场接站。同为蒙古族艺术家，我们可以说彼此心仪已久。早在80年代中期大陆闹“席慕蓉热”时我就读过她的书，当时也没觉得太怎么样；可后来再读，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几乎每读一页我都想哭，有时不知不觉间眼泪就流得满脸都是。书还是那些书，没有变；但是人变了，心态变了。书比人早经历了沧桑。
首演是在一家剧场。那边圈子里的朋友，包括文化界的名流，能去的差不多全去了。老实说那天我唱得不怎么样，特别是《苍狼大地》，两个高音全唱破了。这本是我最喜欢、也最拿手的歌之一，但不知为什么就唱破了。当时觉得特丢面子：现场演唱会啊，还直播！可观众好像没听出来，或者听出来了却完全不在乎，掌声照样像暴风雨一般。
演完了又都不肯走，喊声一片，非得让再唱一首。我也特老实，抱着吉它上去，说我已经没歌可唱了，那就重唱一遍《苍狼大地》吧，因为刚才没唱好，两个高音都破了。底下全笑。
结果再唱时两个高音还是唱破了，把我气得，前胸后背直冒汗。可第二天报纸出来，却是一片叫好声，说我的歌带来了一种崭新的风格，一种淳朴，从未听到过、甚至从未想到过的淳朴。
后来大陆又有一些歌星去过台湾，回来都说你算是最成功的了，台湾人就认你。想想可能的原因，一则我是第一个去的，他们有好奇心；二则我的嗓子，包括我这个人的形象类型，在那边很少见到，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淳朴”吧。其实当初我的唱腔远不如现在，各方面的感觉也没现在好。那时我是力量型的，有些地方唱不上去，就靠力量硬冲上去，完全不玩技巧。就那样，居然还行。
按计划演两场，第二场还是在那家剧院。可主办方一看媒体的反应和观众的疯劲儿，只怕再来两场都打不住，于是开会研究，决定把第二场放在中正纪念广场。
我大概不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享受这种“待遇”的歌星。乐队也换了，又重新排练；台子也搭得特别大，我从未见过的那么大。当天来了足有两万多观众，那叫个阵仗，特过瘾。我这人，场面越大越放松，所以效果特好。
节目单上的唱完，翻唱了两首不能再唱，观众就手拉手围着台子，这边喊“腾格尔腾格尔”，那边嚷“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真是山呼海啸啊。
主办者怕控制不了局面，几个人拥着我就下了地下停车场；可仍然走不了，在车上坐了足有一个多小时。回到宾馆，大厅里满满的也尽是人，根本进不去，又是一个多小时，那个汗流得，像刚被从水里捞出来差不多。
好容易人慢慢散了，我赶紧回房冲了个凉。下面干什么？当然是再出来喝酒。那天是喝了整整一晚。我、杨锦聪、席慕蓉、张弘毅，几个人全兴奋得不行。
杨锦聪、凌峰都是我在那边的的好哥们儿，对我帮助很大。杨锦聪我后面还会说到，这里说几句凌峰，就是邀我访台的那家电视台的大导演。称他是我的歌迷不合适，但他总跟别人吹，说我的音像资料他那儿最全。有一次开我的新专辑发布会请他过来，他发言时也这么说，那可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去台湾开演唱会，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了，此前的一次是帮他写了一首歌。
当时他们电视台有一个叫“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专栏，分辑纪录片，向台湾同胞介绍大陆的情况，每周五黄金档播一集，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之一。凌峰是制片人，总跑国内，就这么跟我认识了。
那次聊到这个专栏的主题歌，也叫《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听，是特南方娘娘腔的那种；我知道“八千里路云和月”出自岳飞的《满江红》，那首词壮怀激烈，无人不晓，心想可让娘娘腔给糟蹋了，就对他说，我给你重写一首吧，管保比你原来那个好。就给他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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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风暴震撼宝岛（2）
如我所料，他一听就特满意，认为非常大气，转头就把原来那首给换了。实际上，台湾观众首先是通过这首歌知道了我，真等我去开演唱会时，差不多也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应该说，这是他们特认我的又一个原因。
凌峰与其说是个导演，不如说首先是个文化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他没少给我说基督教的道理，尤其是内心忏悔的道理，对我挺有启发。
这人做事爽快，也重情义。那天听了我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当即拍板，说这个版权我要了，现在咱们来谈一下多少钱。我说什么钱！不要钱！他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是我真的不会要，当即哈哈大笑。后来他一再说，腾格尔，我永远欠你一个情。你当时提多少钱我都会给你，但你居然不要！
在台湾时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会儿三毛去世不久，有一首歌叫《三毛来了》；我因读过不少她的书，喜欢，就重新谱了曲；两场演唱会都唱了，特别受欢迎。
三毛的母亲当时在医院，知道了很激动，多次给我打电话。隔天三毛的姐姐又来找，请我到三毛家里做客，以示谢忱。她领我在三毛的屋里到处看了看，最后来到卫生间，指着说，三毛最后就是从这儿走的。一时大家都十分伤感。
以这样的方式与三毛相逢显然让她姐姐非常激动。平时都是保姆做饭，那天是她为我亲自下厨，做了许多菜，又拿出各式各样的洋酒，说听说你爱喝酒，你看喜欢哪种，随便挑，让我十分感动。
不用说，喝着喝着我又唱了那首我重新谱曲的《三毛来了》，那感觉，好像三毛就在不远处谛听。
博尔塔拉：一次五星级的演出（1）
这年头“成功”是个让人眼热的词儿，但也是个让人没法说的词儿。
没法说是因为标准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就说我们演出吧，同样被媒体说成是“成功”，有时是指场面大、规格高，有时是指票房好、观众反应火爆，有时嘛，也就是指平安无事，没砸台也没被砸台。
我有我的标准，也就有我所认可的成功。我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与观众交流的程度、双方情感满足的程度。这其实也是音乐本身的标准，人和音乐同一的根。
从“出道”到现在，大大小小、国内国外、个人的和团队的，正规的和不那么正规的，我出演的场次已无以数计，但按照这一标准，真能称得上“成功”的并不多。假如再细分一下，给它们标上星级的话，那够得上四星的，包括92年在台湾的两场，也就五场左右吧；至于五星级的就更少，或许只有一场，在新疆博尔塔拉的那场。
从公共重要性的角度，那场演出是再普通不过了，普通到有点土气和寒伧的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给我造成的心灵震撼是那样的强烈和持久，以至最终滤尽岁月烟云，成为一种历久弥新、无可替代的记忆。
博尔塔拉是新疆的一个蒙古族自治州。那里的蒙古人对蒙古的热爱远远超过内蒙的蒙古人。越是远离故土，越是在文化心理上孤立无助，对故土和本民族的热爱、依恋就越深，这好像是一个规律。
那次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转道去的博尔塔拉，乘车整整一天。大概还有一百来公里吧，突然就刮起了沙尘暴，同时也看到了敖包，莽苍苍一片昏黄中洁白的敖包。那架势，一看就知道是专门为迎接我们搭的，真应了古诗中说的“相迎不道远，直到长风沙”。
风刮着。沙扬着。红地毯静静地躺着。烤全羊散发着余温。红地毯上净是沙，烤全羊上也落满了